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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有很多著名的華人聚居地，它們既反映了中華文化對外國人的強烈吸引力，也投射出外國對中國人的普遍刻板印象。橫濱中華街就是這樣一個華人社區(qū)，它像民族飛地一般扎根在這個港口城市，挑戰(zhàn)著日本的單一民族神話。華人在橫濱的國際化進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們作為少數(shù)族裔的社會地位，可以讓我們解析歷史情境中錯綜復雜的身份認同，洞察民族主義的構建和中日文化的底蘊。

致謝
1996年夏，我次來到橫濱中華街。完全沒想到，日后我會寫一本關于這個地方的書。怎么可能呢？那時我剛拿到分子生物學的學位，對歷史研究一無所知。但早年的這次旅行，留下一些讓我感到無比困惑的問題：這些華人如何看待日本和中國間的復雜歷史？他們覺得自己更像中國人呢，還是更像日本人？這兩個問題終催生了這本書，但在動筆之前，我花了很多年時間磨煉寫作技巧、積累自信。這一路上，我從很多人那里得到過鼓勵、靈感和支持，沒有他們，我恐怕永遠無法完成從研究自然科學到研究人文科學的轉變。首先，我要感謝橫濱的美國-加拿大大學聯(lián)合日本研究中心，這里是我研究的起點。1999~2000年，我在這里打下了日語基礎，為日后研究生階段的學習創(chuàng)造了條件。也正是在這里，橫濱中華街社區(qū)給我留下了印象。
不過，在那個決定性的千禧年到來之前，很多人和機構在學識方面對我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首先是普林斯頓大學的馬丁·科爾卡特（Martin Collcutt），他是我的日本史啟蒙老師。接著是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我在這里拿到了東亞語言與文化研究的碩士學位。在羅納德·托比（Ronald Toby）、唐納德·史密斯（Donald Smith）以及已故的戴維·古德曼（David Goodman）的教導下，我打下了跨學科研究的基礎。同時，我非常感謝臺灣大學的國際漢語學習項目，1999年夏，在那里我的漢語水平得到了顯著提高。
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拿到了東亞歷史研究的博士學位，感謝那里的教授們在我研究的關鍵階段給予的支持。真心感謝我的導師卡羅爾·格盧克（Carol Gluck），在她不知疲倦的修改和質問中，我的研究計劃日漸成熟，終得以完成博士論文，又因為她的不斷鼓勵，我才能將它出版。我也非常感謝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的成員，包括亞當·麥基翁（Adam McKeown）、格雷戈里·普夫盧格費爾德（Gregory P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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