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這部《古典學術史》的第2、3卷出版，便結束了我們自1900年元旦那天開始的工作。第1卷，從西元前6世紀論述至中世紀結束，在1903年10月問世了，當時我有幸在1905年春天受邀在哈佛發(fā)表了朗氏Lane系列講座，結果在同年出版，題為《哈佛講演錄：論學術復興》。《學術史》的第1卷在美利堅合眾國受到了友好的接納，如同在英國及歐洲大陸一樣，這促成了1906年10月第二版的刊行。

現(xiàn)在出版的兩卷，始于學術復興運動而止于當下。書中包括了對1419世紀主要學者生平與著作的考察。各卷下分設的每個時期，開篇都有一部該時代之學者的年序綱目，注明了各自生卒年期，以及在這后四個世紀中，將他們按照所屬的國別進行群類劃分。在16、17世紀，國家按以下次第排列，意大利、法國、尼德蘭、英國和日耳曼。不過，在18世紀，如此順序就遭到摒棄，因為本特利在希臘學術上對荷蘭的影響，使得把英國置于尼德蘭之前有歷史上的必要性。也有更為顯著的理由，19世紀需要丟棄上述這個順序，才能說明日耳曼的情況。因此，在第3卷第1部分，日耳曼18世紀的學術史，之后接著敘述同一國家在19世紀的情況。有出色的慣例，論述日耳曼語瑞士時即與日耳曼有關，論述法語瑞士時即與法國有關。西班牙與葡萄牙被我們關注，主要在16世紀；比利時與荷蘭分開論述，是在1830年比利時王國建立之后。在此世紀中，有些篇幅可用以回顧丹麥、挪威以及瑞典、希臘與俄羅斯的古典學術史，也有簡短的論述涉及匈牙利與之相關的命運。19世紀在英國的歷史，直接連接著合眾國，見于此書后一章。

第2卷所附的書目，展示了在準備第2、3卷時采用的大多數資料來源�；蛟S令人覺得，這部著作有著比實際情形更多的先驅。在哥廷根，厄恩斯特·科耳修斯Ernst Curtius徒勞地試圖勸導紹佩Sauppe以及迪滕貝格Dittenberger寫作一部古典語文學通史，未能如愿。關于這個主題簡略而具有提示意義的概述時不時會出現(xiàn)一部，但只有本書嘗試涵蓋整個領域，涉及任何豐富的細節(jié)。福格特Voigt那部令人懷有敬意的著作，只涉及了意大利學術復興的個世紀。布爾西安Bursian具有價值的德國古典語文學史，則幾乎專門局限于該國之范圍；盧奇安·穆勒Lucian Mller寫過一小冊關于古典學識在荷蘭的著作；還有勒爾施Roersch，他在一部比利時的百科全書中埋藏了比利時古典學術之命運的簡述。在所有歐洲其他國家的情況下，還有在美利堅合眾國，都沒有一部單獨成書的歷史；因此，本書的所為乃是首次之創(chuàng)舉，這不僅對于英國而言是如此，也同樣可用于意大利、法國、斯堪的納維亞、希臘和俄羅斯，以及合眾國，而對荷蘭、比利時以及德國之學術史的重新研究，也使之延續(xù)到當下的情形。在本書中，其生平與著述得到評議的學者，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是作古之人。只有非常少數的個案中，完全緘默會顯得不太正常，于是我提及了幾位在世學者的姓名，諸如韋爾Weil與孔帕雷迪Comparetti。

在努力描述自彼特拉克時代至今一長串古典研究代表人物之主要特色的過程中，我不斷地回想起古羅馬人的一個風俗，他們在中庭的壁龕里按照宗譜支系放置著祖先的彩繪面具。這些肖像被視為家宅的主要裝飾，從不移動；除非偶而家庭成員中有人亡故，這時每個面具都由一位在世的代表戴上，并穿上長袍來摹擬逝者，為其舉行葬禮游行，至廣場中的講臺處方止。在那里，祖先們從馬車上走下來，就座于顯要席位，直系的親屬上臺并列數四周環(huán)坐者的姓名和功績，后是那些晚近剛剛去世的人[ 波里比烏斯，vi 53；普林尼，《博物志》，xxxv 6；蒙森的《羅馬史》，book III，chap. xiii開篇。]。對于今日的學者們，這些篇章提供了一系列他們自己的imagines maiorum【先輩肖像】，每一幅都安置于自己獨特的壁龕中，并按照時、地次序將之分屬于各自的世紀和國家。他們在一支綿延漫長的游行隊列中先行于我們，本書作者有權走入這世界的中心廣場，向所有聆聽者宣揚每一個人物的姓名與成就。

在此后這兩卷中，有接近六十位學者的肖像被采用制版。有17幅作品的原始版畫或石印本[ Burman, Ernesti, Fabricus, Gronovius, Hemsterhuys, Heyne, Lachmann, Lambinus, Meineke, Montfaucon, K. O. Mller, Muretus, Niebuhr, Ritschl, Ruhnken, Salmasius, Vossius. 以上這些及其他所有肖像的出處，后可從插圖目錄中獲得。]，我得益于古德曼教授，他從前在康奈爾就職，現(xiàn)在則在慕尼黑工作，慷慨地將全部藏品贈送與我。皮埃爾·德·諾亞克Pierre de Nolhac先生友好地允準我復制了彼特拉克的肖像，這幅圖構成了他討論彼特拉克與人文主義運動的經典著作之扉頁。亨利·奧蒙Henri Omont先生業(yè)已同意我重制瓜理諾的肖像，那幅圖首次是由他從英國一份鈔本中公布于世的。大英博物館的G. F. 希爾先生，饋贈給我薄伽丘的大獎章之鑄模。薩洛芒·雷納克Salomon Reinach先生大行善舉，在法國國家圖書館選擇了羅貝·艾蒂安、卡索邦、杜康日和馬必雍的肖像版畫，為我拍攝下來，并代為復制布瓦松納德Boissonade的肖像。羅伯茨E. S. Roberts牧師，他是岡維爾與凱斯學院院長，現(xiàn)在是劍橋的副校長，曾將詹·葛魯忒的海德堡肖像的一幅精美相片出借給我。哈特曼教授，現(xiàn)在是萊頓大學的校長，也許我使用他私藏的科貝特所贈肖像的石印副本。萊比錫的托伊布納Teubner諸先生，早已允準復制柏克的某幅肖像，其子向我擔保，在他看來那是為出色的一幅。范·維拉莫維茨-默倫多夫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教授，蒙森的乘龍快婿，曾借給我一幅他岳父令人敬慕的肖像，由威廉·里奇蒙德爵士繪制。約翰·穆雷先生曾給我一幅格羅特肖像的精美版畫，并允許我在該史家傳略文字前重新該圖。佛羅倫薩的阿李納理Alinari先生們允準使用吉蘭達約Ghirlandaio所繪費奇諾、蘭迪諾、波利齊亞諾與喀耳孔第勒斯群像的復制版；倫敦的照相師們也同樣授權，使我得以采用伊拉斯謨的肖像，以及后來的理查德·耶博爵士之像，而牛津的幾位萊曼Ryman先生，使我得以在清單中添加上蓋斯福德的肖像。后，紐約的惠勒J. R. Wheeler教授寄給我美利堅雅典學校的大獎章，復制于這部著作的結尾處。

在那些友善地提供我傳記或書目信息的人中，我可以提及的，除了薩洛芒·雷納克先生，還有前駐倫敦希臘公使約翰·真納蒂烏斯John Gennadios先生；圣彼得堡的杰林斯基Zielinski教授，他促成其同儕馬林Maleyn教授為我撰寫了一篇關于俄羅斯國內學術簡短論述；還有米蘭的薩巴迪尼Sabbadini教授；哥本哈根的葛茲教授；烏普薩拉的許克Schck與維德Wide教授，以及該大學圖書館館員畢格登Bygdén博士；根特的圖書館館員范·德·海根V. van der Haeghen博士，以及魯汶的助理圖書館館員維茨J. Wits，他向我提供了同鄉(xiāng)人物許多記錄資料；哈佛的懷特J. W. White教授與摩根M. H. Morgan教授，紐約的西勒爾E. G. Sihler教授，巴爾的摩的馬斯塔德Mustard教授，以及耶魯的已故席默爾Seymour教授；牛津默頓學院研究員艾倫P. S. Allen先生；劍橋國王學院的卡爾·赫爾曼·布羅伊爾Karl Hermann Breul博士，以及伊曼紐爾學院研究員賈爾斯Giles先生。在轉寫俄羅斯姓名方面，我遵從了布雷Bury教授的建議。涉及斯堪的納維亞學者傳記時所研讀的丹麥文、挪威文及瑞典文原始資料，都是受惠于大學圖書館的馬格努松Magnússon先生，而在修訂有關首刊版的部分編年綱目時，我得到了圣約翰學院文科碩士查理·塞爾Charles Sayle先生的幫助。圣約翰學院研究員史密斯W. F. Smith先生翻譯過拉伯雷，他向我提供了有關那位人文主義者的一條記載。我從未邀請友人們對拙著加以考評，但是當國王學院研究員亞瑟·蒂利Arthur Tilley先生對部分屬于他大作《法國文藝復興時期之文學》Literature of the French Renaissance論述范圍的片段略加垂顧后，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審讀意見。這部著作其他部分的少數被我和大學出版社細心的審讀員們都疏忽了的錯謬，被記錄在《勘誤表》中【譯按，中譯本俱已在原文各處加以修正】。每一卷結尾的索引，都并不局限于當卷的內容。比如特別是第3卷的索引，收入了條目對象的可選擇部分綜合文獻之參考頁碼。

J. E. 桑茲

默頓樓，

劍橋，

190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