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譚丕模（18991958），本名譚洪，號披朦，筆名洛如、一洪、千英、孤君、斯徙、曙光、平、規(guī)，湖南省祁陽縣人，是我國重要的文學史家、思想史家和教育家，也是最早用唯物論的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文學史的學者之一。

早期唯物論文學史觀的確立經(jīng)歷了從機械套用到系統(tǒng)深入的動態(tài)過程。從整體上來說，表現(xiàn)為社會史進入文學史的過程，封建這一概念在文學史中的確立是這一過程中最為突出的特征。從具體的文學史書寫來說，表現(xiàn)為階級性反映論的發(fā)展過程，社會背景先行的書寫方式、階級對立的闡釋模式和勞動說的唯一正確性為文學史書寫確定了固定的書寫范式。在早期唯物論文學史觀確立的過程中，譚丕模的《中國文學史綱》頗具代表性和典型性，不僅在于其完整地呈現(xiàn)了唯物論在指導文學史書寫時所提供的新視角和帶來的新問題，更在于其在文學史書寫過程中的反思和修改對當下重寫文學史具有源頭性的啟發(fā)作用。

一、 譚丕模的生平

1899年，譚丕模出生于湖南省祁陽縣湖塘灣村的一個書香之家，家風正直開明。譚丕模從小接受了良好的傳統(tǒng)文化教育，最喜愛讀《論語》、《史記》和《資治通鑒》，對中國傳統(tǒng)思想和史學研究有濃厚的興趣。與此同時，譚丕模的少年時代也正是中國社會急劇變化之際，在其父譚祚垓、其兄譚丕績的影響下，譚丕模培育了熾熱的愛國情懷和強烈的報國理想，對新文化、新思想也充滿了向往與好奇。

1922年，譚丕�？既氡逼礁叩葞煼秾W校國文系，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并對文學史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在北平求學期間，譚丕模開始學習《共產(chǎn)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關心國家危難，在三一八事件后參加天安門前反對八國最后通牒大會并向段祺瑞政府請愿，也曾在反帝反軍閥斗爭中遭奉系軍閥逮捕入獄，從這時起譚丕模的思想與時代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與此同時，譚丕模也開始了文史哲方面的系統(tǒng)學習，魯迅、錢玄同、吳承仕等先生的教導培養(yǎng)了他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和方法，在這時譚丕模開始了第一次文學史書寫的嘗試，是跟著劉師培氏的寫作路線跑的，只寫先秦一段，約兩萬多字，并未出版。

畢業(yè)后，譚丕模一方面投身于抗日文化運動，擔任北京《新晨報》社論撰寫人、教育副刊和新聞副刊編輯主任，與呂振羽、鄭侃、劉思慕等人創(chuàng)辦《新東方》雜志，以遏制帝國主義、振興中華為己任。另一方面，繼續(xù)從事學術研究和教學活動，先后任教于北平師范學校、民國大學、朝陽大學、華北學院、北平女一中、粵北中山大學師范學院、國立桂林師范學院等。根據(jù)在北平師范學校授課講義，譚丕模出版了《新興文學概論》《文藝思潮之演進》和《中國文學史綱》（1933年版）。1933年版《中國文學史綱》是譚丕模中國文學史書寫的第二稿，也是其首次出版的文學史著作，從西周一直寫到1932年。書寫這一版的文學史時，年僅34歲的譚丕模是意氣風發(fā)的，在他看來，這部文學史雖然僅花了八九個月的時間編寫而成，但與以往的文學史迥然不同，尤其是所運用的新興社會科學的方法更是其引以為豪的。但在之后的文學史研究和書寫中，譚丕模逐漸感覺到自己對于唯物主義的片面理解和機械運用，在1947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綱》中反思自己1933年的文學史，認為雖然當時自己企圖運用科學的方法，但仍然有很多不科學的意見。在思想史方面，譚丕模出版了《宋元明思想史綱》和《清代思想史綱》，對當時來說是有現(xiàn)實意義的思想史研究。

新中國成立后，譚丕模先后擔任民盟湖南省支部委員會委員兼文教 委員會委員，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員，《光明日報》《文學遺產(chǎn)》首屆編委，《文藝學習》編委，先后任教于湖南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繼續(xù)開設中國文學史等課程，并受教育 部委托，主持起草和修訂《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1958年，譚丕模作為中國文化代表團成員赴阿富汗和阿拉伯聯(lián)合共和國訪問，途中飛機失事，不幸遇難。

譚丕模的學術研究與其唯物主義的學習具有一致性。20世紀30年代，譚丕模懷著一腔熱情大膽地將唯物論引入文學研究之中，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這不僅是一種治學方法，更是一種學術勇氣。呂振羽在為《新興文學概論》作序時直言：因為很同情譚先生的勇敢和努力，才敢來替本書寫這篇序。此后，譚丕模的唯物史觀逐漸成熟，注意用辯證的方法，避免機械論，李達評論《宋元明思想史綱》、顧頡剛評論《清代思想史綱》時都指出譚丕模用嚴正的科學觀點進行學術研究。在其學術生涯中，譚丕模最為注重的是文學史的學習和研究，唯物史觀的成熟也體現(xiàn)在文學史的書寫和修改之中。在1933至1947年間，譚丕模從未間斷文學史的學習和寫作，其間六易其稿，兩次出版。此后由于身體原因和擔任行政工作，他一度擱置了文學史書寫，直至1953年又恢復了文學史的寫作。1954年第七稿、第三版《中國文學史綱》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教材編審處印出，作為高等學校交流講義。此版文學史引發(fā)了許多討論，譚丕模收到各方意見后，又立即進行了修改，并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次出版。這是譚丕�！吨袊�文學史綱》的最后一版，也是其運用馬克思主義及其唯物史觀研究文學史的最終成果。

馬克思主義及其唯物史觀被系統(tǒng)地介紹到中國，并對中國學界的各個領域產(chǎn)生影響，可以追溯到五四時期。從李大釗發(fā)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提出一切社會上政治的、法制的、倫理的，簡單說，凡是精神上的構造，都是隨著經(jīng)濟的構造變化而變化開始，唯物論引起了社會史、學術史及哲學領域相關學者的關注，陸續(xù)產(chǎn)生了大批相關譯著和學術研究著作，同時在文藝理論方面就文藝基本內(nèi)涵、文學階級性等一系列問題展開了論爭。經(jīng)過研究和討論之后，一部分學者接受了唯物論，并將其作為自己治學術史的指導思想。就文學史而言，唯物論正式進入并指導文學史書寫，要從譚丕模的《中國文學史綱》（1933年版）說起。從20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譚丕模《中國文學史綱》四個版本的變動和修改，也生動地反映了唯物論在應用于文學史書寫的早期從機械套用到系統(tǒng)深入的動態(tài)過程，是60年代兩部統(tǒng)編教材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