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自古就是個重視典籍的國家。這一方面是出于對文字本身的偏愛，文字閱讀成為一種超越日常心境的快樂，進而又能于此獲取知識，通曉道義；另一方面則出于對傳統(tǒng)的偏愛，既然無法以單純的記憶去保存和回溯傳統(tǒng)，那么書籍自然便成為再現(xiàn)傳統(tǒng)，認識傳統(tǒng)的*載體。在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傳統(tǒng)文化典籍中，“四書五經(jīng)”無可爭議地成為經(jīng)典中的經(jīng)典。
《四書》包括《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南宋淳熙年間，我國著名教育家朱熹將這四種著作用作小學教科書，并為它們作了注解，叫作《四書章句集注》，簡稱《四書集注》，《四書》一名由此得以流傳。明清時期，科舉考試多從《四書》中出題，朱熹的《四書集注》成為考生的書。《五經(jīng)》包括《易經(jīng)》、《尚書》、《詩經(jīng)》、《禮記》、《春秋左傳》，漢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jīng)博士，始有“五經(jīng)”之稱。因《四書》和《五經(jīng)》都是儒家的經(jīng)典著作，同是士子求取功名的之書，所以后人將其合刻為《四書五經(jīng)》。明代已有學者將“四書五經(jīng)”用于書名，可見《四書五經(jīng)》合刻本不會晚于明代。
《四書五經(jīng)》代表了中國古代文化的正宗傳統(tǒng)，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里，“四書五經(jīng)”成了金科玉律，儒家學者紛紛通過對其的箋注來表達自己的思想。這種現(xiàn)象成為經(jīng)學史上的一大景觀。在這些經(jīng)書及對其的詮釋中，儒學的精神特質得到了鮮明的體現(xiàn)，簡而言之就是“內圣外王”的理想訴求和“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從哲學角度看，儒家極度重視從宇宙本體說明人的存在，從而確立人的地位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