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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從中國文化遺產(chǎn)傳承、中國學術史、文獻傳播、知識管理等新的視角對中國近現(xiàn)代以前目錄學的歷史背景、發(fā)展過程、重要人物、重要成果進行全面系統(tǒng)的梳理與考證。全書圍繞從公元前8世紀到1949年目錄學發(fā)展的各個歷史時期進行闡述。

中國目錄學是有著2000多年歷史的學科，一度成為顯學。中國目錄學是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傳統(tǒng)學術文化的瑰寶，其歷史作用雖然早已得到了廣泛肯定，但在今天，這座未被完全認識和充分重視的“礦藏”有著進一步挖掘和開發(fā)的巨大價值。
　　中國目錄學是怎樣的一門學問？它是如何產(chǎn)生并發(fā)展起來的？目錄學發(fā)展過程中形成的目錄學思想對當代目錄學有哪些價值？由此產(chǎn)生了目錄學史的研究，這是目錄學的一個重要分支。
　　一中國目錄學是關于圖書整理的學問
　　中國目錄學是關于圖書整理的專門學問。目錄學對于圖書的整理，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標題工作
　　標題工作是目錄學整理圖書的一項重要工作，包括圖書定名和標題選定兩項具體工作。
　　早期的圖書一般沒有名稱，只有一個一個獨立的文本。這些文本由于沒有顯著的標題，給人們辨識圖書帶來了困難。特別是隨著圖書的傳抄和流傳，就有了給圖書定名的需要，這就是早期的目錄學工作。早期的許多典籍如《尚書》《春秋》《論語》《詩經(jīng)》等都是在傳播中逐步才有了書名的。以《史記》為例，司馬遷完成這部歷史著作時并沒有一個書名，只有一些篇目。據(jù)《史記·孝武本紀·索隱》記載，桓譚在《新論》中說：“太史公造書成，示東方朔，朔為平定，因署其下�！饭撸詵|方朔所加也�！庇纱丝芍�，東方朔最先看到司馬遷這部沒有書名的著作，便題“太史公”作為書名。因此，《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著錄“《太史公》百三十篇”。
　　在圖書整理過程中，對一部圖書不同時期出現(xiàn)的各種標題要進行研究，經(jīng)過比較分析，最后決定選擇某一名稱或?qū)δ骋幻Q進行加工處理作為正式的標題，這就是標題選定工作。例如，劉向在整理《戰(zhàn)國策》時發(fā)現(xiàn)這部著作有《國策》《國事》《短長》《事語》《長書》《修書》《戰(zhàn)國策書》七個書名，通過對全書內(nèi)容的研究，確定了以《戰(zhàn)國策》作為書名。又如，《史記》這部書又稱“太史公記”“太史公書”“太史公傳”，后來選定省略的名稱，將“太史公記”“太史公書”“太史公傳”簡稱為《史記》。
　　經(jīng)過目錄學家的圖書定名或標題選定，最終完成一部獨立圖書的標題工作。
　　中國古代圖書的標題有篇名、書名等多種類型。篇名也稱細名、小名或小題；書名也稱總名、大名、大題。史學家白壽彝分析了中國古書名有有書無名、有名無書、同書異名、同名異書、書名代以人名、書名代以較大之名、書名代以較小之名、書名冠于較小之名、書名冠以較小之名、書名分化、書名混合、書名簡稱、書名增字、書名改題、書名補題、書名誤題、書名依托共17種情況①。古代圖書標題按定名者劃分大體有三種情況：第一種是作者擬定的標題；第二種是作者以外的其他人擬定的標題；第三種是目錄學家擬定或選定的標題。若按標題方法，則可分為四種情況：第一種直接以作者的名字作為標題，如《別錄》中的《子思》《賈誼》《屈原賦》等；第二種是取圖書的前二三字作為標題，如《論語》中的《學而》《為政》等；第三種是根據(jù)圖書內(nèi)容概括形成的標題，如《詩經(jīng)》；第四種因某種特別的原因而改名，如《世本》，又稱《作世》《世系》《世紀》《世牒》《牒記》《譜牒》等，西漢末年經(jīng)劉向校讎后定名，唐時為避唐太宗李世民諱，一度改名為《系本》。

（五）古籍索引
　　20世紀20年代出現(xiàn)了索引運動，提倡用西方科學的治學方法來整理國故，在胡適、林語堂、劉半農(nóng)等的大力提倡下，以索引方式復興國學研究。
　　在古籍索引編纂方面，哈佛燕京學社大規(guī)模的古籍引得編纂活動最為突出，其中《藝文志二十種綜合引得》是對史志目錄的一項綜合研究工作。從1931年春至1950年冬，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編輯的64種古籍引得，包括引得正刊41種和引得特刊23種（附原文者為特刊），遍及經(jīng)、史、子、集。編纂處還將古籍索引編纂工作經(jīng)驗總結成索引理論，洪業(yè)的《引得說》是其代表。中漢法學研究所（巴黎大學北平漢學研究所）編有專書通檢《山海經(jīng)通檢》《淮南子通檢》等14種。開明書店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輯的《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和商務印書館編印的《十通索引》。特別具有學術價值的是學者索引，如葉圣陶《十三經(jīng)索引》、王重民等《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顧頡剛《尚書通檢》、楊殿殉《石刻題跋索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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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時期許多目錄學家依古典目錄書體制新編目錄，豐富了古典目錄學這一領域的庫藏，如近代四大藏書家——海源閣、鐵琴銅劍樓、皕宋樓、八千卷樓私藏善本書目錄，邵懿辰《四庫簡明目錄標注》，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孫殿起《販書偶記》，羅振玉《敦煌鳴沙山石室書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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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學發(fā)展初期，就有學者出國搜尋敦煌文獻，著錄成目。如向達編《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jīng)眼目錄》、羅福萇《巴黎圖書館敦煌目錄》、劉復《敦煌攝瑣》、王重民《巴黎敦煌殘卷敘錄》和《敦煌古籍敘錄》等。比較重要的還有：羅振玉《敦煌石室遺書》（1909）、陳垣《敦煌劫余錄》（1931）、劉師培《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1936）、許國霖《敦煌石室寫經(jīng)題記與敦煌雜錄》（1937）、向達《敦煌所出俗講文學作品目錄》（1943）。
　　七譯書目錄學
　　民國時期伴隨著譯書事業(yè)的發(fā)達，產(chǎn)生了關于譯書編目與研究的譯書目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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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譯書之處，初有天津水師學堂、上海制造局，而后海內(nèi)通人志士，知自強興學，大量翻譯出版西學書籍，主動學習西方先進文化。根據(jù)清顧燮光《譯書經(jīng)眼錄》統(tǒng)計，僅1902年至1904年間，中國翻譯出版新學書籍就有533種。當時上海有44家新式譯書機構，1909年增至9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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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光緒十三年（1887）英美基督新教傳教士在上海將光緒十年設立的“同文書會”改組，1892年稱“廣學會”。其號稱“以西國之學廣中國之學，以西國之新學廣中國之舊學”，實際是外交官、商人和傳教士在中國進行文化滲透、傳播基督教、宣揚殖民主義的機構。創(chuàng)辦以來，翻印出版各類書籍千余種。廣學會在北京、奉天、南京、煙臺等地設立專門機構，翻譯出版大量宗教、政治書籍。廣學會編《廣學會譯著新書總目》1卷，分天文、地理、史類、傳記、醫(yī)學、體學、通考、政學、理財、法律、格致、算學、植物學、蒙學、小說、雜著、道學、質(zhì)學、性理、化學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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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同治年間，曾國藩上書奏設制造局。李鴻章在上海創(chuàng)辦制造局，需要翻譯出版西方科學技術書籍，于1868年成立江南制造局翻譯館，是中國近代最大的譯書中心。1886年制造局擴建，上海廣方言館遷入居內(nèi)，與翻譯館合并，由此成為集教學、翻譯、出版三位一體的機構。自1867年至民國初，翻譯活動長達40余年，翻譯各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著作數(shù)百種。
　　江南制造局總辦陳洙撰《江南制造局譯書提要》2卷，將歷年翻譯出版書籍分為史志、政治、交涉、兵制、兵學、船政、學務、工程、農(nóng)學、礦學、工藝、商學、格致、算學、電學、化學、聲學、光學、天學、地學、醫(yī)學、圖學共22類，141種，附刻20種。書名之后，記其卷數(shù)、作者、口譯者、筆述者、校勘者，附內(nèi)容介紹與簡要評論。據(jù)制造局刊《英國定準軍藥書》后附的《譯書目錄》，共23類，170種。《譯書提要》收入141種。
　　江南制造局翻譯館，又名上海制造局翻譯館。民國間鉛印本《上海制造局譯印圖書目錄》，分史志、政治、交涉、兵制、兵學、船政、學務、工程、農(nóng)學、礦學、工藝、商學、格致、算學、電學、化學、聲學、光學、天學、地學、醫(yī)學、圖學、地理23類，比《江南制造局譯書提要》僅多“地理”一類。后有“附刻各書”一項，收錄所刻之書，凡30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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