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　序
《昨天的與世界的》是我到北大教書后輯成的本面向非學院讀者的書，這些文字大多不在學術刊物上發(fā)表，因寫作機緣不同，雖不免時泛迂遠之氣，畢竟說話相對隨意。而原序中所說的一些題外話，如今回看，頗有些感觸。
我是2003年年初非典起而不宣的時候到北京的，當時如果公布了，我就會延遲赴京，甚或就不會去了，因為導致我離開川大的契機，就在那期間改變了
2002年我們歷史系通過的兩位博士生導師被學校否決了，我是分委員會的主席，不能不引咎辭職。學校當然挽留，先是一向很少過問他事的劉應明院士（時任副校長）撥冗給我這個后輩打了兩個多小時的電話，說及兩位中的一位別處已有大用，可以不必堅持了。隨后分管校領導來寒舍晤談，說得很坦誠，曰學校也不能沒有面子，可否各退一步，兩中上一?于是我們達成妥協(xié)。但這建議上會后卻未能形成決議，無疾而終，于是我也就踐諾北上了。
稍后川大更換了校領導，新校長是外來的院士，在非典警報解除后，帶了八位部處院系領導專程到京請我吃飯，命回校服務。這樣的陣仗，至少我是頭一回遇到。對于校長的禮賢下士，不能說不感動！但我也只能誠實告訴校長，我已不是小青年，不能言而無信，既已正式入職北大，恐怕一時很難離開，唯有期以后來。事后想想，若非典提前公布，我的北上時間就要延遲數(shù)月。在此期間，很可能就被新校長挽留，便又是一段不同的人生了。
因感恩北大對我的收留，并予以超高的待遇，所以到京就給自己定了一個規(guī)矩閉門讀書教書寫作，不在北京演講（北大校內除外）。這個規(guī)矩基本遵循，在京十多年，只有極個別的時候以不公開發(fā)布的方式在校外有過幾場演講。這樣的心態(tài)在初版序言中隱約可見，其中引了兩段話，一是張彭春說在他地教授者，多喜來京，而至京則懶惰優(yōu)游，毫無出息，不如前之勤奮。一是傅斯年說陳寅恪在清華能關門閉戶，拒人于千里之外，于是文章源源而至(其文章數(shù)目在所中一切同人之上）。我是心里帶著這兩段話進京的，常以自勉。學問做不到前輩那樣高的境界，至少在勤奮上可以跟進。
由于重看書中關于非典的命題作文，回憶起昔年的情狀，不免心動，乃說些題外話。言歸正傳，本書的新版在兩年前已經(jīng)與三聯(lián)書店簽約，同時簽約的還有近剛出的《風雨雞鳴》。因為兩書同時編，所以內容有調整。其中本書影響歷史的人物一編悉數(shù)移出，放到《風雨雞鳴》中了。而新增的文字也不少，整體從原來的六編改為現(xiàn)在的七編，各編的具體內容也有不小的調節(jié)。因為人物的移出，書名的副標題也改為從文化到學術。
雖然簽約已較長時間了，因我長期未交出新版序言，書的編輯也一再推遲。適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想要出此書，承三聯(lián)書店高誼，同意轉讓。出版社惦記的背后，大約是讀者的不棄，對此個人銘記在心，既非常感動，也非常感謝！既又簽新約，新序的撰寫也不能不加快了。
看稿時對比新增的文字和昔年的文字，頗覺那些年的心態(tài)比現(xiàn)在更積極，參與意識也更強，對學界的一些自以為不順眼的現(xiàn)象，頗欲貢獻意見。其實平心而論，我們的學術社會，包括常被詬病的大學管理層，雖總有讓人不滿的一面，卻也有著不少溫馨的人和事。這樣的兩面性，從上述我辭職的經(jīng)歷就可看出。然而當年的建言，還是偏于批評的多，而贊揚的少。后來新增的篇目，就要恬淡平靜許多�？赡苁且驗轳R齒漸增，銳氣日減。不過后一文里無意中提到了將無同和蒼茫等人眼中閃爍的火花，或許那時的人就是比現(xiàn)在更理想化，亦未可知。
那是一篇為徐芳的《中國新詩史》所寫的書評，盡管出以非學術的形式，探討的卻是一個大問題詩歌何以離我們而遠去。中國本是一個詩的國度，讀詩寫詩曾經(jīng)相當普及。這個數(shù)千年持續(xù)的傳統(tǒng)，一直延展到20世紀，卻在世紀之交寂然淡出。究竟是什么力量，能不聲不響地消解一個長期延續(xù)的傳統(tǒng)，竊以為是一個亟須探討的重大題目。
再插一段題外話，我自己少年時曾在前輩指點下學過舊詩，不過尚未入門（連韻都沒來得及認真背就忽然可以考大學了），僅略知好壞，屬于眼高手低的一類。大學雖然讀的歷史系，仍帶點文學青年的遺風。進大學的第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出了陳寅恪的文集，七冊中我僅買了三冊，就是《柳如是別傳》。在陳先生的著作中，這是一般史學中人不看重的一種。而且我們那時真沒什么錢，買這三冊書是要少吃很多份肉菜的。就因以前讀過柳如是的詩，那句珍重君家蘭桂室，東風取次一憑闌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感覺能以如此疏淡的文字抒寫深情，必是高手。慚愧的是，或因隨后心思逐漸轉入史學，那書買來也沒認真看，然而對詩的感情是持續(xù)的。
要知道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一個沒有詩的文化，一群沒有詩意的人，是不是缺了點什么?那篇書評的題目是歷史的不完全，所本的是徐志摩的看法歷史如果沒有一部分想像的詩式的表現(xiàn)，是不完全的。而本書的題目出自聞一多那句除了我們的今天外，還有那二三千年的昨天；除了我們這角落外，還有整個世界。當我們心懷如此理念時，卻要面對一個逐漸無詩的中國，能不有深深的不完全感?
今天是冬至，昔以為陰極陽起之日。記得某位外國詩人說過，冬天來了，春天也就不遠了。是為盼。
2019年12月22日
于青城山鶴鳴山莊

原　序
我始終沒有忘記，除了我們的今天外，還有那二三千年的昨天；除了我們這角落外，還有整個世界。
聞一多，1943年11月25日
胡愈之1948年在其小說《少年航空兵祖國夢游記》中說：永遠向著未來，不要懷念過去；一切為了明日，不要迷戀昨日。*這恐怕是那一時代以及其前后許多中國讀書人的共同心態(tài)。與其心態(tài)相類但表述幾乎相反的是聞一多在1943年所說的：我始終沒有忘記，除了我們的今天外，還有那二三千年的昨天；除了我們這角落外，還有整個世界。*
這是聞先生不再以代表某一派的詩人為認同，而以文學史家自居之后的認真自白。他那時心中的昨天主要是負面的：經(jīng)過十余年故紙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們這民族、這文化的病癥，我敢于開方了。他自謙說對這方單的形式還沒有把握，但其基本精神實已確定，即雖然身在故紙堆中，卻并非一個蠹魚，而是殺蠹的蕓香。
聞先生同年所寫的另一文說，中國、印度、以色列和希臘這四個對近世文明影響深的古老民族，都在紀元前一千年左右差不多同時猛抬頭，邁開了大步。人們都歌唱起來，并將他們的歌記錄在文字里，給流傳到后代。四個文化起先是沿著各自的路線，分途發(fā)展，不相聞問；后則隨著文化勢力的擴張，慢慢開始接觸，于是吃驚，點頭，招手，交談，日子久了，也就交換了觀念思想與習慣；再以后，漸漸都起著變化，互相吸收，融合，以至總有那么一天，四個的個別性漸漸消失，于是文化只有一個世界的文化。*據(jù)其生命后期的契友朱自清的看法，這就是這角落外還有整個世界一句話的注腳。*
這些見解洋溢著新文化運動時期那種反傳統(tǒng)的世界主義精神，反映出抗戰(zhàn)后期在昆明的西南聯(lián)大那特殊環(huán)境里五四精神的復蘇（在重慶的中央大學、重慶大學等便有著很不同的氣象）。其實聞先生自己此前的主張相當不同，頗類陳寅恪所說的議論近乎湘鄉(xiāng)南皮之間，至少也接近清季主張中西文明結婚的梁啟超。他曾界定其所向往的新的、理想的藝術說：這個藝術不是西方現(xiàn)有的藝術，更不是中國的偏枯腐朽的藝術底僵尸，乃是熔合兩派底精華底結晶體。*
同理也見于他所希望的新詩，即不但新于中國固有的詩，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詩。換言之，他不要做純粹的本地詩，但還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他不要做純粹的外洋詩，但又要盡量地吸收外洋詩底長處；他要做中西藝術結婚后產(chǎn)生的寧馨兒。聞氏以為，詩同一切的藝術應是時代底經(jīng)線同地方底緯線所編織成的一匹錦，應同時體現(xiàn)時代精神和地方色彩兩要素。只有時時不忘我們的今時同我們的此地，才能創(chuàng)造出既不同于今日以前的舊藝術，又不同于中國以外的洋藝術那樣一種我們翹望默禱的新藝術。*
因此，提倡世界文學不能作為不顧地方色彩的托辭。如果將世界各民族底文學都歸成一樣的，恐怕文學要失去好多的美。一樣顏色畫不成一幅完全的畫，因為色彩是繪畫底一樣要素。將各種文學并成一種，便等于將各種顏色合成一種黑色，畫出一張sketch[素描]來。我不知道一幅彩畫同一幅單色的sketch比，那樣美觀些。所以，真要建設一個好的世界文學，只有各國文學充分發(fā)展其地方色彩，同時又貫以一種共同的時代精神，然后并而觀之，各種色料雖互相差異，卻又互相調和。*
可以看出，這樣一種保持和發(fā)展多元地方色彩以成世界的文學，與聞先生后來所希冀的那種個別性漸漸消失的一個世界的文化，是非常不同甚至對立的，后者實不啻將各種顏色合成一種單色也。與此相類，聞先生心目中的中國文化，其前后認知也迥異，仿佛出自兩人。
在1944年五四運動25周年時，聞一多對學生說：五四運動當時要打倒孔家店，現(xiàn)在更要打倒。不過當時大家講不出理由來，今天你們可以來請教我。我念過了幾十年的經(jīng)書，愈念愈知道孔子的要不得。*二十多年的讀書，方認識到孔家店現(xiàn)在更要打倒，且悟出打倒的理由，這是個人的進步，還是時代的退步?其間或多或少流露出新文化運動時流行的那種為愛國而反傳統(tǒng)的故意說，仿佛有一只無形的手，推促這些了解和摯愛本土文化的士人說那些他們認為應該說且不得不說的話。
其實聞先生自己曾明確表態(tài)：我愛中國固因他是我的祖國，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種可敬愛的文化的國家。他以此區(qū)別于《女神》的作者郭沫若，后者對于中國，只看見他的壞處，看不見他的好處。他并不是不愛中國，而他確是不愛中國底文化。他愛中國，只因他是他的祖國，因為是他的祖國，便有那種不能引他的敬愛的文化，他還是愛他。*
當然，愛祖國是情緒底事，愛文化是理智底事。一般所提倡的愛國，專有情緒的愛就夠了；所以沒有理智的愛并不足以詬病一個愛國之士。而從理智上愛一國之文化，要體現(xiàn)在鑒賞之上。在《女神》中，作者鑒賞中國文化底地方少極了，而且不徹底；該詩處處顯示出作者對于中國文化之隔膜，他定不是對于我國文化真能了解、深表同情者。根據(jù)前引新詩的標準，聞一多認為，《女神》一詩充分體現(xiàn)了20世紀的時代精神，但其地方色彩卻更多是西方的。
可知聞先生確認自己曾經(jīng)因為從理智上愛祖國文化而更愛中國。一般人隨著年歲的增加，通常是理智越來越勝過情緒。而聞一多在讀經(jīng)書二十多年后，反因愛國而否定祖國的文化，豈不是棄理智而就情緒，越活越年少?二十余年間，同一個人對祖國文化的態(tài)度出現(xiàn)這樣判若兩人的反差，在其與往日之我戰(zhàn)時，是怎樣一種矛盾心境?他的心靈深處，埋藏著多少層次的緊張?
值得玩味的是，這樣一種近乎脫胎換骨的自我思想改造，雖然受到各種各樣外在因素的影響，卻不存在什么行政機構的壓力，基本是自覺自愿的。如此心態(tài)，恐非常理所能解喻，卻提示出某種時代的共性。就像聞先生自己說的：二十世紀是個悲哀與奮興底世紀。二十世紀是黑暗的世界，但這黑暗是先導黎明的黑暗。二十世紀是死的世界，但這死是預言更生的死。這樣便是二十世紀，尤其是二十世紀底中國。*這段很像狄更斯《雙城記》中的話，很能表現(xiàn)20世紀中國那充滿矛盾和緊張的特色。
聞一多的同時代人胡適提出：在這個時代，新舊勢力、中西思潮，四方八面的交攻，都自然會影響到我們這一輩人的行為習慣，所以我們很難指出某種人格是某一種勢力單獨造成的。*有時候，新舊中西就集中在一人身上。胡適就曾說他自己身上同時有著中國的我和西洋廿世紀的我兩個立身處世非常不同而對立的我在，他認為這是一種過渡時代的現(xiàn)象，可借此而觀世變。*
吳宓稍早與陳寅恪等談話時更曾提出非常形象的二馬之喻，說他自己心愛中國舊日禮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積極活動之新方法，維持并發(fā)展此理想。然此二者常互背馳而相沖突，強欲以己之力量兼顧之，則譬如二馬并馳，宓必以左右二足分踏馬背而縶之，又以二手緊握二馬之韁于一處，強二馬比肩同進。然使吾力不繼，握韁不緊，二馬分道而奔，則宓將受車裂之刑矣！關鍵是其個人性情和時代境遇使他欲不并踏此二馬之背而不能！
吳宓自己是既看重中國傳統(tǒng)又想要間接承繼西洋之道統(tǒng)的*，有時或反因此而誤解了過渡時代的現(xiàn)象。他以為重效率而謀事功的入世積極態(tài)度是西方的，而認為退隱自顧，寄情于文章藝術，產(chǎn)出專門學術成就的態(tài)度是中國的，幾乎可以說剛好弄反。其實中國傳統(tǒng)從來把立功置于立言之前，而澄清天下更是士人的基本責任；歷代確有部分讀書人退隱自顧，寄情于山水之間，但為產(chǎn)生專門學術成就而避世，則除有清之乾嘉時代稍得提倡外，并不多見。
但吳宓所提出的一身而兼中西沖突的現(xiàn)象卻是有代表性的（盡管他多數(shù)時候向往的西方更偏重古典時代，不像胡適那樣看重現(xiàn)代西方），尤其前引后一語特別凸顯出他所說的悲劇色彩，即過渡時代的社會仍不容士人遺世獨立，卻又要求他們有學術成就。治學首要心靜，正如章太炎所說：為深求學術，必避囂塵而就閑曠，然后用意精專；所學既就，出則膏沐萬方。*后一句還能體現(xiàn)士人澄清天下的傳統(tǒng)抱負，然須在所學既就之后，已有些向現(xiàn)代過渡的意味了。問題是，到什么程度可謂所學既就，何時可以出而膏沐萬方，其實也很難說。
當年學校體制內讀書人的主要困窘之一，就是以什么證明自己，以什么回報社會。與古之學者為己不同，新學術體制充分體現(xiàn)了今之學者為人的特點，要求學者以本人的學術著述向機構和同僚證明自己。吳宓在清華教書時，曾與張彭春長談，張君談次，謂在他地教授者，多喜來京，不知何故?乃至京，則懶惰優(yōu)游，毫無出息，不如前之勤奮，是誠可惜。吳宓認為是在譏諷他，私下以《學衡》續(xù)辦不衰為自己也發(fā)奮用功的證據(jù)。*其實也只有像吳宓這樣的人才可以拿辦刊物這類為他人做嫁的事來自表勤奮，從新的學院眼光看，盡管辦文化刊物比議政更近于學術，但仍只是回報社會的業(yè)余事業(yè)它并不能在學術上說服他人，證明自己。
吳宓雖向往著書立說，但竟然把寄情于文章藝術和有專門之成就，或佳妙之著作等同看待，于新于舊，都有些隔膜。比較能與新觀念銜接的是傅斯年稍早的一句話：國故的研究是學術上的事，不是文學上的事。*傅先生一直關心文學，治學則基本在往昔的儒林范圍之內。他的話大致代表了儒林一方輕視文苑的傳統(tǒng)看法，而以學術和文學一對新概念表出，又提示著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化，至少是傳統(tǒng)觀念的現(xiàn)代表述。
聞一多就曾體會到這其間的差別和大學體制的壓力，他以前多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和評論，兼及藝術，幾乎還曾投身國家主義派的政治活動，1928年到武漢大學擔任文學院教授兼院長，為適應新的學術體制，乃轉入考據(jù)式的文學史研究。梁實秋注意到這段經(jīng)歷對聞氏治學取向的影響，他說，一多到了武漢，開始專攻中國文學，這是他一生中的一大轉變。他繼續(xù)研究杜甫，但已改變計劃，不再續(xù)寫泛論杜甫的文章，而作起考證杜甫年譜的工作。這一改變，關系頗大。一多是在開始甩去文學家的那種自由欣賞自由創(chuàng)作的態(tài)度，而改取從事考證校訂的那種謹嚴深入的學究精神。作為一個大學的中文教授，也是非如此轉變不可的。*大學中文系連文學的欣賞和創(chuàng)作都不接受，能體現(xiàn)傅斯年所說的學術和文學的區(qū)別。
就在吳宓對陳寅恪提及二馬之喻后不久，二人又談及北伐結束后若國民黨要實行黨化教育，為保全個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棄學校，另謀生活。按陳先生理想中的現(xiàn)代學者，雖事學問，而決不可倚學問以謀生，好于學問道德以外，另求謀生之地。如果做了大學教員，則不僅決不能用我所學，且只能隨人敷衍，自儕于高等流氓。實在誤己誤人，問心不安。*故這次的未雨綢繆，部分也是其向來主張的延伸。
或也因此，陳寅恪力勸吳宓勿任學校教員，隱居讀書，以作文售稿自活。肆力于學，謝絕人事，專心致志若干年。不以應酬及雜務擾其心，亂其思，費其時，則進益必多而功效殊大。*這些建議當然是在因應可能出現(xiàn)的黨化教育局面，但也有與時局無關的常規(guī)意思在。陳先生雖同意吳宓作文售稿自活，卻要其肆力于學，謝絕應酬及雜務等人事，遑論辦刊物。
且陳先生所謂不擾其心、亂其思、費其時的雜務，實包括現(xiàn)代大學里的基本常務。他學術自期甚高，能體會章太炎所說的用意精專，其刻意避囂塵而就閑曠的程度，非常人所能及，也非常人所能理解。傅斯年卻是知音，他在抗戰(zhàn)爆發(fā)前夕比較陳寅恪和羅常培的治學說：寅恪能在清華閉門，故文章源源而至（其文章數(shù)目在所中一切同人之上）。莘田較近人情，寅恪之生活非其所能。故在寅恪可用之辦法，在莘田本不適用。傅先生特別強調，這是因為寅恪能關門閉戶，拒人于千里之外；莘田不能也。
然而在陳寅恪自己看來，那種關門閉戶的方式已經(jīng)非常不理想了。他在北伐后曾說，以其居清華兩年之經(jīng)驗，則教書與著書，兩者殊難并行。此間功課鐘點雖少，然須與學生談話及閱改文卷等，仍無十分余暇及精神看書及作文。且授課內容不論有無把握，總須片段預備功夫，無專治一事、一氣呵成之樂。況近日之為教授者，復多會議等雜務，尤為費時耗力。此種苦處，想公等必知之甚明，不待詳陳也。*這應該就是陳先生所說應酬及雜務擾其心、亂其思、費其時一語直接的注腳，然而身處新時代，他也只能隨順世緣，終其身在現(xiàn)代學術體制里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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