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鴻自北方來，收得王維博士的書稿并索序，讀思一過，有些心得可寫，非只為作俗套序文也。
　　相比于動輒數(shù)十萬言乃至于百萬言的大書，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究竟有什么特點和創(chuàng)意呢？俾以為特點十分突出，創(chuàng)意甚是難得。而本書最重要者，即是生命本體論的揭示和音樂思想史的闡發(fā)。
　　就特點言，有以下數(shù)點可說：
　　本書選點集中。作者為自己設計的范圍是專研秦漢時期的樂論思想。這一集中選點，恰在中國歷史的重大轉折處，也是中國音樂思想史的重要時期。秦漢樂論思想，上承先秦音樂思想原典和百家諸子學派，下啟漢魏以降儒道音樂思想眾流，不可謂不重要，不可謂不繁盛，其影響亦極深遠。如此可見作者思慮所在，即欲由此而上溯秦漢樂論思想之史源，下及秦漢以后樂論思想之泛濫，正是作者所說“從秦漢樂論文獻的上下文出發(fā)，隨著文獻自身所具有的邏輯發(fā)展力量來呈現(xiàn)其產(chǎn)生、發(fā)展、異變、衰落的系列過程”。作者從所謂“背離與回望”展開自己的思緒，“讓文獻自身的邏輯力量去引領我們的研究，有些看似矛盾的思想會變得更加容易接納，而有些早已熟知的理論卻可能在這種微觀放大的思想審視當中變得陌生”。讓熟悉的理論陌生化的策略極富創(chuàng)意，這一學術姿態(tài)頗費細密心思，也是作者獲得自己新見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