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唐代吐蕃歷史，主要的資料有五個方面：其一是敦煌發(fā)掘的古藏文資料和新疆等地出土的藏文簡牘文書資料，這些都是手的資料，對于研究吐蕃社會歷史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特別是《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資料，對于恢復唐代吐蕃面貌尤其重要。新疆出土的藏文簡牘資料為研究吐蕃在西域地區(qū)的統(tǒng)治提供了極為有用的細節(jié)，應該引起人們特殊的關注。其二是唐宋時期有關唐代吐蕃歷史的漢文資料，諸如杜佑《通典吐蕃》，《舊唐書》、《新唐書》吐蕃傳，楊億、王欽若的《冊府元龜》、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等，以及唐人文集資料等，這些資料比較全面地反映唐朝時期吐蕃的歷史，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同時也應該注意到它因于偏見或者缺乏實地調(diào)查而產(chǎn)生的某些錯誤。其三是西藏和其他地區(qū)吐蕃時代的考古資料，特別是吐蕃王陵和貴族墓葬發(fā)掘資料，以及吐蕃時代的金石碑刻和巖畫實物資料。這些資料的文獻價值同樣很高，但是需要花費心力加以研究和甄別。其四是公元10世紀以后，也就是西藏佛教歷史上所謂的后宏期的藏文歷史文獻資料，這些資料內(nèi)容相當豐富，其中很多內(nèi)容涉及到唐朝時期吐蕃的歷史，特別是宗教歷史狀況，值得認真發(fā)掘和利用。但是這些資料也有缺陷，即它多為宗教歷史內(nèi)容，而且還夾雜著鮮明的宗教立場和觀點，甚至存在竄改歷史的情形。其五是梵文、波斯文、突厥文、回鶻文等其他民族文字資料，這些資料對于研究唐代吐蕃與各該地區(qū)的民族關系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唐代吐蕃史的研究，由于《敦煌吐蕃歷史文書》和新疆簡牘資料等的發(fā)掘和利用，以及國內(nèi)外學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巨大的發(fā)展，國外的著述，如日本學者佐藤長《西藏歷史地理研究》(巖波書店1978年)、山口瑞鳳《吐蕃王國成立史研究》(巖波書店1983年)，法國巴考(J.Bacot)等《敦煌吐蕃歷史文書》(巴黎1940年)、法國A.麥克唐納夫人(A.Macdonald)《敦煌吐蕃歷史文書考釋》(巴黎1971年)、英國托瑪斯(F.W.Thomas)編《關于新疆的藏文文書》(1-3)等。中國學者王忠《新唐書吐蕃傳箋證》(科學出版社1958年)，王堯、陳踐譯注《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民族出版社1992年增訂本),王堯編著《吐蕃金石錄》(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王堯、陳踐編著《吐蕃簡牘綜錄》(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等，為這一時期吐蕃歷史研究作出了可貴的貢獻。但是，唐代吐蕃歷史研究中也還存在著許多問題，很多方面都還存在疑難點和空白點，需要學者們長期艱苦的努力。
本編是作者在這一領域辛勤勞作的部分成果，《西藏本教與北方薩滿教的比較研究》《論本教在吐蕃王朝時期的地位》《試論吐蕃的動物崇拜》《藏族古史傳說與波斯祆教的影響》《祆、辛(gshen)與sanavee考釋》等，是有關唐朝及上古時期西藏宗教歷史和文化研究的一些成果，分別就西藏原始宗教中的動物崇拜現(xiàn)象、西藏地方原始宗教本教與北方地區(qū)的原始宗教薩滿教的關系，以及本教與中亞、西亞地區(qū)的波斯古教祆教的關系問題做了探索，通過宗教文化現(xiàn)象來窺視古代歷史的真實，以及吐蕃與相關地區(qū)文化之間的聯(lián)系與影響。而《佛教史觀與西藏古史的再塑造》，則就在西藏歷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佛教史觀解釋歷史，乃至偽造歷史的問題做了探索�！恫厥分泄挪孔遄V系說略》探討了元明時期在藏文史籍中出現(xiàn)的重塑藏族古代民族譜系的問題，并試圖尋找其產(chǎn)生的原因。《吐蕃的起源及其與中原文化的關系》就上古時期藏族的起源與中原地區(qū)的文化聯(lián)系進行了探討。而《吐蕃絲路的貿(mào)易問題》則就吐蕃王朝時期，在吐蕃經(jīng)濟和文化發(fā)展中占有極為重要位置的絲綢之路貿(mào)易問題作了研究，分析了它的貿(mào)易形式與貨幣。《吐蕃七賢臣考論》探討了藏文史書中記載的上古和吐蕃時期七位著名大臣的事跡，以及由他們的事跡所反映出的西藏地方經(jīng)濟、科技和社會發(fā)展的進程。《節(jié)兒考略》主要探討吐蕃統(tǒng)治敦煌時期所設置的節(jié)兒這一職官的含義與職能�！墩摴糯�藏族婦女的地位》則對古代時期藏族婦女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試圖作客觀和平實的分析�！秲商茣�〈吐蕃傳〉及其史料價值》、《〈通典吐蕃傳〉的史料價值》兩文，則從文獻學的角度，對研究唐代吐蕃歷史很有價值的兩部漢文文獻作了細致的探討，對其得失作了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