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記載也不乏其例，褚先生補（史記·日者列傳）載：“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兇，歷家曰小兇，天人（一）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于五行者也�！逼渲小敖ǔ�”、“叢辰”均見睡簡《日書》，“天一”見于馬王堆帛書。可見武帝也是信用（日書）的�！赌畷�.王莽傳上》：十一月“以戊辰日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以秦簡《日書》建除術推之，十一月“建”子，“定日”值辰�？梢娡趺б彩切庞谩度諘�》的�！逗鬂h書�；屎蠹o上》：“十七年正月，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所謂“案歷明旦日吉”之“歷”，顯然也是（日書）一類的擇日書。所以，從《日書》使用者的社會階層看，可能與卜筮祭禱簡相似，也是上至王公大人，下至士庶百姓，其反映的宗教信仰，是較具普遍意義的。
　　目前發(fā)現的戰(zhàn)國楚簡帛文獻中的方術材料，主要是卜筮和擇日（選擇）兩大類，這種情形，很容易使人聯想起（史記》的《龜策列傳》和《日者列傳》。太史公“厥協(xié)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作《太史公書》，而與民間方術活動有關者，亦僅《龜策》與《日者》二傳，這不能不使人懷疑，直到太史公司馬遷之時，當時在民間基層社會活躍的方術，恐怕是以此二者——卜筮與擇日——為主流的。呂思勉先生很敏銳地觀察到了遣一點，他說：“《史記》有《日者》、《龜策》二傳，則時日、卜筮，實為古人趨吉避兇之術之兩大端，蓋事有可豫測其吉兇而趨避之者，時日是也。有無從豫見，必待臨事求其征兆；或征兆先見，從而占其吉兇者，龜筮、雜占是也。吉兇既可豫知，自可從事禳解，故《周官》占夢，有贈惡夢之法；而《漢志》雜占家，亦有執(zhí)不祥，劾鬼物，請官除妖祥及禳、祀、請、梼諸書焉�！雹倨湔f甚為有見�！冻�辭.離騷》云：“靈芬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