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非虛構(gòu)的新經(jīng)典
畢飛宇

當我收到《只要說出來你就會好很多》（下稱《只要》）試讀本的時候，我體會到了書名所帶來的壓抑。我做好了足夠的心理準備，我積累了我能積累的同情心。我知道，我的閱讀將伴隨著悲情、抑郁、憤懣，當然，我最終會得到解脫。我會讀完的，只要讀完了我就會好很多。

我是一口氣讀完的。我讀完了，我并不感到壓抑。相反，我的內(nèi)心充滿了感激，經(jīng)過一天的閱讀，我有效地走進了美國南方的一個家庭。這和閱讀�？思{不是一碼事。通過那一枚美國南方的“郵票”，我嘆服于�？思{通天的創(chuàng)造力，他創(chuàng)建了一個世界、一個美國的南方。但是，那真的是美國的南方嗎？我不關心這個，我只能說，我有幸看到了一個開創(chuàng)世紀的天才。

瑪麗·卡爾是誰？我不知道。她并沒有創(chuàng)造，她只是追憶，她只是陳述。她卓爾不群的敘事給我?guī)�來了最為切實的體驗，我看到了一個真切的南方家庭，它生機勃勃，完整又支離，洋溢著歡樂同時也承受著艱難。我看到了一個善良的、一心想好好過日子的、退了伍的、通身彌漫著石油氣味的“大話精”——“我”爸爸；我看到了一個美麗的、天賦異稟的、爛漫的、不靠譜的、永遠也找不到目標的、熱衷于結(jié)婚的、摟著酒瓶子的、可以做任何人的好朋友卻絕對無法成為一個好妻子和好母親的“瘋女人”——“我”媽媽；當然，我也看到了一個曾經(jīng)受過傷害，卻猶如天使一般的“小崽子”——敘述者“我”。

還是《紐約時報書評》說得好：“哀傷又內(nèi)省。她那強韌的精神、
她的詩句、她的語言、她自己的聲音，使這段困頓、難熬的旅程得
以獲得重生�！�

這本書原名為 The Liars’ Club，一個很好的書名，中譯本改為《只要說出來你就會好很多》。改就改了吧，我的作品被翻譯成外語
也曾經(jīng)被改動的。一本《青衣》，挺好的書名，可是，西方人不知道
“青衣”是什么，你也不能把“青衣”翻譯成“花腔女高音”，最后
呢，法文和英文版的《青衣》叫《月亮的歌劇》，而德文版則直接譯
成了《月亮女神》。

《只要》不是小說，是回憶錄，換句話說，它是非虛構(gòu)的。說起非虛構(gòu)，它差不多已經(jīng)成為現(xiàn)代主義之后的一種世界性的潮流了。這是必然的。既然文學是求真的，虛構(gòu)也求真，那么，為什么不來一個脆的——非虛構(gòu)——呢？對了，《人民文學》雜志敏銳地捕捉到了這個潮流，差不多是在二十年前了，《人民文學》在中國文學的內(nèi)部提出了一個倡導，倡導非虛構(gòu)。得益于《人民文學》的敏銳，我們也誕生了漢語非虛構(gòu)文學的標志性作家——梁鴻。

我愿意把《只要》看成非虛構(gòu)的新經(jīng)典。事實也是如此，在瑪麗·卡爾之后，美國文學出現(xiàn)了一個新的熱潮，那就是，許許多多的“非作家”拿起了他們的筆，他們雄心勃勃，他們要記錄自己的生活。他們堅信，“作家”們煞費苦心才做到的事，他們也能做到。

這樣的事在漢語世界里有可能發(fā)生嗎？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它能夠發(fā)生。
現(xiàn)在，我愿意做一個假設：一家出版社，一個編輯，他得到了一本類似于《只要》的手稿，這位編輯會對這樣的作品寫出什么樣的審讀報告呢——
“作者視域狹窄，他的書寫沒能突破個人生活的庸常瑣碎，沒有呈現(xiàn)出更為宏大的主題。他的書寫缺失了時代性、民族性和社會性。作品不夠厚重，不夠開闊�！薄�—然后呢，然后就沒有這本書了。是的，我真正想說的是，我們的文學自然取決于作家，但是，在許多神秘的時刻，它也取決于那些目光迥異的、永不屈服的“天才捕手”。

毫無疑問，文學可以是宏大的，在某些時候，文學也必須是宏大的，我們需要虛設一個更為闊大的視野來輔助我們的認知世界，這是文學天然的野心。但是，在任何時候，我都會對個體生命表達我的敬意，對個體生命的隱秘部分表達我的敬意，是它們構(gòu)成了第二宇宙。在遼闊性之外，我們永遠也不能放棄人性的復雜與幽深。復雜與幽深是重要的，它們是另一個維度的闊大。我喜歡“大塊頭”，但我一點也不喜歡“傻大個”。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呢？我們對“傻大個”越來越癡迷了。借用瑪麗·卡爾的說法，我們時常對“傻大個”表現(xiàn)出“一種可愛的賤樣”，然后呢，導致了“一副很能干的賤樣”。作為寫作者，我們所需要的是誠實，我們需要章魚感受海水一般的感受力，我們需要的是無微不至和無堅不摧的表達，我們需要的是各顯其能。如果說，作家是一群魚，我最為喜愛這樣的局面：它們品種不一、大小不一。如果說，我所面對的一群魚是這樣的——它們都是同一個品種，它們的大小相似，那我基本上就可以說：它們來自同一個池塘，屬于同一種人工養(yǎng)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