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個溫暖的夏夜，我站立在北美洲森林里的一片空地上，仰望一場盛大的北極光。高聳的光柱與紅綠相間的光芒在天空中蛇行。與此同時，螢火蟲在我四周的灌木叢中閃爍著點點亮光。一只螢火蟲發(fā)出的光往往會刺激另一只螢火蟲，閃光也愈加頻繁。令我大為驚訝的是，螢火蟲竟然對極光做出了反應。天空中的明亮“波浪”觸發(fā)了螢火蟲的群體性發(fā)光現(xiàn)象。這是螢火蟲對宇宙的回應。

人類也與螢火蟲一樣，甚至遠不止于此。我們同宇宙有著最密切的關系。地球上常見的化學元素是通過恒星的創(chuàng)生和毀滅形成的。我們身體里的碳元素和氧元素、血液中的鐵元素，以及腦細胞中的磷元素和鈉元素，都是在太陽誕生之前的恒星世代中生成的。因此，無論是從字面上理解還是從本質上來講，人類都是恒星的產(chǎn)物。

群星閃耀

本書展示了人類對宇宙各個層面的反饋，從一步步揭示宇宙基本結構的科學探索精神，到視天空為神之領域（即“天堂”）的宗教神秘主義。涉及的范圍由太空競賽的成就帶來的興奮，延伸至我們對宇宙及人類在宇宙中的位置所萌生的情感。這種出于本能的情感激發(fā)了視覺藝術家的靈感，如17 000年前，史前人類在法國拉斯科洞穴的巖壁上繪制的星星圖案（見第12頁）。凱蒂·佩特森、薩拉·施等當代藝術家則在太空中發(fā)現(xiàn)了使人重新忖量人類與宇宙、時間的關系的思路，進而重新思考人類存在的意義。由于科學探索已達到可探測且可理解的極限，它必須依賴于科學家的創(chuàng)造力和想象力來突破邊界，用科學和藝術重新詮釋宇宙：縱觀歷史，宇宙與人類擁有某種密切的關系。

人類對宇宙的感悟千差萬別，本書便展示了這種多樣性。例如，本書將藝術作品與哈勃空間望遠鏡和太空探測器的最新圖像擺放在了一起，還對比了古老的占星術日歷與不可見的X射線波段的宇宙圖像。本書并未按照傳統(tǒng)的時間或主題的順序排列圖文，而是將互補或可對比的圖像進行了“配對”，以強調宇宙探索史的連續(xù)、創(chuàng)新和變化：一側是宇航員在月球上留下足跡的標志性照片，另一側則是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創(chuàng)作的巴茲·奧爾德林（Buzz Aldrin）登月場景的波普藝術作品；一側為中世紀基督教描繪的宇宙球體，另一側則是伊斯蘭教眼中的寰宇；一側為16世紀的宇宙主題畫作，另一側則是21世紀揭示宇宙基本結構的數(shù)字圖像。除此之外，來自不同時代或文化的同一主題的圖片，以及想象與現(xiàn)實之間的視覺沖撞，同樣精妙絕倫。

繪制星圖，計算時間

最古老的天文圖像是使用石頭、金屬等材料創(chuàng)作的藝術作品。它們代表了古人眼中的天空，反映了宇宙帶給人類的強烈沖擊，例如星座或星官中恒星的排列方式（如北斗七星就是一個星官，或者說是大熊座的一組恒星）。雖然我們知道恒星的位置是隨機的，但早期的原始人在仰望星空時會把星星想象成動物、神祇、神話生物等形象。這些形象既賦予了星星意義，也使得它們更容易在天空中被定位。

民族學證據(jù)表明，我們目前所認識的一些星座在舊石器時代就已為人所知。在北美洲與北歐的原住民中，“大熊”是家喻戶曉的星座形象，因此該形象的形成必先于11 000年前白令陸橋（移民遷往美洲大陸的路線之一）被淹沒。這表明，“星座”即使不是最古老的文化觀念，至少也是其中之一，并沿用至今。

目前，內布拉星象盤（見第288頁）是公認最古老的以天空為主題的藝術品。該青銅星盤源自公元前1600年，它用簡單抽象的方式描繪了月亮、太陽和星星，比在法老墓中發(fā)現(xiàn)的古埃及天空圖像還要早一兩百年。兩者都基于同一假設，即人類是宇宙的中心，因為天空就是如此展現(xiàn)的。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以前，人們一直堅信這種觀點。

以人類為中心的宇宙觀導致占星術占據(jù)社會的主導地位達數(shù)千年之久。該觀點認為，地球上發(fā)生的事是由宇宙事件引起或者預言的，特別是黃道十二宮、天區(qū)或星座所表示的太陽、月亮及恒星間的行星的運動。有人相信，黃道十二宮與人體器官有關，是人類與宇宙之間的直接聯(lián)系（見第90頁）。日食、彗星、流星等事件被認為是不祥的征兆。最后一個概念仍然存在于現(xiàn)代詞匯當中：“災難”（disaster）一詞的意思便是“來自星星的噩運”。

在西方的古典星座圖（最早使用于公元前4世紀）中，南天區(qū)留有一片空白，因為地中海的人們無法觀測到這片天空。由于地球自轉軸的擺動，這片空白區(qū)域偏離了中心，其位置的變化暗示著最古老的“星座”概念源自公元前2000年的古巴比倫（位于北緯36度以南）。具有5 000余年歷史的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泥板記載了蘇美爾人（Sumerian）對恒星的命名。這證實了，古巴比倫文明中的“星座”源于青銅時代初期，甚至更早。

“星座”從美索不達米亞傳到了希臘文化之中，在古希臘衰亡后又通過阿拉伯語留存下來，并配以阿拉伯風格的圖畫，如波斯天文學家蘇菲繪制的星表（見第304頁）。在文藝復興時期，星座隨著這幅星表再次傳入歐洲西部。而后，阿爾布雷希特·丟勒（Albrecht Dürer）等歐洲藝術家印制的星圖（見第64—65頁）又回歸了希臘文化傳統(tǒng)。

中國現(xiàn)存最早的星座記錄出自公元前2000年利用卜骨進行的占卜活動。在中國，測量恒星并將其分類成星官的天文學研究始于漢代。三國時期（公元3世紀），陳卓將星官合并為一個系統(tǒng)。敦煌星圖（公元700年左右）與蘇州石刻天文圖（公元13世紀）根據(jù)陳卓的全天星官系統(tǒng)細致準確地描繪了星圖（分別見第262頁和第298頁）。

從古至今，除了用以占卜，人類對天空的研究還與年周期密切相關。太陽的運動創(chuàng)造了晝夜，它在天空中的高度與四季交替息息相關。古人還根據(jù)月相變化制定了月歷。

歷法對農業(yè)具有重要作用。它不僅定義了農作物的生長季節(jié)，還指示了播種與收獲的最佳時段。美國新墨西哥州的阿納薩齊人（Anasazi）通過觀測太陽制定了精確的日歷，從而決定何時種植當?shù)氐闹饕�糧食作物——玉米。

此外，天空觀測與宗教儀式的日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例如，月歷決定了齋月和開齋節(jié)等節(jié)日的時間，推動了中世紀伊斯蘭教天文學的發(fā)展。猶太教和基督教采用了一種更復雜的歷法，將月亮的相位與太陽的運動聯(lián)系起來（兩者實則無關聯(lián)）。為基督教會工作的天文學家們對復活節(jié)、滿月和春分的定義仍然存在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