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世界中國學概論》，是在王戰(zhàn)院長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全體博碩士生開設的世界與中國通識課講稿和為世界中國學研究方向博士生開設的世界中國學導論專業(yè)必修課講義的基礎上幾經修訂、打磨而成。可能因為我比較了解王戰(zhàn)院長和褚艷紅博士合著此書的用意所在，以及這部著作的成書經過，王院長邀我寫一篇序。作序當然是不敢當的，不過我很樂意就此書談點我讀后的感受。

世界中國學這個概念是2004年在上海社會科學院舉辦的首屆世界中國學論壇正式提出，并被廣泛接受的。2012年又依托世界中國學論壇而設立世界中國學研究所，冀為論壇提供學術支撐。當初創(chuàng)設這個以中國研究為主題的學術論壇和研究所，并以世界中國學命名這個論壇和研究所，主要是基于兩個考慮：一是伴隨新中國的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崛起，中國日益成為備受國際社會關注的熱詞和海外各界競相研討的焦點，除了海外中國研究的傳統(tǒng)重鎮(zhèn)如日本等中國周邊國家和法國、俄國、美國等歐美國家外，原本被視為中國研究荒村的亞非拉國家也越來越多地開始關注中國、研究中國，也就是說，中國研究已日益顯示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性；二是世界各地的中國研究植根于各自的精神傳統(tǒng)，各有自己的學術語境和學脈傳承譜系，對中國的認識和理解，彼此之間往往存在著明顯差異，不免互為他者，各說各話。而在解釋中國的世界學術版圖中理應擁有更大話語權的中國卻往往處于失語狀態(tài)，未能充分發(fā)揮其應有的作用。因此，為世界各國的中國學家搭建一個相互溝通、交流與對話的學術平臺，讓不同的觀點在這里爭鳴，不同的思想在這里交鋒，不同的文明在這里對話，并在這種爭鳴、交鋒和對話中，減少誤讀，化解歧見，凝聚共識，不但必要，而且緊迫。世界中國學論壇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論壇會標取《周易》中的《同人》卦，表達的就是中國與世界交流互鑒、融匯發(fā)展的愿望，希望通過這個常設的論壇，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也讓中國更深入地了解世界，進而推動全球范圍內方興未艾的中國研究向縱深方向發(fā)展。這樣的旨趣因其契合海內外中國研究學界加強互動、增進彼此了解的迫切愿望而受到廣泛認同，每屆論壇都得到世界各國中國學家的積極響應和鼎力支持，迄今為止已成功舉辦八屆，第九屆也已準備就緒。主論壇之外，從2015年起，世界中國學論壇開始走出國門，創(chuàng)辦每年一屆的海外分論壇，先后在美國、韓國、德國和阿根廷等國成功舉辦美國分論壇、東亞分論壇、歐洲分論壇和拉美分論壇，受到舉辦地所在區(qū)域社會各界和媒體的廣泛關注，反響熱烈。據不完全統(tǒng)計，已有超過100個國家和地區(qū)的學者先后參加過論壇，這些學者遍及全球，除了來自歐美、日本等傳統(tǒng)中國研究大國外，也有相當比例來自拉美、非洲、中西亞等地。其中既有享譽國際的中國學大家、資深學者，也有剛冒尖的新生代中國通，可謂群賢畢至、少長咸集，共同就中國研究的熱點問題和核心議題展開面對面的交流與對話，并借助這種交流與對話，一方面逐步破除海外中國學研究無所不在的西方中心論和近年來逐漸流行的中國中心論的認知迷思，在學理上重構世界的中國形象；另一方面攬鏡自鑒，為本土的中國研究提供更深廣的他者視角，提升向世界說明中國的能力、層次和水準。

王戰(zhàn)先生長期從事世界經濟研究與國內決策咨詢研究，是國內屈指可數的在基礎理論研究和決策咨詢研究兩個不同領域均有重要建樹的跨界權威專家。他涉獵的研究領域至廣，但思考和關懷的重心始終都落在中國問題研究并加以理論化上，這一點恰好與世界中國學論壇的旨趣不謀而合，因此，他一直密切關注論壇的發(fā)展，并曾應邀在論壇上發(fā)表學術演講。2013年初擔任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后，他更對這個論壇，以及依托這個論壇設立的世界中國學研究所寄予厚望。但他認為，社科院在舉全院之力辦好論壇的同時，在世界中國學理論研究和學科建設上亦應當有更大的抱負和作為。這個抱負和作為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充分發(fā)揮社科院專業(yè)比較齊全的優(yōu)勢進行協(xié)同創(chuàng)新，希望在不太長的時間里形成一套對世界和中國的總體認識和邏輯分析體系，并在這個大的方向下開展各自的研究，敢于在學術上提出經得起實踐檢驗的觀點，花十年、二十年的努力，形成中國人文學科領域的尚社學派。他曾在《世界中國學芻論》講義自序中寫道：我們形成學派，需要有一個平臺，我認為這個平臺就是世界中國學。我們院16個所專業(yè)領域都非常清楚，只有世界中國學所是一個橫向的、能推動我們整個學科協(xié)同創(chuàng)新的所。到目前為止，我們世界中國學還不能稱為是一個學科，因為它并沒有這方面的理論。原來有漢學，為什么現在又有世界中國學？漢學是外國人研究中國的歷史文化，世界中國學是外國和我們自己對共同感興趣、但仍未有共識的中國問題研究。如果我們把中外的中國問題研究學者聯(lián)合起來，大家找到共同感興趣的問題，在這方面進行探索和突破，那我們世界中國學就會進一大步。

但是，一個學派的形成往往需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接續(xù)努力，王戰(zhàn)院長深知單靠整合現有的研究力量和學術資源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放眼長遠，著力培養(yǎng)中國研究的后備力量。因此，他到社科院年，即把以往研究思考中的幾個貫通古今中外的大問題串起來，親自給全院研究生開設了一門世界與中國通識課。這門通識課共分個單元，每個單元三到四講，主要圍繞中華文明傳承、中西歷史大分流、康氏長周期率、社會主義之路和中國現代化道路等五大問題依次展開，王院長希望通過他的系統(tǒng)講授，引導學生進一步去思考這些問題，同時讓學生對人類社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養(yǎng)成知識樹結構系統(tǒng)的學習方法。因為這些都是外國和我們自己共同感興趣、但仍未有共識的中國問題，因此大受歡迎。此后，王院長行政事務再忙，仍堅持每年給學生開課。相關講課錄音經整理、補充，于2016年12月打印成講義，并定名為《世界中國學芻論》。2018年，又是在王院長的主導下，世界中國學研究所設立了世界中國學碩士點，并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博士點下設置世界中國學方向，開始招收世界中國學博士生和碩士生。王院長親自擔任博士生導師，并為世界中國學方向博碩士生開設世界中國學導論專業(yè)必修課，中國學所則委派褚艷紅博士擔任王院長的助教，協(xié)助參與課堂教學及《世界中國學概論》策劃和組織編寫工作。褚艷紅博士是朱政惠教授的高足弟子，專門從事海外中國學研究，諳熟海外中國研究的歷史和現狀，經過兩年多的努力，書稿終于修訂完成，交付出版。

相比于《世界中國學芻論》講義，這部著作除前言和后記外，頭尾各新增了一章內容，即章世界中國學的若干基本理論問題和第七章全球視野下的一帶一路中國學，并對原講義的五章內容做了不同程度的修訂。經這次增補、修訂，全書內容更加豐富、完整，相關問題的討論更加系統(tǒng)、深入，整體架構也更加合乎邏輯，是一部別出心裁、易讀又難讀的著作。

單純從書名看，這本概論很容易被理解為一本介紹或評述世界各地中國研究概況的書，多也就是在介紹或評述的基礎上再加點反思。但這本《世界中國學概論》完全不同。在這部著作中，王戰(zhàn)院長對世界中國學做了重新定義，他認為，世界中國學應當聯(lián)通世界與中國，聚焦世界各國普遍關注，但尚未形成共識的的中國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和研究。在世界中國學領域中，這樣的問題當然很多，要在一本書中面面俱到地加以討論是沒有可能的，實際上也沒有必要。因此，本書僅選取過去一兩百年里海外中國學家提出的七大帶有全局性的中國問題，包括解釋中國的話語權問題、中華文明傳承問題、中西歷史大分流問題、康德拉季耶夫長周期律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及其未來前景問題、中國現代化道路問題，以及一帶一路倡議問題，并將這些中國問題置于人類文明進程和世界格局變化進程中加以考察，然后再逐一提出自己的系統(tǒng)解釋。與其說這是一本世界中國學概論，不如說是就這些中國問題與海外著名的中國學家展開的平等對話。

這本書討論的七大中國問題，對讀者而言并不陌生，而且以講義的形式呈現，也不像純粹的理論著作那樣令人生畏，所以易讀。但耳熟未必能詳，書中針對的每一個問題大都具有相當的學理廣度和學理深度，不是一般的泛泛而談，需要細細咀嚼才能品味出個中的深意。譬如第四章討論的康氏長周期率，早是前蘇聯(lián)學者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此后圍繞著康氏長周期理論一直爭議不斷。書中回顧了這種爭議之后，重新驗證了康氏長周期，認為世界經濟每隔50年一次大的危機從沒間斷過，證明康氏長周期的確存在。并指出，這種大的結構性經濟危機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現象，同時會伴隨著世界政治格局和國際關系的動蕩。以此為分析框架，作者把世界上的國家分為三類：類國家是有殖民地的，通過海外殖民地，通過投資和貿易來解決生產過剩問題；第二類國家是通過科技創(chuàng)新和產品創(chuàng)新，通過創(chuàng)造新的需求來解決產品過剩問題；第三類國家即沒有能力去海外找殖民地，也沒有能力提供創(chuàng)新的產品來替代生產過剩問題，于是就處在革命和戰(zhàn)爭的邊緣。三種不同類型的國家形成了二戰(zhàn)后的三個世界格局體系。在這一章中，作者還從長周期理論角度分析了社會主義運動從理論緣起、付諸實踐至今250年的歷史，認為社會主義運動的起伏跌宕亦與世界經濟政治的每一次長周期密切相關，每次世界經濟危機時期，都是社會主義理論創(chuàng)新與革命運動的高潮期，是社會主義政黨團結民眾力量，推動社會革命、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的偉大斗爭期；同樣在經濟上升期，社會主義政黨如果不能代表先進生產力方向，持續(xù)改進生產關系，也終會被拋棄在歷史的洪流中，蘇東解體就是的教訓。討論到這里，作者筆鋒一轉，開始以前述內容為背景，分析康氏長周期與中國的對應關系，認為從個長周期中的清朝到第五個長周期中的新中國，盡管都有龐大的人口基礎和自然資源，但采取不同的政治制度，實施不同的改革方式，對外開放態(tài)度和做法截然不同，科技進步和革新上也天差地別，這些疊加在一起，終于決定了在不同長周期時代，兩者迥然相異的表現和命運。這樣的結論不但具有說服力，而且極耐人尋味。

近年來，全國上下都在說要講好中國故事，立意固然沒錯，但我認為光講好中國故事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要講好中國道理。有個成語叫以理服人，只有講深講透中國故事背后的中國道理，這樣的中國故事才更加引人入勝，發(fā)人深思。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本《世界中國學概論》就是講好中國道理的一種可貴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