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

作為日本文學重要的作家之一、日本近代文學的奠基人，對于夏目漱石（18671916）似乎無須拋費讀者的寶貴時間專此介紹了，故本序僅就《虞美人草》創(chuàng)作前后的經(jīng)緯稍做補白。
1900年5月，夏目漱石接到文部省命令官費留學英國，同年9月乘坐德籍郵輪從橫濱出港，次月抵達倫敦，至1902年12月踏上歸程，1903年1月23日抵神戶港，翌日返回東京。漱石的歐洲留學之行，有兩大成果筆者以為是不容忽視的。其一，按照文部省初的指示，漱石留學英國是為了研修語言，但是他到了英國之后，從廣泛涉獵英文書籍漸漸聚焦于英國文學，使其由一名語言學者、英文學研究者轉(zhuǎn)型為近代文學的實踐者，終誕生成為一位了不起的文豪。曾經(jīng)的漱石飽讀漢籍，醉心于創(chuàng)作漢詩和俳句，這方面給予他重要影響的是日本漢學流派中的徂徠派（包括創(chuàng)始人荻生徂徠及其一眾門人）。他在高中時創(chuàng)作的漢詩文集《木屑錄》序中自敘道：余兒時即誦唐宋詩文數(shù)千，喜作文章，或極意雕琢，經(jīng)旬始成，或咄嗟沖口而發(fā)，自覺樸氣澹然。然而身處近代文明的光和影中，原先超越現(xiàn)實、構筑起一個理想化的美好世界的東方詩文學養(yǎng)逐漸恬退，甘居背景，而作為近代市民社會一種自我表現(xiàn)手段的近代文學凸現(xiàn)在他面前。漱石認識到自己先前定義的文學已經(jīng)不足以反映眼前這個社會和時代，從而自覺地擯棄一味固守所謂傳統(tǒng)的創(chuàng)作手法，走上近代文學之路，借鑒和吸納西洋文化將其融入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從而在日本文壇別樹一幟，與當時幾乎一統(tǒng)天下的自然主義文學形成雙峰交峙之勢。其二，夏目漱石的歐洲留學不僅僅是克服語言上的違和，克服漢文學對于英文學、東方文化對于西方文化的違和，更可以看作克服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士大夫社會對于物質(zhì)文明高度發(fā)達的近代資本主義的違和，以及在此過程中自覺地汲取養(yǎng)分、揚棄糟粕，進而重塑自我，樹立先進、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的一次洗心革面。直到今天仍值得肯定的是，夏目漱石既沒有躲進小樓成一統(tǒng)，將自己禁錮于底蘊深厚的傳統(tǒng)中以此去抗衡時代的進步和發(fā)展，也沒有不加思考地將過往視作前進的包袱，不顧一切地擁抱西洋，滿足于做一個洋文學的隊長（漱石寄給正岡子規(guī)信中之語），而是清醒地認識到東西方在文化、理念、世界觀等諸方面各自的優(yōu)秀和局限。日本由明治維新開創(chuàng)的文明開化不過是膚淺和表面的，用書中的話來說，好像急著趕路，可又不像走在地面，因而他毫不猶豫地抨擊當時日本社會的種種弊端；與此同時，也不留情面地痛斥資本主義帶來的種種扭曲現(xiàn)象（漱石稱之為澆薄之世），認為隨著電燈化、大工業(yè)化等普及而新生的社會流行價值觀實際上是扭曲的、畸形的、病態(tài)的，在這兩者之間，夏目漱石努力堅守自己的人生認識和價值取向。
回國后的夏目漱石執(zhí)教于東京高等學校和東京帝國大學，分別講授英語和文學概論。1903年9月起，他在帝國大學開設了文學論課程。1905年1月起漱石于《杜鵑》雜志連載長篇小說《我是貓》，贏得文名，翌年起陸續(xù)發(fā)表《少爺》《草枕》《秋風》。1907年5月進入朝日新聞社成為其專屬作家。關于漱石入職朝日新聞社，一般認為漱石是為了專念于創(chuàng)作而毅然辭去教職，其實不盡然。早在出國留學前，文部省與其即有約定，即歸國后必須在國立教育機構擔任教職，期限至少兩倍于留學期限。至1907年4月恰好約定期滿，加上漱石立志于近代文學的探索和創(chuàng)作，于是趁機棄教從文。所以準確來說，漱石不是辭職而是主動放棄續(xù)約，此事漱石自己也有過提及［見《入社致辭》（入社の辭），1907年5月3日］。
朝日新聞社給予漱石的待遇非常優(yōu)渥，不須打卡上班，只需為報紙文藝版適時地提供適量的稿件即可，而薪酬足以使他從此再也無須為柴米油鹽操心，還為他在旅游勝地長期包租別墅，可謂優(yōu)待有加。漱石也一心一意埋頭創(chuàng)作，兩個月后便完成了其作為職業(yè)作家的部作品，即《虞美人草》（仔細閱讀本書，可以發(fā)現(xiàn)漱石巧妙地為新東家做了一個植入式廣告）。此后又陸續(xù)創(chuàng)作了《三四郎》《后來的事》《門》《心》《路邊草》《明暗》等，均以先在《朝日新聞》上連載然后出版單行本的形式發(fā)表。1916年，漱石不幸死于胃潰瘍引發(fā)的大出血，歿年49歲。從《我是貓》到《明暗》，其間僅短短只有十一年，從創(chuàng)作的角度來說堪稱密度極大，非常充實，但同時，這十一年也正是漱石與身心兩方面的痼疾做痛苦斗爭的悲壯歲月。
《虞美人草》以三對青年男女的戀愛為線索，描寫了一系列的糾葛和沖突。這里有的不僅僅是情感上的糾葛，更是價值觀、人生觀的沖突。外交官的女兒藤尾容貌端麗，氣質(zhì)如蘭，且自小接觸西方文化，才學出眾，然而在她心底涌動著一股可怕的濁流。為了從同父異母的哥哥甲野手中爭奪父親遺產(chǎn)，藤尾與母親精心算計，然而機關算盡太聰明，藤尾的虛榮與狷傲自負終害了她自己……故事情節(jié)并不繁委復雜，卻不乏細致豐富的心理刻畫，夏目漱石在書中看似漫筆寫來，實是痛下針砭，對二十世紀初期日本青年知識分子在思想解放大潮面前的自我升華、追求所謂的自我價值毫不客氣地予以抨辟，無情揭破了人的靈魂的陰暗面。
從寫作技巧上來看，《虞美人草》采用了類似對位法的敘事手法。對位法是一種古老的音樂創(chuàng)作技法，以兩個或多個相互獨立的旋律各自向前發(fā)展，彼此呼應、交融。漱石在本書中同樣鋪排了兩條故事線索，、三、五章相當于A線，第二、四、六章相當于B線，從第七章后半部起又插入一條C線……數(shù)條線索相遇相交，終將故事推至高潮，組成一曲完整和諧的交響樂。實際上漱石在作品中還隱藏了兩條相互對立和亢衡的無形的旋律線，即京都與東京。京都一向被視為堅守日本固有文化的后堡壘，而二十世紀初的東京已經(jīng)成為日本盲目西化的急先鋒，資本主義方興未艾，一如書中所喻，京都代表了過去和落后，東京則代表了未來和文明，東西糾葛在另一個意義上是過去與未來、守舊與進步的宿命對抗，同時也暗示了日本與西洋，東西方兩種文明的交戟和交融。
漱石文學大致可歸結為兩大主題：一是個人主義，二是通過描寫近代化過程中知識分子的孤獨和痛苦，反映個人與社會、個人與時代之間難以調(diào)和的矛盾，同時對資本主義和食古不化的日本士大夫社會進行不偏不倚的批判。關于個人主義，漱石1914年11月在學習院輔仁會題為我的個人主義的演講中闡釋道：我在這里所說的個人主義，絕非一般俗人想象的那種于家于國有害的東西，而是尊重他人存在的同時尊重自我的存在�；�于這樣的詮釋，我認為個人主義其實是一種了不起的主義。需要說明的是，這里的個人主義，并不是一般意義上那種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即如《虞美人草》中藤尾那樣損人利己，以逐利為人生目標的資本主義本性；漱石的所謂個人主義，實際上是指時代變遷過程中知識人的自我重塑和人格自立。對于資本主義文明，漱石在《虞美人草》中，基于自己的切身體驗和深刻認識，通過宗近之口不屑地揭露其虛偽，而對于急于脫亞入歐擁抱資本主義的日本，漱石則斥之為一只腳是新式的，一只腳卻還是舊式的，活像一個怪物。
日本學界的研究指出，夏目漱石似乎很喜歡文字游戲，例如將普通的表達順序打亂重新排列、使用同音假借字等。很少為人所知的是，漱石還是一位語言大師，他新造了許多詞組，使用頻率較高的有笑談（一般寫作冗談）、非道（一般寫作ひどい）、按排（一般寫作鹽梅或案配）……如今大多數(shù)人隨口而出的浪漫這個漢字詞組即是由漱石首創(chuàng)（在他之前一般用片假名表示為ロマン），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日語的一般規(guī)范用語。在《虞美人草》中，我們也有幸一睹夏目漱石高超的文字游戲本領。漱石在《虞美人草》中刻意采用了繁雜浮華的文體，注重藻飾，煉字、砌句、堆疊章節(jié)，處處可見精雕細琢的痕跡，除去口語化的對話部分，敘事和品議部分文字華麗，用詞佶屈僻冷，漢語成語、典故信手拈來且運用得十分熨帖，通篇運用了排比、對文、雙關、借代、拈連、移就以及駢句等多種修辭表現(xiàn)手法，極富形式美，讓人眼花繚亂。正宗白鳥在其《作家論》中點評《虞美人草》說道：夏目漱石在這部作品中令人驚嘆地炫示了自己的文筆。在翻譯過程中，筆者酣暢淋漓地感受到了作品有著井然的結構和豐富的想象力，充滿濃厚的諷刺幽默色調(diào)，同時流露出作者超然物外的處世態(tài)度，加之在當時日本文壇不多見的浪漫主義色彩，顯得從容優(yōu)雅，即使在今天依然豐采不減。
作為國人翻譯的《虞美人草》個中文譯本，拙譯蒙上海雅眾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和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攜手出版，倏忽已經(jīng)七年。本次新版，筆者仍保留了原作的風格，僅對個別欠妥或舛誤之處做了修訂。值此新版之際，筆者不由得追憶起摯友高培明先生。在本書翻譯過程中，筆者曾多次與其交流，高培明先生精詳無私地與筆者分享其讀解心得，并提出許多獨到且極有見地的建議，令人銘感不忘。高培明先生的為人和他的文字一樣透明干凈、求真求實，被同儕引為金友、目為清范，然斯人竟于2021年4月9日不幸病逝，惜哉痛哉！睹文思人，在此深表緬懷之情。
后，真誠地感謝本書策劃、責編及出版方各位同仁。

陸求實
2021年仲秋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