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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將維多利亞時期一些著名作家的創(chuàng)作置于生態(tài)環(huán)境變遷的時代背景之下進行研究，以能量、都市、能源危機、生態(tài)想象等生態(tài)批評術語為工具，試圖揭示維多利亞文學創(chuàng)作如何反映和表現(xiàn)當時的生態(tài)意識，以及文學作品是如何將能量觀念內化為作品要素。作者選取狄更斯、拉斯金、斯蒂文森、康拉德、威爾斯這些不同時期作家的作品為研究對象，逐一解讀其中包含的生態(tài)意識以及隱示的能源問題，并試圖證明19世紀的生態(tài)問題與21世紀的環(huán)境問題一脈相承，當下的諸多生態(tài)危機有著歷史根源。

引言
有限的自然環(huán)境下，幻想逃避

在最近的一次廣告活動中，雪佛龍（Chevron）石油公司表達了對全球能源消耗和人口遞增的關注。在其中一段廣告的開頭，敘述者說，我們面臨的問題是：“這個星球上生活著65億人……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都離不開能源。但是能源從哪里來？”縱橫的高速公路、高聳的城市摩天大樓，以及鱗次櫛比的油井塔預示著危機即將到來：人口遞增、消耗攀升和竭力滿足需求的能源產出。但是敘述者又說，我們依然可以解決這些危機，也會找到“能源從哪里來”的答案。“世界上最偉大的能量來源，即我們自身”就貯存著巨大的能源等待挖掘。借此，廣告中描述的那個擁擠不堪、人口過剩的地球，就會從人人擔憂的形象轉而成為樂觀積極的模樣：廣告上說，“這就是人類能量的偉力”。
這樣的陳述從許多方面來說都充滿誤導性，最突出的表現(xiàn)就是對“能源”一詞的使用前后不一致。在廣告的開始，能源被界定為資源，一種讓世界上所有的汽車、飛機、輪船、火爐、燈泡、電視、計算機、辦公室、醫(yī)院、農場、工廠以及城市維持運轉的必需資源。但是當討論轉向“人類能量”這一話題時，這一詞語便蘊含另一種幾乎完全不同的意義。“人類能量”使用的是能量的另一層含義，包含著某種創(chuàng)造性、自主性、智力與合作。人類思想的力量帶來的技術革新（雪佛龍可謂這方面的先驅），似乎能幫助我們走出任何困境。這一則廣告設計基于人們普遍將能量一詞視為沒有實體的力量的理解上，認為它似乎是人類從自己的內在召喚而來的，使他們能夠戰(zhàn)勝無生命的物質強加給他們的一切限制的一種意志或精神。誠然，這一詞語的這種意義在廣告的視覺修辭中得到了強調，它為我們提供了多鏡頭的連續(xù)拍攝，呈現(xiàn)出包羅萬象的自然和人造物體：冰川、海洋、煉油廠、交通網(wǎng)絡、龐大的都市；相機的鏡頭在地球上空緩緩地、隨意地移動。一切都包容在這幅全景圖中，處于完全的視覺掌控之下，此時，我們也許忘了——可我們也許是被慫恿著要去忘記——我們要用飛機才能捕獲這些圖片，或者說，這些飛機要使用燃料才能完成這樣的任務，或者也可能是使用了其他任何一種資源，才能獲取這兩分鐘的精巧奇境，以喚起人們對偉大的人類能量的信念。能源的本義只是一種資源，在這里卻成了一個比喻，而廣告中所提出的問題——“人類需要能源”，直接轉變?yōu)閷ψ陨淼慕獯稹叭祟惥褪琴Y源”。在這一文字和視覺奇境中，能量轉化中不可逆的熱力學問題，通過對“能量”進行語言學和視覺的轉變而得到解決。
我們這個世界所面臨的能源問題既是物質性的問題，又具有表征性。其物質性在于，許多重要資源都是有限的，而且能源消耗量大的實踐行為還會帶來深遠的、重大的，還可能是不可逆的環(huán)境影響。其表征性在于，通常在我們的文化想象中，由于我們對于詞語本身前后不一的使用，這些問題都被歪曲了。在最近出版的一本關于可持續(xù)能源實踐的圖書中，物理學家戴維·古德斯坦認為：

我們沒有必要保存能源，因為自然會替我們做好這件事。同理，也不可能發(fā)生能源危機。但那并不意味著我們不會遭遇任何問題；它只是意味著我們并沒有使用正確的術語來描述這一問題。我們的確正在耗盡某種東西，我們需要去保存它。那就是燃料。

在這里，古德斯坦關注的是這個詞語特定的張力。一者，能源被界定為一種可使用的資源；二者，能源被界定為一種在地球上無限循環(huán)的力量。正是這后一種定義支撐著雪佛龍關于“人類能量”的觀點：起初廣告中出現(xiàn)的無止境的活動和運動看起來是一個問題（“瞧瞧我們，要用多少能源”），但它很快就變成了解決問題的方法（“瞧瞧這神奇的能源”）。
人們很難區(qū)分該詞本身所具有的兩種不同用法，因而對資源消耗也認識不足，辨別不清。但是這種矛盾源于19世紀，本書感興趣并研究的也正是這一根源。克里斯托弗·赫伯特評論說，雖然思想文化史要求“拋棄起初的奇思妙想”，但我們還是能在這些問題的形成上、在能源表述的歷史沿革中找到一些關鍵所在。問題之一就來自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及其部分靈感的來源，威廉·戈德溫的文章《論貪婪和揮霍》。雖然馬爾薩斯并不關心化石燃料，但他本質上依然關注著能源的可獲得性以及對于人類發(fā)展而言的物質有限性。于他而言，物質的有限性集中體現(xiàn)在食物供給和人類能源需求之間的平衡上：當增長的人口超過可獲得的資源，饑餓和疾病就會使得人口降低到可維持的程度，之后人口又會再次增加。在馬爾薩斯看來，問題在于戈德溫烏托邦式的論文認為，能源是由人的心靈或人的精神派生而來，而不是從自然界中獲取的。因此，他批評戈德溫“心靈的力量勝于肉體”的觀點，因為這意味著能源的有限性可以通過意志、態(tài)度或動機去攻克。他引用了戈德溫的話：“如果我懶散、漫不經(jīng)心地行走二十英里，我會覺得疲憊不堪�？扇绻覞M懷熱情，并專注于某個目標，那么即便行走了二十英里，我也會像旅程開始時那樣精力充沛、敏捷活躍�！瘪R爾薩斯承認，“心靈和肉體之間有著神奇的聯(lián)系”，但他又認為，這樣的刺激方法只能讓人暫時遺忘疲憊，并不能提供燃料式的物質補給：“如果我思想的能量能夠真正抵消我身體的疲憊感，那為什么第二天我還會覺得那么累呢？”對于馬爾薩斯來說，并不存在什么“理性的努力”可以提供解決能源問題的動力——因為任何生產力或效率的提高都只能引起人口相應的激增——但是，也不存在什么內在于人類精神的或是由人類精神產生的神秘的能量源泉。
馬爾薩斯在許多問題上都犯了錯，他的稀缺論也因為他信仰具有毀壞性的自由放任經(jīng)濟理論而發(fā)生了變化。他的著作將義務和道德責任幾乎全部推脫到窮人身上。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的，資源稀缺論是為了掩飾資源分配不均、剝削性的社會關系以及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問題。而且，令人驚訝的工業(yè)進步和農業(yè)化學的進展，使得人類生產力發(fā)展到了某種程度，這是1798年時的馬爾薩斯無法想象的。凱瑟琳·托賓就說過，維多利亞時代的馬爾薩斯批判者常提及“農業(yè)技術進步證明（他的）學說不再確鑿無誤”。比如，路易斯·亨利·摩根也稱，“人類據(jù)說是已經(jīng)完全控制食物生產的唯一生物種類”，這與戈德溫所說的“人類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命運的制造者”遙相呼應。恩格斯指出：“科學的發(fā)展至少與人口的增長速度相當；后者的發(fā)展與他從父輩那里傳承得到的知識成正比，而科學的進步也與上一代人口的數(shù)量成比例，也就是說，通常情況下，科學呈幾何級增長——那么，還有什么是科學不能為之的呢？”如果馬爾薩斯想象的世界是一個落入困境的、充滿掙扎與匱乏的世界，似乎只有新的能源技術才是解放的萬全之策：自然界就絕不可能是他要我們相信的那般吝嗇小氣。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能量守恒原理讓許多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發(fā)現(xiàn)，面前正有一個能量無限充足的宇宙等待著人類工業(yè)去發(fā)掘。
然而，在恩格斯評論的背后，人們會發(fā)現(xiàn)，科學處于不斷發(fā)展的軌道與技術會永無止境地進步的觀點是以信仰為基礎的。這是維多利亞時代（同樣出現(xiàn)在我們這個時代）能源觀的一首副歌：科學永遠都能在匱乏發(fā)生之前領先一步發(fā)展。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戈德溫學說的另一版本，即相信技術進步和人類的潛能將最終主宰這個世界。但是馬爾薩斯指出，“在無限發(fā)展和限度不能確定的發(fā)展之間……存在著天壤之別”。工業(yè)和農業(yè)能源的長足發(fā)展，以化石燃料形式貯存的巨大的動力儲備驟然（sudden，用歷史學術語來說）為人類所獲取，這些都讓人們很容易將前者錯當成后者。馬爾薩斯的預言具有誤導性，并不是因為他的基礎理論一定是錯的，而是因為他不可能預測到人類為自身目的獲取的能源數(shù)量會如此顯著地激增，也沒能預測到人類文明這么快就要面臨這一局面。
馬爾薩斯給維多利亞時代的思想界留下了一筆絕對復雜的有關能源的遺產。一方面，他的理論提供了一種強大的手段，可以將環(huán)境限度和資源匱乏等一些關鍵性問題加以概念化。另一方面，其理論中使人不快的思想，以及它接受無拘無束、優(yōu)勝劣汰的自由市場經(jīng)濟的方式，（像大家所能理解的那樣）讓左翼和極端托利黨中的資本主義抨擊者們視之為鴆毒。經(jīng)濟學家邁克爾·佩雷爾曼聲稱，這對于馬克思來說很關鍵，因為他試圖批判資本主義生產在環(huán)境問題上不顧后果，也不考慮持續(xù)性，但是他并不會對馬爾薩斯做出絲毫讓步，或者認同匱乏是自然的而不是社會的現(xiàn)象。因此，對于馬克思來說，“短缺反映了資本無法掌控環(huán)境”：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中，這一問題將會得到矯正。

第一章
城市與太陽

熱力學

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熱力學的發(fā)展在發(fā)起挑戰(zhàn)的同時，又強化了生產主義所描繪的圖景。一方面，人們用更為嚴格的數(shù)學術語來闡釋能量守恒。通過建立熱能的機械能當量，并用統(tǒng)一的度量衡即做功能力來比較各種不同的能量形式，焦耳、羅伯特·邁耶和其他一些科學家就能夠將一個形而上學的公理通過實驗而加以量化。曾經(jīng)，人們所持有的普遍的、完全的守恒觀只是一個很松散的想法，現(xiàn)在卻有了堅實的基礎，人們可以對不同能量形式之間的相互轉化進行測量，而不是只憑斷言了。另一方面，工業(yè)技術操作中觀察到的能量耗散問題，在熱力學第二定律中正式被提出，這也使得人們很難忽視不可逆和廢棄物的問題；事實上，它把這些問題置于看似激進的新的宇宙論的中心。
我們將在下一章中詳細研究第二定律�，F(xiàn)在，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熱力學第一定律，因為它是在19世紀中葉提出的，而化石燃料的概念有一些模棱兩可。一方面，它的確對巴貝奇等作家總結出的嚴格的能源經(jīng)濟加以強調并使其規(guī)范化。熱力學第一定律針對能量的可為和不可為建立了一系列的規(guī)定，并且用嚴格的數(shù)學方法說明了人類不可能從無中生出有來。這在對第一定律科學的和通俗的討論中都很常見；鮑爾弗·斯圖爾特寫道，“機械的世界不是一個制造能量的工廠，而是一個集市，我們帶來一種能量，將其改變或交換為另一種等效的能量，使其能更加適合我們，但如果我們手上什么也沒有，那么我們必定什么也拿不回來”。因此，第一定律確立了做功所受的限制，也控制了人們對物質世界的無限延展性和可開發(fā)性的幻想。
從另一方面來說，以前的生產主義論著就如何對待化石燃料使用了許多形而上學的推斷和修辭手段，能量守恒也依賴于此。我們在焦耳的著作中可以聽到自然神學的回聲，許多人認為他是把能量守恒送上科學大道的第一人：“實際上，不管是機械的、化學的還是生命體的自然現(xiàn)象，幾乎都是借助空間、天然力量和熱，存在于連續(xù)不斷的能量轉換過程中的。由此，宇宙中得以維持這一秩序，即無一生亂，無一消散，但是整臺機械復雜如此，卻能夠平穩(wěn)和諧地運轉�！本S多利亞時代的科學家們，尤其是那些為普通大眾撰寫作品的人，在創(chuàng)作有關能量的熱力學作品時，并不只是否認或隱瞞第一定律的形而上學的基礎；他們還對此著重強調，常常將能量守恒的根源追溯到自然神學、德國浪漫主義以及古典哲學和神話學的理論上。譬如，弗萊明·詹金認為，盧克萊修“預言了能量守恒學說”。
赫爾曼·馮·亥姆霍茲是“發(fā)現(xiàn)”第一定律的關鍵人物之一，他尊崇歌德，認為其預測了熱力學理論；英國的科學自然主義家約翰·廷德爾聲稱，是卡萊爾“充滿詩意地，卻也準確地預見到了能量守恒理論”，他還引用了《衣裳哲學》中的一段文字，稍后我們會詳加討論。這里為能量概念建立了一個發(fā)展的系譜，讓讀者相信，他們的發(fā)現(xiàn)證實了宇宙的圖景和物理世界的經(jīng)驗是穩(wěn)定的、為人們所熟悉的，也許還是令人欣慰的。
事實上，一個人可以熱心于使用工業(yè)能源的奇妙世界和新技術打開的令人目眩的新前景，同時又認為，這樣的世界僅僅是人們早已知曉的，或者是先輩們早已預見到的力量和定律的新的表達方式。特別是廷德爾，他說自己早已知道這些令人驚詫的事情，他既想讓讀者大吃一驚，又想安撫他們，于是他常常要在其中尋找一條有趣的修辭路線。以下文摘選自他的《作為一種運動形式的熱》，這也是維多利亞時代最為出名的一部熱力學著作：

我們轉到其他星系和恒星上，它們都能像我們的太陽一樣釋放出能量，但它們也沒有違反這一定律，它們身處變化中依然保持其永恒性，持續(xù)地發(fā)生著能量的轉移和轉化，但最終能量既不會增加也不會損失。這條定律體現(xiàn)了所羅門的格言，太陽底下無新事，教我們在它無窮變化的外表之下，到處去尋找那相同的原始力量。對自然而言，什么也不能加入進去；從大自然中什么也不能帶走。

實際上，廷德爾提出了兩個相互關聯(lián)的觀點。借助能量不增不滅的說法，能量守恒在流動的現(xiàn)實之下建立了一個不變的秩序：即便是根本性的物理性轉化，也只是永恒定律的一種不同表達而已。但是他又指出，能量守恒概念也認可現(xiàn)實中某種歷史悠久的經(jīng)驗—在這種情況下，就是《圣經(jīng)》的格言式的智慧了。這樣，人類思想自身的發(fā)展行為與能量相像：其外部形式多種多樣，卻都是深層秩序和同一性的各種不同的表述而已。正如他在其著名的《貝爾法斯特演講》中所說的：

這個世界不僅信奉著一個牛頓，還尊崇一個莎士比亞；不只有一個波義耳，還有一個拉斐爾；不僅有一個康德，還有一個貝多芬；不僅有一個達爾文，還有一個卡萊爾。從整體上來看，人的特性不在他們中哪一單獨個體的身上，而在所有人的身上。他們相互之間并不對抗，而是相互補充，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融合……人類的思想，帶著朝圣者對遠方家園的渴望，將要轉向孕育其成長的神話，并試圖改造它，以便讓思想和信仰統(tǒng)一起來。

在《作為一種運動形式的熱》這本書的末尾，廷德爾顯然對宇宙中能量的規(guī)模感到驚奇異常，他堅持認為，在他的科學物質主義和神話化的宇宙之間，是連續(xù)的而不是斷裂的。在精神和物質之間存在著一個本體論的灰色地帶，能量巧妙地處理了二者之間的分歧：

波浪會削減為漣漪，漣漪也會增強為波浪；盈千累萬會縮減為渺小的數(shù)字，渺小的數(shù)字也會擴大為盈千累萬；小小的星體會膨脹為巨大的恒星，恒星也能分解成小小的動植物，這些動植物又將融化在空氣中，但能量流卻是亙古不變的，經(jīng)年累月，它帶著旋律滾滾向前，地球上所有的能量—生命多樣的形式和現(xiàn)象多變的呈現(xiàn)，都只是它節(jié)奏的調整而已。

從生態(tài)學意義上說，廷德爾聲稱“太陽底下無新事”的問題在于，至少就人類文明而言，化石燃料的“原始力量”實際上是新的力量�；剂系氖褂贸吮砻魉谧匀画h(huán)境中發(fā)生著不可逆的變化，在“持續(xù)地發(fā)生著……轉移和轉化”，還有其他的意義。廷德爾的著作往往會從對具體技術和自然環(huán)境中能量做功方式的細致描述，突然跳躍到廣闊的宇宙秩序的圖景。他一直強調宇宙能量供給的有限性，并暗示人類活動對這種有限性不會造成有效的影響：

看看我們這個世界上的能量總量：煤田里儲存的能源；天上的風與地上的河；還有我們的艦隊、軍隊和槍炮。它們都是什么？它們都來自一小部分的太陽能，不到總量的二十三億分之一……用我們地球上最大的度量來測量的話，這樣的能量庫也是不可限量的；但倍感榮幸的是，我們擁有超越這些度量的特權，只將太陽自身看成是廣袤空間當中的一點，僅僅是滄海一粟。

雖然廷德爾強調，在宇宙能量的海洋里人類顯得微不足道，但是這并不會伴有因生命渺小而產生的生存焦慮。的確，正如本書在其他地方說明的那樣，工業(yè)技術的發(fā)展讓人類能夠獲得無窮盡的力量。如果說廷德爾看上去是在貶抑人類世界的話，那么他的意圖也只是對等待我們去利用的巨大的能量庫表示驚訝而已。正如我們在赫胥黎的著作中讀到的，起初作者像是在贊美大自然，但實際上這只是夸贊人類的另一種方式。我們也許很渺小，但是我們的智力賦予我們“超越……的特權”。
因此，工業(yè)技術既幫助我們獲得了能量，又讓我們知曉了自然永恒的穩(wěn)定性。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很難發(fā)現(xiàn)人類使用能源的方式有什么毛病。這個問題，在部分意義上，可以歸結為廷德爾對“自然”一詞的使用方式，它往往意味著將宇宙抽象化（正如上文“對自然而言，什么也不能加入進去；從大自然中什么也不能帶走”），而不是將其看成一個有限的地球環(huán)境，或者物質生態(tài)系統(tǒng)。這不同于人們在達爾文觀點中看到的自然的概念，比如，他使用的著名比喻“糾纏體”（tangled bank），以及《物種起源》中對許多生命有機物存在的復雜動態(tài)網(wǎng)絡的描述，這些都不只是強調自然的變化無常，還強調了單個變化對整個系統(tǒng)產生的級聯(lián)效應（cascading effects）。雖然在進化論和早期熱力學著作中，轉化是較為常見的比喻，但是后者更傾向于把轉化的觀點建立在穩(wěn)定不變的基礎之上。自然是不斷轉化背后維持穩(wěn)定的保證，而在達爾文的作品中，自然就是轉化。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如此強調自然永恒的不變性，抹殺了人類活動對自然界的影響，而把自然界看成是正常運轉的生態(tài)系統(tǒng)。
更重要的是，廷德爾讓“所有能量形式都具有統(tǒng)一性和同一性”這種生產主義說辭上升到一個新的水平，直到工業(yè)活動和資源開發(fā)不僅變得完全自然，而且成為太陽能的必然的表現(xiàn)方式：

他先建造森林，后又砍伐樹木，而令樹木生長和揮舞斧頭的兩種力量，卻是同根同源。三葉草發(fā)芽開花，割草機擺動鐮刀，它們都是由相同的力量驅使著。太陽從我們的礦井里挖出礦石，他卷起鋼鐵；他把盤子釘起來，把水燒開；他拉動火車。他不僅讓棉花生長出來，他還抽絲紡紗，編織網(wǎng)絡。舉起錘子，轉動輪子，或者拋出織梭，這無一不是太陽的功勞。他將能量揮灑入太空，但如果這能量受到了限制，我們的世界也將舉步維艱。就像海神普洛透斯在施展他的法術一般。

作者用抒情的筆調描寫太陽把有機與機械、自然形成與工業(yè)生產自由融合的情況，直到在能量自由循環(huán)的迷宮中生長與消耗之間任何有意義的區(qū)分都消逝不見。在這里，森林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發(fā)展和消失都是能量的不同表達方式。在建造和砍伐的工作之間繪制了一條平行線，讓工業(yè)生產的過程變得自然化—確實，“建造”森林這樣的語言意味著它已經(jīng)是生產制造領域的一個部分—但是這似乎也讓資源和環(huán)境的大規(guī)模開發(fā)成為一件自然的事件。對宇宙中這種原初性和統(tǒng)一性的強調，抹殺了時間性的差別作用；一句“他先建造森林，后又砍伐樹木”很輕易就達到了句法上的平衡，遮掩了建造和砍伐二者背后深層次的時間上的不匹配性。前者，即一片森林的成長，可能需要數(shù)千年的時間，而后者則只需數(shù)周或數(shù)月即可完成，但這種“轉化輕易就能發(fā)生”的感覺卻勾銷了這些重要的生態(tài)差異。這是我們在赫胥黎和巴貝奇觀點中看到的有關不匹配性的精巧實例，原本屬于不同時間范式的活動和過程卻讓人們產生了一種和諧的周期性的錯覺，這種錯覺是在生長與砍伐、發(fā)芽與修剪的如《圣經(jīng)》所述一般的節(jié)奏中產生的。在這個純粹是動作性的世界中，是由人的勞動完成，還是由煤炭、水力或者其他方式完成，它們之間的區(qū)別消失殆盡。人們使用的不再是一座有限的資源庫，而只是早已在這個世界上循環(huán)往復的普遍原理的另一種形式。
廷德爾在《作為一種運動形式的熱》的末尾對宇宙的抒情，說明他脫離了熱力學第一定律發(fā)展過程中嚴格的實驗性特點，的確，他也脫離了該書前幾章中他自己對能量的描述。但強調這些觀點的宇宙論特點也是此間人們討論和傳播能量守恒的典型方式。伴隨著人們對新能量定律的規(guī)律性和合理性的興趣，人們認識到能量守恒定律被認為只是自然界機械發(fā)生著的事情，因此，并不需要人類的監(jiān)管。正如赫伯特·斯賓塞所指出的，這種混淆就深藏在所使用的那些術語上。他在《第一原理》中堅稱，他所謂的“可持續(xù)的力量”要優(yōu)于人們常用的“能量守恒”，因為后者會令人誤解，含有“保護者和保護行為”（a conserver and an act of conserving）的暗示。從很多方面來說，斯賓塞和那些誤傳能量運轉方式的人都犯了同樣的錯，他追隨邁克爾·法拉第和W. R. 格爾夫，偏愛于使用“力量”一詞而非“能量”，進而使得問題更加令人困惑。但是他認為“守恒”這一術語攜帶的隱含主體性讓人困擾，這點是正確的。雖然斯賓塞的說法不是出于對資源利用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關注，但我們還是能看到一個隱含的“保護者”的概念，它建立了所有的能量關系并對其失衡現(xiàn)象進行糾正，這可能會掩蓋人類對自然界資源的影響。
在某種意義上，對機械性守恒的這種暗示，以及對宇宙論圖景的強調，是很奇怪的。如果討論能量守恒常會導致人們不再關注各種能量形式之間關鍵性的差別，或忽視表明實際能源使用情況的效率和經(jīng)濟問題，那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熱力學如果不熱衷于此類差別和問題的話，甚至就不可能作為一門科學而存在。熱力學最先從工程學傳統(tǒng)發(fā)展而來，那時，節(jié)約能量和避免浪費都至關重要。作為生產動力的能量價值，鼓勵著研究人員以精確、量化的方法了解其性質和限制。廷德爾對熱的研究以相當引人注目的方式觸及了關鍵性的生態(tài)問題。1859年，他開始研究地球大氣層捕獲太陽能量并阻止地球失去熱量速度過快的過程。廷德爾意識到，如果沒有“大氣層的包裹”，地球很快就將“無法居住”。經(jīng)過一系列的實驗，他發(fā)現(xiàn)復雜的分子會捕獲熱量，而簡單的分子則幫助熱量毫無阻礙地擴散到外部空間去。斯蒂芬妮·佩因在《新科學家》雜志上發(fā)表觀點，指出廷德爾發(fā)現(xiàn)了“煤氣—一氧化碳、甲烷和其他碳氫化合物的混合氣體—像木塊一樣會成為輻射熱的阻礙”，佩因認為，這一真知灼見將他帶到了描述人為影響全球變暖的門口。我們將在第五章中看到，約翰·羅斯金從富有想象力而不是完全科學的意義上邁出了這一大步。因此，廷德爾的著作表明，對熱的行為進行熱力學研究，會引發(fā)人們對人類能源使用和全球環(huán)境之間的關系呈現(xiàn)出的生態(tài)問題做深刻的思考�？v然同時它還依賴于比喻、修辭結構和形而上學的假設，并由此使得這樣的問題更難以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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