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大方廣佛華嚴經》通稱《華嚴經》，是大乘佛教的著名經典，被譽為萬經之宗諸經之王，宣說法界三界唯心，三世唯心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哲學，傳播菩薩十地、善財五十三參等宗教信仰，闡揚救眾生離苦難的大悲宏愿，對中國哲學、特別是宋明理學，對華嚴宗、禪宗等中國佛教主要宗派，以及中國文學藝術與日本、朝鮮、越南等國的佛教和文化，都有重大和深遠的影響。

一、《華嚴經》的漢譯情況

《華嚴經》先后有三種漢譯本。

種是東晉末年至南朝宋初（418421年）以南天竺三藏佛馱跋陀羅為主譯僧，在揚州所譯的六十卷本，略稱六十華嚴，或稱晉本。

第二種是二百七十多年后，揚佛抑道的女皇帝武則天認為六十華嚴譯意未周，唯啓半珠，未窺全寶，特遣專使到西域于闐國（今新疆和田縣一帶）奉迎梵本和高僧實叉難陀，并恭請中外多國大翻譯家和碩學高僧參與，于證圣元年三月至圣歷二年十月（695699年），在神都洛陽大遍空寺、佛授記寺譯成八十卷《大方廣佛華嚴經》，略稱八十華嚴。需要說明的是，八十華嚴當時的譯名是《花嚴經》，不是《華嚴經》。

第三種是唐德宗貞元十二年（796年）罽賓國三藏法師般若譯出的四十卷本，略稱四十華嚴，是《華嚴經》的節(jié)譯本。

此外，還有很多以其他經名出現的《華嚴經》單品節(jié)譯本。

在八十華嚴譯成后第二年，即圣歷三年（700年），便在北都晉陽開始鐫刻《華嚴石經》。鐫刻時間持續(xù)近五年，至長安四年（704年）完工。這是現存八十華嚴早的版本，其中保存了敦煌寫經和歷代大藏經中八十華嚴版本衍誤的經文，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是極其寶貴的文物。值得特別指出的是，《華嚴石經》附載的譯場職司題記中（見第67頁圖版），職司人員共32人，其中，外籍11人，本國21人。職司名稱有釋梵本、證釋梵本、譯語、釋語、證梵語、綴文、證義、寫梵本、經生、監(jiān)護共10種，這是傳世八十華嚴譯場職司分工翔實的手資料(王鴻賓、胡春英:《風峪石經》初探,文物季刊[J] , 1999.2)，比敦煌寫經中的《進新譯〈大方廣佛花嚴經〉表》所載15人多出17人。

二、《晉祠華嚴石經》的歷劫與收藏

《華嚴石經》原本首尾完整，在晉陽刻成之后，于城西（位于今太原西山）風峪溝內專設石經藏院保存，遂有《風峪石經》之稱。藏院地上是主體建筑風神祠，地下是貯藏經柱的磚甃洞室，經柱圍繞洞室中心塔柱有序排列。藏經洞室洞口常有風吹出，民間俗稱風洞，故又稱《風洞石經》。北漢天會四年（960年）曾奉敕重修部分石經（見第67頁圖版）。文獻記載，石經藏院元朝尚在；明朝中期地面主體建筑塌毀，僅留幾間殘損的亭屋。之后，風神祠曾有修繕。

全祖望《陽曲傅先生事略》記載：明末清初，傅山嘗走平定山中，為人視疾，失足墮崩崖，仆夫驚哭曰：死矣！先生旁皇四顧，見有風峪甚深，中通天光，一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則高齊所書佛經也。摩挲視之，終日而出，欣然忘食。傅山又指引另一位大學者朱彝尊進入風峪磚甃藏經洞考察，朱彝尊撰《風峪石刻佛經記》一文記其事，并希望將石經移存晉祠，特別賦詩：一百二十六，石柱刻作經。會須抉風峪，移匿水邊亭。此后，他念念不忘，多次叮囑友人關注風峪石經，盼望盡早移至晉祠。遺憾的是，可能受限于當時洞內的照明條件，傅山、朱彝尊都誤以為風峪《華嚴石經》是北齊之物。

民國初期，風神祠依然香火旺盛，洞內石經尚存。從1928年開始，政府提倡破除迷信，廟産興學，風神祠的泥塑風神像被搗毀一空。

自20世紀20年代末至抗日戰(zhàn)爭前夕，日本奸商勾結當地賣國僧人和北京的古董商，盜竊、販賣、破壞太原周邊文物，《華嚴石經》也是他們的覬覦對象，但因其藏在風洞，有地方民眾監(jiān)護而得以基本保全。1940年秋天，侵華日軍將大部分經柱盜出洞外，用草袋包裹，準備劫運日本。晉源人馬頤年、王惠、閻佩禮、陳國英等人與附近民眾聽到消息后，聚到日偽山西省教育廳（當時管轄文物古跡）提出強烈抗議，稱石經是鎮(zhèn)壓風暴災害的寶物，一旦運走，太原縣一帶的農田五谷會遭受風雨之災，民眾生活無著就會發(fā)生暴亂，要求當局迅速予以制止。日偽政府迫于民眾的反抗，只得作罷，石經得以脫險。1941年冬天，在王惠等人的精心策劃下，大部分經柱運往晉祠內保存。1942年日軍縱火燒毀風神祠，風洞坍塌，遺留其中的部分經柱被埋入廢墟之下。這一時期，有無經柱被販賣、盜運至海外，尚待新的發(fā)現。

至此，《華嚴石經》在風洞內保存了1200多年，基本處于穩(wěn)定狀態(tài)。其間，雖有少量損毀，但大體完好，更有信眾曾補刻或復刻部分損毀的經柱。

1947年，風洞內的殘存經柱被閻錫山的軍隊僱人破鑿成小塊石料，用于修筑碉堡。

1952年，黨和政府成立山西晉祠古跡保養(yǎng)所（1967年變更為山西晉祠文物管理所，1990年變更為太原市晉祠博物館）。自此，《晉祠藏風峪華嚴石經》成為通行名稱，簡稱《晉祠華嚴石經》（晉祠石經經題中華字均刻為花字），略稱晉祠石經。

晉祠古跡保養(yǎng)所成立后的近20年里，陸續(xù)收集到在風洞舊址和晉源閻軍舊碉堡等處發(fā)現的《華嚴石經》殘石20余塊。

1964年，晉源果樹場在風神祠原址修建果窖，發(fā)現洞室內尚存數條經柱，由晉祠古跡保養(yǎng)所遷回收藏。此后，風峪風洞及周邊成為農場，風神祠及風洞僅存遺址至90年代完全消失。

2016年7月，晉源東街村民發(fā)現3塊石經殘石，經考證屬于《華嚴石經》，后由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

晉祠石經大部分是四面長方石柱，少部分為五至八面石柱（見第5頁和后勒口圖版）。多數石柱是在柱體各面竪刻文字，現存僅001號、002號兩條經柱頂面有前后水平鐫刻的文字（見第5頁圖版）。因晉祠石經分為80卷，文前有兩條成卷的題記，石經總數一直被推斷為160條，加上后世復刻2條，應有162條。但是，現存石經存在一卷三柱、一卷一柱的情形：卷三十七刻于三柱之上，卷四十九刻于一柱之上，具體情況參見《晉祠華嚴石經序號對照表》（附錄一）編制說明。晉祠博物館收藏基本完整的經柱93條（含太原市博物館借展2條）�，F存殘石67塊，晉祠博物館收藏64塊（含太原市博物館借展3塊），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3塊。整理發(fā)現，67塊殘石來自42條經柱。完全毀失的《華嚴石經》經柱應有25條，明末清初傅山和朱彝尊所見均為126條，說明在他們之前已經毀失五分之一以上。

三、《晉祠華嚴石經》的保護和研究

《華嚴石經》自1941年遷入晉祠，先后在勝瀛樓周圍、唐叔虞祠周廊、景清門原址、文昌宮后倉庫等地存放。

新中國成立以后，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晉祠石經的保護工作，1952年組建專門管理機構，收藏、修葺、展陳等工作逐漸正規(guī)化科學化，近六十年來，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952年，晉祠古跡保養(yǎng)所劉永德先生邀請山西省佛教協會象離法師，據崇善寺藏八十華嚴善本逐條對照排序，安置于唐叔虞祠周廊。

1964年，為防不測，將石經所有經柱移放至景清門內隱蔽存放。

1981年至1982年，在晉祠十方奉圣禪寺建南北二碑廊，選展經柱64條，余石存入庫房。

1995年，成立華嚴石經整理組，拓印石經，拍照建檔，編制《晉祠藏風峪華嚴石經目錄（1995年）》。

1996年10月，出版《晉祠華嚴石經石刻選》，次向國內外展示和介紹了代表性石經的面貌和書法特征。

2012年5月，對庫藏經柱、殘石進行基礎數據核對，測量尺寸，調查殘損，續(xù)建奉圣寺碑廊，庫藏石經悉數陳列展出。

2016年，制作晉祠石經拓片，拍照建檔，全面啓動保護修復、整理查漏等工作。

在開展保護工作的同時，太原市晉祠博物館文博工作者對石經的研究工作也逐步深入，陸續(xù)發(fā)表多篇論文，涉及名稱釋義、經文結構與義理、武周新字、書法特點，以及則天女皇在佛教傳承與發(fā)展中的作用等內容。

與此同時，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員及佛教文化學者也開展了晉祠石經的研究工作，如王鴻賓、易敏等先生，涉及翻譯、刻經、流傳、保護、經義、字形等方面。

四、《晉祠華嚴石經》的迻錄和校注

1200多年來，《晉祠華嚴石經》歷經戰(zhàn)亂、搬遷、安置、拓片制作等，舊痕新傷疊加累積。晉祠奉圣寺碑廊呈半封閉狀態(tài)，石經雖然避免了曝曬、雨雪的侵蝕，但表面積塵、生物、微生物、風化、污染等各種病害還是不能完全避免。準確迻錄經文、編輯出版正式文本成為日益緊迫的搶救性任務。這不僅是國內學者和佛教信眾多年來的強烈期盼，也為國外佛教界和學術界高度重視。近四十年來，日、德、加等國學者曾多次表達參與整理晉祠石經的意愿。

2017年5月，晉祠博物館組織館內外專業(yè)人士，啓動經文迻錄工作，依據現存石經拓片和部分照片，完成了前期錄文�？惫ぷ�。

2020年8月，房山石經與云居寺文化研究中心、華夏出版社有限公司與晉祠博物館簽訂合作協議，由房山石經與云居寺文化研究中心先后派出王宇和賀銘兩位編輯前往太原，與趙桂溟和晉祠博物館專業(yè)人員密切合作，繼續(xù)進行錄校，重點是拓片識讀、錄文校改，對前期迻錄�？钡奈谋鞠群笞隽藘杀閲栏窦氈碌淖R讀校改。兩位編輯在保證錄文準確的基礎上，還對校了《大正藏》本八十華嚴，尤其是為了辨識和保存原刻字形，付出了難以想象的努力。合作各方經過四年多的艱苦工作，至2021年10月初，錄校文本方告基本完成。

此次錄校范圍，除了晉祠藏《華嚴經》全部經石外，也覆蓋了太原市博物館借展和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的《華嚴經》經石。

八十華嚴標點后的經文近70萬字，現存石經近50萬字，約有原本總字數的三分之二。為便利讀者認知全豹，石經殘缺部分以《大正藏》本相應經文進行連綴，并予標識區(qū)分。

《晉祠華嚴石經》的書寫字體以小楷為主，隸書為輔，間有篆、草、行書筆意。本次錄文的一個重要原則是盡可能保留石經文字的原貌，但是，把一千多年前幾十萬字的手寫經文轉變成現代印刷體，就像逾越一道不可能逾越的鴻溝。經過不斷探索調整，終挑選保留了約1000個有代表性的異體字及全部楷書簡體字隨文照錄（錄文字形處理原則詳見附錄二），能夠大致呈現八十華嚴初始譯文石刻使用文字的面貌，反映刻經時期漢字使用的實際情況。同時，將石經中出現的典型異體字編為《晉祠華嚴石經異體字對照表》（見附錄二），為佛經石刻、文字演變、書體書法等領域的研究工作提供一個可靠的標本性資料。

校勘發(fā)現的許多異文，給研究華嚴經文本譯事、義理考辨等提供了新的依據，茲舉數例：

《大正藏》本（卷·頁5上）：皆住廣大寂靜喜樂無礙法，法，晉祠石經作法門。
《大正藏》本（卷第十三·頁63上）：了彼亙生起，亙（即亙），晉祠石經作互。
《大正藏》本（卷第十七·頁93中）：專向菩薩永不退，薩，晉祠石經作提。
《大正藏》本（卷第十九·頁160下）：得成勇猛大力身，勇，晉祠石經作雄。
《大正藏》本（卷第三十九·頁210中）：受生舍俗成正道，俗，晉祠石經作欲。
《大正藏》本（卷第六十·頁332下）：貪愛為徽纒，徽纒，晉祠石經作微纆。
《大正藏》本（卷第六十五·頁351下）：若有眾生過斯香者，過，晉祠石經作遇。
《大正藏》《大正藏》本（卷第八十·頁442上）：或是我放大光明，是，晉祠石經作見。

當然，晉祠石經其他方面的價值有待各相關專業(yè)的讀者更加全面、深入地發(fā)現。

2021年3月底，后期識讀校改開始之前，鑒于此前的經石數據不能滿足錄文校注工作的需要，本書學術顧問羅炤先生指示趙桂溟、賀銘兩位同志全面測量了晉祠博物館現存所有經石的各面尺寸。進入出版編校程序后發(fā)現，無論是晉祠博物館1995年編制的《晉祠藏風峪華嚴石經目錄》，還是趙桂溟、賀銘測量記錄的經石序號（主要是經石各面次序），與對照拓片迻錄的經文序號有多處不能對應，糾結紛紜之下，不得不重新進行修訂目錄、覆核經石序號等基礎工作。責編與賀銘負責按經文順序檢查梳理序號的錯亂線索，姚遠負責現場勘察、覆核糾正經石序號主要是面序的錯誤、查補位序拼接情況、補測太原市博物館借展和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的經石尺寸等，三方密切配合，逐條、逐塊、逐面覆核厘清石經編號、位置、全/殘、粘連、面序等情況，歷經兩月，終完成了《晉祠華嚴石經總目錄（2021年）》的編制工作；同時，責編同步編制了《晉祠華嚴石經序號對照表》（附錄一），基本厘清了晉祠石經的保存現狀，為晉祠石經的進一步保護與研究工作夯實了資料基礎。

還有兩個情況需要注意：一是中心編輯王宇和賀銘在迻錄校改過程中感覺到，后10卷的部分字形與前70卷有所不同，趨同于宋、遼及以后的雕版印刷字形。它們是否后世依據印本補刻？如果是，在何時補刻？補刻依據的底本是什么？這些問題，值得研究者給予高度重視。二是晉祠博物館現存兩套不同人員制作的拓片，二者同一行之首末甚至行中，偶爾會有字數差異，甚至是變形或殘缺，僅據其中一套拓片迻錄，一些行首、行末文字與經石原刻難以保證完全一致。

此次錄校整理工作雖然勉力而為，但因時間、條件以及參與人員能力等因素的限制，失誤之處在所難免，敬請方家不吝賜教，以便再版時修正。

晉祠博物館竭誠期盼更多專業(yè)人士投入《晉祠華嚴石經》的保護和研究工作，進一步發(fā)掘、弘揚三晉文化和佛教文化的豐厚內涵。

《石經研究》編委會竭誠歡迎中外學者參與佛教和儒家、道教石經的研究，惠賜佳作。

太原市晉祠博物館
房山石經與云居寺文化研究中心
202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