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要找到他們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從 1937 年到 1946 年，南渡北歸之間僅僅存在了不足九年時間，卻被譽為中國近代教育大的奇跡。它所達到的高度、所培養(yǎng)的人才，至今還沒有一所國內的高�？梢猿�越，也因此被很多人視為精神圣殿。

我就是一個聯大粉。

高中時代，在圖書館里偶然讀到作家汪曾祺寫西南聯大的散文，在我的生活里開啟了一扇天窗。后來又讀何兆武先生的《上學記》，更讓我對這所名校心生向往。

作為一個腦殘粉，吳訥孫的《未央歌》、馮鐘璞的《野葫蘆引》等寫聯大的小說我都讀過。此外我還看了一些理論研究性的著作 因為聯大熱，對于這所學校的研究也一度成為顯學。

但是，對于聯大的研究是否應該停留在紙面，又或者應當更多地去和當事人接觸？我們還能不能找到聯大精神延續(xù)至今的活的載體？

除了那些知名校友，普通的聯大學生究竟是一群怎樣的人，他們離開學校之后有著怎樣的人生經歷？以及，我是不是可以就在自己生活的城市完成尋訪的過程？

很多年前我淘到過一本 1993 年編的《西南聯大校友通訊錄》，其中收錄的上海校友有二百六十余位，當時留下的個別校友的家庭電話還是六位數的。時隔多年，肯定有很多校友搬家了，很多校友已經不在了，但是我相信一定還有健在并且住址沒變的校友。只是，逐一尋找實在太沒頭緒了。

幸而，在西南聯大七十七周年紀念前夕，我終于和聯大上海校友會接上了頭，繼而又榮幸地受邀參加了他們在民主黨派大廈舉辦的七十七周年紀念活動。在會上我見到了更多的校友，也更堅定了逐一尋訪的決心。

為什么要想方設法逐一去尋訪健在的校友呢？

其實，在我的心中有一篇文章和一個情結。當我在同濟大學化學系讀書并且有志于從事新聞工作的時候，我曾經看過一本書，名叫《南方周末記者報道手冊》，其中有一章的內容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記者寫了一篇名為《被遺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的報道，講述中國政法大學碩士薛波為了編纂《英美法詞典》，尋訪到一批原東吳大學法學院的遺老的故事。這些遺老學問高深，卻大多一輩子潦倒，晚境頹唐。編寫這本詞典，被很多人當作了人生后做一點貢獻的機會，但另一些人也因為各種原因，早早放下了專業(yè)……作者后來說，自己覺得有一些遺憾，沒有在寫報道時逐一拜訪這些東吳遺老。他問自己這是為什么，是因為寫一篇幾千字的稿子沒有這個必要，還是因為自己的懶惰？后，他還是覺得，是因為懶惰而留下了一個已經無法彌補的巨大遺憾。

所以，當校友會干事充滿信任地把內部通訊錄交到我手上的時候，我已經下定決心，一定要想盡辦法、抓緊時間，盡可能多地去拜訪這份通訊錄上每一位健在的聯大老校友。截至目前，我先后見到了近三十位校友，也結識了一些校友的親屬。

當然我知道，他們的回憶一定會有不準確的地方。一是因為老人的記憶通常是扁平的，時間順序往往是混淆的，但這可以通過查閱史料盡量去核實，即便一時未解，也可以先記錄下存疑的說法。二是因為人都會對于往事存在著有意無意的選擇、遺忘和美化，任誰都無法避免。

因為老人的記憶久遠，更因為我個人的水平所限，這份記錄中一定會有許多偏差和問題，但無論如何不能因為這些瑕疵而放棄記錄。我相信，這是一件應該有人去做的事情，它的意義是多方面的。

西南聯大上海校友會副會長、東華大學教授張文賡先生健在時曾對我說：西南聯大的成功，是因為遇到了國家需要人才的時候，人才能發(fā)揮出力量。另外，對楊振寧、李政道這樣的畢業(yè)生來說，聯大學習的東西也只是打了一個基礎，到美國之后又進一步學習發(fā)展，一直處于學術的競爭之中，才能取得后來的成就。不久前，我看到一篇楊振寧的采訪，他的觀點和張文賡幾乎完全一致。

還有，西南聯大上海校友會干事夏敦義先生曾說：研究聯大校友的價值，在于他們一生的曲折經歷。對此我同樣十分認同。尋訪的過程中，我發(fā)現聯大校友們的命運很多樣。

2014 年年末開始尋找他們的時候，上海健在的聯大校友只剩下了五十位左右，其中還有一部分人生活已經無法自理，或者很難與人交流。他們大多過著默默無聞的平凡生活。他們中有的曾是積極投身抗日救亡的熱血青年，有的埋首做了一輩子學術工作，有的因為政治的風云變幻飽經風霜，有的幾乎一輩子沒有從事所學專業(yè)，有的生活清貧、晚境頹唐，甚至沒有得到家人的善待。我輾轉聽說，一位校友的女兒，把持了老人所有的退休工資，每月僅給一兩百元生活費。還有一次，一位校友患病，校友會干事幫忙送醫(yī)，結果竟被其子女指責多管閑事。因此，尋訪過程中時常會讓人感到辛酸。

但必須說，我所見到的每一位校友，都保持著這個時代極為稀缺的高貴和優(yōu)雅 這一定是他們作為聯大人的底色。曾經有人這樣評價組成西南聯大的三所名校 清華智慧如云，北大寬容如海，南開堅定如山。如云、如海、如山的校風刻在了校友們的身上，終生不渝。

尋訪當然也會遇到很多挫折。

有一位曾經十分熱心校友會活動的校友，因為雙目已近失明，逐漸拒絕和外界接觸。我在電話里請求去拜訪，他十分堅決地說不方便。還有一次，我站在一位校友家的樓下。他家在六樓，我按了底樓防盜門的門鈴，但是他不愿打開門。既然如此，我也沒有再去打擾他。

更有幾次，我被人認為是騙子或者別有用心。曾經有一位校友的女兒，給我打了一個很長的電話，斥責我怎么可以貿然跑到她母親家里去，并且說他們家永遠不會歡迎我再去。還有一位校友的女兒打電話對我說：以后不要再來了。我爸整天把亂七八糟的人帶到家里來，我跟你說我的東西很貴的，丟了東西他根本賠不起。

我顧不得去考慮是否值得，只覺得必須抓緊時間去搶救他們的記憶 這是一項同時間賽跑的工作。但是，因為自然規(guī)律，成功對我來說可能是偶然的，失敗才是注定難以逃脫的結果。

外語系徐淵校友，在聯大七十七周年紀念前的2014年9月22日去世。

機械系張煥振校友，我從張文賡先生處獲悉，于2014年12月28日去世。

機械系陳昌洲校友，當我2015年5月打電話去的時候，家人告知，老人已經在前一年年底去世。

有人告訴我，上海還有一對碩果僅存的聯大夫妻中科院院士、生物化學家沈善炯先生和商學系畢業(yè)的盧盛華女士。當我試著去拜訪這對聯大夫妻的時候，沈善炯先生家的保姆告訴我：盧老師去年（2014 年）11月就不在了……

2015年5月，張仲仁校友的妻子章燕女士告訴我，老人已于2月2日去世。其實之前我早有不好的預感，所以一直不敢打電話給她。作為后見到他的幾個人之一，我匆匆地記錄下了一些張仲仁生平的故事，雖然所能做的只是蜻蜓點水，但畢竟聊勝于無吧。

2015年5月15日，承序玉先生去世。

2015年7月31日，陳志競先生去世。

2015 年8月23日，蔡國謨校友去世。在此之前，我曾和他的兒子通過一次電話，對方也比較熱情，但說父親的健康情況不好，不建議我去探望。可能，這是在我開始尋找聯大老人的記憶之后，位差點見上一面卻已經去世的校友。原本我只知道他是輕工業(yè)設計院的總工程師，直到他去世后我才在校史中發(fā)現這樣一段話：

為了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中國戰(zhàn)區(qū)對美國抗敵戰(zhàn)爭的援助，美國總統(tǒng)于1945年7月6日預立指令，授給做出卓越功績的人員以銅質自由勛章（Medal of Freedom，Bronze Palm），指令于 1946年5月14日由駐上海的美軍司令下達。名單中共三百余人，上自傅作義等高級將領，下至部隊軍官和技術人員以及軍事翻譯員。

在五十二名受獎的上尉翻譯官中，有西南聯大學生十人，其中，就有蔡國謨。

因為自然規(guī)律，這樣的遺憾似乎注定還要繼續(xù)。如果我的工作開始得更早一些，其實還可以見到更多有故事的聯大老人。

翁心鈞，1948屆機械系校友，原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翁文灝的小兒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一直生活在上海，編定《翁文灝日記》后不久，于2013年8月22日去世。

繆景湖校友的兒媳婦是瑞典翻譯家陳安娜，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是她的翻譯成就了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且，繆景湖是我的母校復旦附中的老師，在那里教了二十多年歷史和外語。我知道這些的時候，老人已經于 2013 年4月23日去世。我跑去問我讀高中時的老師，她竟然不認識繆老師。

每一次聽到聯大校友去世的消息，我都會非常難過，甚至恍惚很久也緩不過來。

特別是某個晚上，看到承序玉送給我的幾本上海校友會通訊錄，我難過極了，拿出鉛筆，在每一本上寫下承序玉先生生前所贈幾個字，想著那個只見過一面的帥老頭，說不出話來。

我知道自己能做的太少太少，但畢竟聊勝于無吧，所以急切地想把他們的故事記錄下來，希望讓更多的人知道。

本書的內容完成于 2015 年年末，但由于種種原因遲滯至今。其實我特別希望能在每一位受訪校友的有生之年付梓，但遺憾的是，很多校友已經不可能再看到它的問世。

2015 年 5 月 25 日初稿

2018 年 1 月 28 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