前言（節(jié)選）

一

中國的春秋、戰(zhàn)國時代，社會經(jīng)濟正在急劇變化。由于生產(chǎn)力空前提高，經(jīng)濟繁榮，宗族領主土地所有制正向家族地主土地所有制轉化。因此，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的矛盾愈益尖銳化和復雜化——諸侯與諸侯之間，諸侯與大夫之間，大夫與大夫之間在政治上、經(jīng)濟上展開了劇烈的斗爭。強凌弱，大并小，形成七個大國稱王、爭帝，合縱、連橫的局面，逐漸演變?yōu)橛筛顡?jù)形勢趨向統(tǒng)一的發(fā)展。然而，連續(xù)不斷的戰(zhàn)爭和橫征暴斂對人民的剝削壓迫，卻使人民陷入長期水深火熱的嚴重災難。由于經(jīng)濟變化形成社會分工的結果所產(chǎn)生的或由庶民上升或由貴族沒落而成為不農(nóng)、不工、不商的專業(yè)的“士”，特別是其中的“學士”、“策士”，在這社會激烈動蕩的時期，代表著自己的階級利益，反映當時錯綜復雜的思想斗爭，越發(fā)活躍起來了。他們各說一套大道理——或者針對現(xiàn)實，發(fā)表政綱；或者揣摩風氣，爭取功名；或者憤世嫉俗，尚論古人——各自聚集門徒，奔走四方，“上說下教”，著書立說。這在學術思想上就表現(xiàn)為“百家爭鳴”的蓬勃發(fā)展的氣象；不但對當時社會發(fā)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而且也為后來整個封建時期的思想界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儒家學說以“仁”、“義”、“禮”、“樂”為中心，一方面主張等級、名分，維持封建統(tǒng)治秩序；一方面強調(diào)“民為邦本”，要求照顧人民生活；這種思想，一直支持著中國兩千馀年封建社會的發(fā)展。創(chuàng)立儒家的孔子死了以后，儒分為八(子張之儒，子思之儒，顏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孫氏之儒，樂正氏之儒：見《韓非子·顯學》)；但自偉大的文學家兼史學家司馬遷把孔子和孟子相提并論，后世都以孔孟并稱，一般認為繼承孔子的嫡派大師就是孟子。

孟子，名軻，鄒國(今山東鄒縣)人，大約生于公元前372年，死于公元前289年。他是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后裔，沒落為“士”，受學于孔子之孫子思的門人，成為儒家曾子、子思學派的繼承者，并發(fā)展了這一學派。學成，為了實現(xiàn)他的抱負，他游說諸侯，經(jīng)歷鄒、任、齊、魯、宋、滕、梁(魏)等國；仕齊為“卿”數(shù)年，在梁甚被優(yōu)禮。但齊宣王、梁惠王這些大國諸侯都認為他的主張不合時宜，盡管對他十分優(yōu)待，卻并不采用他的建議。在這種情況下，他不貪戀名位，罷官而去，著書立說，教授門徒，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將來。他停止政治活動以后，便和他的弟子萬章、公孫丑等把他的學說——即政治主張、哲學理論、教育綱領等——整理成書，傳于后世。這就是流傳至今的《孟子》七篇。

二

孟子站在“士”的立場，為要維護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因而對封建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發(fā)表了以“仁義”為主導思想的學說，希望他們能夠“正心”、“誠意”、“修身”、“齊家”，從而“治國平天下”。全部學說內(nèi)容包括“性善”、“道堯舜”、“民貴君輕”，頌揚“湯武”、反對“桀紂”，強調(diào)“仁政”、反對戰(zhàn)爭，排擯“楊墨”、批評“陳仲、許行、公孫衍、張儀……”等等，都是為了教育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各階層人們，或向高級統(tǒng)治者建議，如何做到“得其民斯得天下”；但他對人民生活是具有很大的同情的，從而表現(xiàn)了他的人道主義思想。這里就全書中富有人民性的也即是孟子學說中比較進步的民主思想因素，簡要地說明如下：

一、“戰(zhàn)國”人民是在戰(zhàn)爭、貧窮、饑餓的日子里呻吟著的：一方面是“爭地以戰(zhàn)，殺人盈野；爭城以戰(zhàn)，殺人盈城”七個大國的相互爭雄；另一方面是“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的統(tǒng)治階級與人民的矛盾日益加深。這種殘酷的現(xiàn)象，正如孟子所說：“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時者也�！泵献雍粲酢叭收�”，對當時災難深重的歷史現(xiàn)實來說，是具有一定人民性的。孟子的“仁政”論的哲學基礎，是“性善”論，推行“仁政”的關鍵，完全在于君主個人內(nèi)省“仁術”，“擴而充之”。這是一種完全主觀唯心論的政治哲學。不過“仁政”的某些具體綱領，客觀上曲折地反映了當時人民愿望的一部分，倘能實現(xiàn)，在改進人民物質(zhì)生活狀況方面自有一定的作用。孟子所提出的“仁政”的要求：與民“同憂”、“同樂”、“同好”、“同惡”；對人民的生活需要，不但要給予他們，而且要讓他們積蓄生活資料像“水火”那樣多；讓他們有“恒產(chǎn)”，人人“不饑不寒”——老者還要能“衣帛”、“食肉”，“養(yǎng)生喪死無憾”；讓他們的“鰥、寡、孤、獨”都能存活；讓他們得有工夫學習“孝父母、敬長上”，大家“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等等。他說：平時統(tǒng)治者不問人民疾苦，在打仗的時候，人民當兵，在戰(zhàn)場上不去營救帶兵官的死傷，這是人民對統(tǒng)治者正當?shù)膱髲汀Ｋ�說，國君用人和殺人，都應該尊重“國人”的意見。他以雄辯的語言，隨時隨地向著當時諸侯鼓吹他的“仁政”思想。對大國之君如齊宣王、梁惠王這類懷抱政治野心的，他就勸他們不要用戰(zhàn)爭侵略的手段，企圖當一個霸君，要擴大政治綱領，實行“仁政”，爭取人民的擁護，為“天下之王”。對小國之君如滕文公、鄒穆公這類害怕大國侵略，避免戰(zhàn)爭威脅的，他也勸他們實行“仁政”，團結人民，保衛(wèi)自己的國土。有時，他還從利害、榮辱的關系指出“仁”與“不仁”的不同后果。他為了“仁政”綱領順利地下達于人民，還給指出“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的政治路線。“巨室”就是“卿大夫之家”，在封建統(tǒng)治組織形式上，他們擁有一定的土地、人民，是封建統(tǒng)治的基礎，孟子曾經(jīng)指出“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在這里，就可以看出孟子推行“仁政”的目的，在于維護以“巨室”為基礎的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所以他又說：“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為了“得天下”，鞏固封建統(tǒng)治，必須貫徹執(zhí)行“仁政”綱領，使“恩澤”下達于人民，以爭取民心之歸向。這又說明孟子以實施“仁政”企求統(tǒng)一當時統(tǒng)治階級四分五裂的局面的愿望。因之，他的“仁政”主張，有消極的一面，但也有積極的一面——包含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因素。

二、孟子的“民貴君輕”主張，也是作為全部學說的中心思想來表現(xiàn)的。他提出“民為貴，君為輕”的政治原理，并且說“得乎丘民(民眾)”才得為“天子”。他認為殘害人民的“君”不應該被看待為“君”；因而他對齊宣王說：誅殺殘害人民的“君”是“誅一夫(失掉人民同情的‘獨夫’)”，不是“弒君”。這些道理，主要在于教育當時統(tǒng)治階級要懂得“民貴君輕”的好處，通過實施“仁政”，使民心歸向。不要使自己像紂一樣變?yōu)椤蔼毞颉�。孟子為統(tǒng)治者說教的同時，卻也使他的“民貴君輕”的思想，在封建社會里發(fā)生好的影響。他又公然對齊宣王指出君臣的相對關系——“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辈⒄f明：要是君能“諫行言聽，膏澤下于民”，臣才遵守“禮”的意義，對君發(fā)生感情。他反對拘守“禮”的形式、絕對服從君命的態(tài)度和作風。這些都是“民貴君輕”思想的演繹，影響到后世一些進步思想家在封建社會接近或正在崩潰的時期的民主思想的發(fā)展。例如：明朝滅亡以后的黃宗羲在《原君》和《原臣》兩篇文章里，痛斥歷代專制君主以天下為私產(chǎn)，“屠毒”人民的罪惡；明白指出“天下為主，君為客”，“今也，天下之人怨毒其君，視之如寇仇，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我(臣)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并且說：“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毕顸S宗羲這樣的“民主”和愛國主義相結合的思想，顯然是受到孟子學說的影響而又有了發(fā)展的。

三、孟子教育“士”要關心人民疾苦，因此，“士”就需要“仕”；但“仕”是為了“行道”，而不是為了自己的“向上爬”。他歌頌：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饑之也。

予(伊尹)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nèi)(納)之溝中。同時，他又指出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的積極思想是有其“自潔其身”的修養(yǎng)基礎的。這個基礎必須鞏固才能“行道”，所以他反對茍求“富貴利達”，仕“不由其道”，“以順為正”。他歌頌“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節(jié)。這不但表示了他具有嚴正的自尊心，而且因為不這樣做就不能“行道”，他說：“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