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書為《夏同善年譜》《王祖畬年譜》《王保譿日記》之合編。

一

《夏同善年譜》整理自上海圖書館藏民國九年（1920）鉛印本《夏侍郎年譜》，收入《上海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續(xù)編》第34冊。該年譜為夏同善之子夏敦復、偕復所編，起止時間為道光十一年二月十九日（1831年4月1日）至光緒六年七月、八月間（1880年8月、9月），編年紀事翔實，一月之內常常逐日而寫，具有日記特征。

除《夏侍郎年譜》及其附錄張謇撰《神道碑銘》、譚獻撰《墓志銘》及夏敦復、偕復述《屠夫人行狀》，本書另附《清史稿》夏同善傳、《近世人物志》夏同善傳、《近代名人小傳·官吏》夏同善孫詒經傳、《詞林輯略》夏同善傳、《昭代名人尺牘續(xù)集小傳》夏同善傳及浙江圖書館藏稿本《夏子松先生手書函牘》。

《王祖畬年譜》整理自上海圖書館藏民國七年（1918）刻本《溪山老農年譜》，收入《上海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續(xù)編》第40冊。該年譜上、下卷為王祖畬自訂，記事始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1842年11月24日），止于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三日（1895年11月19日）。王祖畬自稱：“余歸隱后，身雖在塵，緣已斷，何譜之有？”續(xù)編為其子王保譿編，記錄王祖畬歸隱后至戊午年五月二十二日（1918年6月30日）之事，編年紀事翔實，具有日記特征。年譜附錄《家譜約書》（本為《自訂年譜序》）、《同譜錄》、《弟子錄》、《著述書目》、《手校書目》、李澍撰《祭文》、唐文治撰《祭文》及《通告同學書》。

《王保譿日記》整理自南京圖書館藏稿本《溪山小農日記》。起于宣統(tǒng)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止于癸丑年除夕（1914年1月25日）。

二

夏同善（1831—1880），字舜樂，號子松，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咸豐六年（1856）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右庶子，充日講起居注官，同治六年（1867）遷少詹事。后出督江蘇學政，遷詹事。同治十年（1871），遷兵部右侍郎。光緒元年（1875），直毓慶宮授讀。光緒四年（1878）視學江蘇。光緒五年（1879），巡視山東黃河，閱緣江炮臺。光緒六年（1880）七月卒于官，年五十歲，謚文敬。

夏同善歷官咸豐、同治、光緒三朝，位至侍郎，與翁同龢同為帝師。風雨如晦之際，夏同善身處權力中心，既需匡正君心、協(xié)調帝后兩宮，又要外御兵患、內紓民困。夏同善任上，有“禮貴因時，請緩行幸”見《夏同善年譜》“六年丁卯（1867）三十七歲”�！罢埿裘耨�、敦節(jié)儉、廣振濟、開言路、清庶獄”見《夏同善年譜》“十年辛未（1871）四十一歲”�！鞍副I刑例請復祖制”見《夏同善年譜》“十二年癸酉（1873）四十三歲”。等奏疏，于公私內外、國計民生的抉擇，夏同善始終以儒家忠愛之道實現自洽，“一飯不忘憂國”。

年譜從清廷內部視角展現晚清重大歷史事件。夏同善身處晚清50年，歷經并參與處理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太平天國、丁戊旱災等事件。年譜中收錄的奏折、諭旨等史料，可見清廷內部對戰(zhàn)爭、自然災害等事件的論辯與應對之策。

咸豐十年（1860），清軍在江南與太平天國軍作戰(zhàn)，屢屢失利，浙江戒嚴，夏同善上“請命曾國藩總統(tǒng)諸軍”一折，與許乃普聯(lián)銜“奏保浙江在籍紳士籌辦民團”。七月，英國進犯天津，清廷有意議和，夏同善主張“能守而后能戰(zhàn)，能戰(zhàn)而后能和”，“以兵備之，以民備之”見《夏同善年譜》“十年庚申（1860）三十歲”。。

光緒初，華北旱災泛濫。光緒三年（1877）二月，夏同善上“請籌恤流民”折：

去年南北各省，水旱為災，山東、河南一帶饑民流入江蘇省至十余萬人，其他省四散者又不知凡幾。聞蘇省官紳籌款賑濟，將次第資送回籍，意良厚矣，他省諒亦遣送如例。惟念該民等逃亡之后，田園既廢，廬舍不完，一切牛具籽種咸歸烏有，一旦徒手歸來，日用之需、耕稼之資將何所出？……請旨飭下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各督撫，預飭各屬，遇有境內逃散人民歸來者，務須加意撫恤……③見《夏同善年譜》“三年丁丑（1877）四十七歲”。

同年八月二十一日“請?zhí)仡C諭旨，加撥賑帑，整飭荒政，以蘇民困而弭隱患”一折稱：

河南河陜汝所屬民間鬻婦女以斤計，斤數十文，省城及懷衛(wèi)一帶，自本年入夏以來，道殣相望，而山西更有甚焉，報災之區(qū)，幾及六十州縣，饑民至一百七八十萬之多，待哺嗷嗷，賑難遍給，故有匍匐求食遽成餓莩者，有拋棄幼孩聽其自斃者，甚有合室苦饑仰藥同盡者，死亡之慘，尤不忍聞。③

奏折記述當時旱災情形及清廷應對情況，“籌款賑濟”應屬當時受災地方官一般舉措例如，時任晉撫曾國荃有“請劃扣京餉賑濟饑民疏”“勘災辦賑片”“請發(fā)執(zhí)照勸捐濟賑疏”“晉賑不敷請推廣捐輸接濟疏”“復奏籌辦賑務疏”“勘災籌賑疏”“借款運漕疏”“請緩解京餉疏”“撫恤陽曲等廳州縣加賑口糧疏”“請續(xù)撥江鄂漕米疏”等奏疏，參見曾國荃著，梁小進整理《曾國荃全集》第一冊，岳麓書社2006年版。，江蘇省官紳籌款將災民送回原籍，夏同善嘉許此舉，更念及民眾返鄉(xiāng)后生活難以為繼，需當地撫恤，又念及流民無收，請旨緩征賦稅。

夏同善尤其擅用其生活、吏治經驗獻策緩解災情�！皶x省乏糧勢難接濟免籌補苴之計”一折，建議以“豆餅”“鮮食”補苴糧食不足，“請籌款開井濟賑利農”一折又建議用“上土下磚之井”，似較一時之賑濟更為長久見《夏同善年譜》“四年戊寅（1878）四十八歲”。。同時，夏同善留意于約束地方官員，八月二十一日折言“至各省大吏，如有專顧額征，禁止屬員報災，坐視流亡而忍不置問者，即請嚴旨立予罷斥，則大吏實心，屬吏亦無不實心矣”，時時提醒“飭地方官實心經理”“毋得假手胥吏，以杜侵漁”“毋使吏胥借端舞弊”“毋使吏胥影射侵蝕”，足見其思慮之細。

八月奏折中，夏同善請旨“于關稅項下?lián)茔y四十萬，海防項下?lián)茔y三十萬，合銀七十萬兩”，以為“于關稅海防，不過略少存儲，而災民得此則生，弗得則死，又何為而忍不出此”見《夏同善年譜》“三年丁丑（1877）四十七歲”。，自然是出于惻隱、愛人之心。然賑濟災情需動用海防費用，這一選擇在軍事與民生之間，由此也可知清廷面臨自然災害時掣襟露肘的窘迫情狀。

同治二年（1863），夏同善自汴返濟寧，途中作《教淮徐民紡織說》一文見《夏同善年譜》“二年癸亥（1863）三十三歲”。。光緒五年（1879），夏同善巡視山東黃河、閱緣江炮臺之際，行次宿遷，宿遷知縣言宿境民生之苦，夏同善又為宿遷令言教民紡織事，尤可見其系心民生。

光緒六年（1880）二月，夏同善歲試蘇州，謝絕親友為之祝壽，隨后歷試太倉、松江等地。五月二十四日，其函牘言“惟月來河魚之疾，雖不甚劇，然積久不愈，恐成脾泄，現改服補運之劑，未知能否獲效耳”，“大、小兒禮闈獲售，再實之木，彌深惴栗，幸點用主事，或不致盈滿為災”，竟一語成讖，因積勞過甚，思慮傷脾，病卒于七月二十四日。夏同善臨終之際仍掛念政事，上遺疏，可謂鞠躬盡瘁，翁同龢吊唁之信云：“遺疏上達，上微聞其事，明日上在毓慶宮問夏某何似侍，臣以實對，上泣，侍臣皆泣�！币姟断耐�善年譜》“六年庚辰（1880）五十歲”。

三

《夏同善年譜》是晚清清廷高層文官的生平記錄，《王祖畬年譜》與《王保譿日記》則是清末及民國初年江南中下層文人的生活紀實。

王祖畬（1842—1918），字歲三，號漱山、紫翔、溪山老農、溪山餓叟，江蘇鎮(zhèn)洋（今太倉）人。光緒癸未（1883）進士，改庶吉士，以母病假歸休于家。光緒十八年（1892）服除，選授山西崞縣知縣，改授河南湯陰，十九年（1893）充河南鄉(xiāng)試同考官，次年調署中牟，未任，丁父憂歸，不復出。1918年6月卒，年七十七歲，私謚文貞。

王祖畬曾講學于宿遷鐘吾書院，海門師山書院，甪直甫里書院，太倉安道書院、尊道書院，崇明瀛洲書院，婁東書院，寶山學海書院等，弟子門人眾多。著有《讀左質疑》《溪山老農文集》《溪山詩存》等書共18種，校書53種見《王祖畬年譜》附錄“著述書目”“手校書目”。。

王祖畬較夏同善晚生十年，夏同善初任京官之時王祖畬正于江南讀書。咸豐十年（1860）左右，太平天國時期，王祖畬與家人自太倉州輾轉通州、海門等地避難，其見聞尤能反映一時一地生活情狀：

五月，六伯父自海門歸，挈余與二弟渡海，寓麒麟鎮(zhèn)沈氏。沈蕅云先生名丙煃，受業(yè)先大父，二子廉江名之瑛、仲瑜名之瑾，皆受業(yè)伯父，故視余兄弟如骨肉，因得與廉江昆仲訂交，昕夕談文，有邢遷如歸之樂。見《王祖畬年譜》“庚申（1860）十九歲”。

館通州呂四場彭氏，東人名維聰，號訓彝，與乃兄寶榮以海舶起家，寶榮名維皋，孝友誠信，力行善事，為鄉(xiāng)里敬服，道光己酉大水，獨力振十余里饑民�！�…一日，東人以青錢數串置余床頭，駭曰：“是阿堵胡為者？”曰：“此間東家得產，先生分潤中金，例也�！庇嘣唬骸叭粑阄畚�，束脩外誓不取一錢�！惫剔o之。東人出，謂人曰江南人避難而猶不要錢如此。

自辛酉至癸亥，館彭氏三載。課暇，讀《史記》、前后《漢書》、徐庾全集、《全唐詩》、陸游《南唐書》，擇其要者摘錄成帙。見《王祖畬年譜》“辛酉（1861）二十歲”。

第一則材料中，沈丙煃曾經受業(yè)于王祖畬祖父王曾茂，其子又受業(yè)于王祖畬伯父，王祖畬兄弟在沈氏宅中避難，又與沈丙煃子訂交，此后同治三年（1864），王祖畬偕沈廉江同應京兆試，二十二年后，王祖畬應海門師山書院之聘，院董即沈仲瑜見《王祖畬年譜》“丙戌（1886）四十五歲”。。沈仲瑜之喪，其家人亦邀王祖畬題主見《王祖畬年譜》續(xù)編“癸卯（1903）府君六十二歲”。。士人之間由學緣與姻親關系建立的人際網絡，在戰(zhàn)亂之際亦能守望相助�！锻踝娈屇曜V》附錄中有訂交同譜34人，弟子108人，也能反映其交游范圍與影響之廣。

第二則材料中，通州彭維聰、彭維皋兄弟，能在水災中賑濟鄉(xiāng)民，戰(zhàn)亂之時為王祖畬提供教職，可謂仁義，是一地鄉(xiāng)賢。王祖畬辭去東家利潤一事，確顯其愛惜自身名節(jié)，不受無功之祿，顧全自身所代表的“江南人避難”群體名譽；另外，年譜中這一紀事有意模仿魏晉名士，尤其是《世說新語·規(guī)箴》中王衍的行為，也可以身作則，留示后人�？途又畷r，王祖畬仍能讀完《史記》、前后《漢書》、徐庾全集、《全唐詩》、陸游《南唐書》，又知其讀書勤勉，日就月將，漸益堆積，后成著書《史記校證》十二卷、《漢書校證》八卷、《讀書雜記》數十卷。其讀書之法，也能于其子王保譿日記中窺見一斑。

王祖畬的成長、交游環(huán)境，皆屬于傳統(tǒng)士人圈層。于家中，王祖畬受“大父補巢公”即祖父王曾茂的影響尤深。王曾茂曾為國子監(jiān)學正，通經義，為乾隆廬州知州王宬曾孫。王曾茂親自為王祖畬命名，“‘經訓乃菑畬’，望其以經術大吾家”，于王祖畬身上寄托綿延世澤、振興家族的理想，因此特別留意對王祖畬的教育。年譜中記述“自八九歲以來，每晚飯后侍先大父，為述古來忠臣義士、孝子悌弟事，頗能啟發(fā)，大父顧而樂之”見《王祖畬年譜》“庚戌（1850）九歲”。，王祖畬十三歲時，王曾茂授其古文之法“獨有王、唐、歸、胡、金、陳、章、黃大家”，并“遍檢書篋，得《石門呂氏天蓋樓評本》”。王祖畬后作《制義正宗》等書，尤重學習古文大家，實則與祖父的教育有關，亦自稱“余之致力于先輩大家文，自此始”見《王祖畬年譜》“甲寅（1854）十三歲”。。

王祖畬身受祖父希冀，受家庭環(huán)境熏陶，也十分注重家風延續(xù)、家業(yè)復興。典型的是其選擇歸隱講學，不再出仕，正是“耕讀”家族審時而為，韜光養(yǎng)晦，退而致力于鄉(xiāng)里的文化事業(yè)的策略，王祖畬也自言：“居今之世，總以韜晦為第一義�！币姟锻踝娈屇曜V》續(xù)編“丙辰（1916）府君七十五歲”。晚年，王祖畬作《經籍舉要》三卷，附以舊作《讀書作文要論》授保譿，以此“專為子孫初學計，斷不可出以問世”見《王祖畬年譜》續(xù)編“癸丑（1913）府君七十二歲”。，即為家傳密本，并著意修訂家集，命王保譿訂廬州公（王宬）《容齋僅存集》二卷，補巢贈公（王曾茂）《補巢詩存》一卷，“又追述先大父事略，以丙戌年所繪《獨立圖》與《大母課孫圖》合裝手卷，先后題詠二十余家”見《王祖畬年譜》續(xù)編“丙辰（1916）府君七十五歲”。。王祖畬將希望寄托于其孫鴻楑，其遺言：“鴻楑尚聰明，且有天性，須好好教伊，留一讀書種子。其余諸孫，將來憑汝看事做事，總要各有恒業(yè)”見《王祖畬年譜》續(xù)編“戊午（1918）府君七十七歲”。，“讀書種子”一言尚能看出其借讀書振興家族的理想。

四

1905年，科舉廢止，王祖畬“諭以毋入學堂，且讀書做人豈沾沾于功名，無科舉，正可專心實學”，王祖畬一生恪守傳統(tǒng)士人的道德準則，其教育又深刻地影響其子王保譿。

王保譿，字慧言，生于光緒十七年（1891），卒于民國二十六年（1937）以后，承繼其父藏書，多太倉鄉(xiāng)賢遺著稿本，十分之三毀于兵火，其卒后，余書數萬卷由夫人編目庋藏，后散出參見譚卓垣、倫明等著，徐雁、譚華軍整理《清代藏書樓發(fā)展史續(xù)補藏書紀事詩傳》，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6頁；王河主編，汪叔子等編《中國歷代藏書家辭典》，同濟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頁。。在清末、民國的變革中，王保譿以清朝遺民的視角記錄太倉一地的生活景象。

日記上冊是“清朝最后一年”與“民國第一年”的記錄，此時諸多士人對清朝復辟仍有幻想，因此對辛亥革命多加以貶斥，從其日記中也可以看出太倉居民在政權交迭、時局混亂之時惶恐而荒誕的場景，尤其是辛亥之初，獨立之風初到太倉時：

名曰“宣布獨立”，并發(fā)傳單，令家家門前懸白旗。自高橋以東自飛云橋，大逵白旗殆滿。余尚不多，猝不及備之際，或用手巾，或用白紙，或用包足布，或用小孩溺布，以俟更正。有膽小老嫗，在街上得令，急奔家中，裂被單為之。至于消息素通之輩，則早已預備矣，有大店戶用白縐紗旗兩面，左右飄蕩，以壯觀瞻云。

鄉(xiāng)紳錢溯耆門前先有白旗三，俱朱書大字，一曰“興漢滅滿”，一曰“光復”，一曰“獨立”，以提倡鄉(xiāng)里。旋為人所唾罵，謂：“滅滿何不于敏肅請兵時滅之？”或應之曰：“彼時滅滿，此時無百萬家產矣！”乃去其二，止存“獨立”旗，然遍閱城中白旗上有字樣者，獨錢氏耳，乃知世受國恩之大家固與尋常門第有別也。見《王保譿日記》宣統(tǒng)三年（1911）九月十六日。

民眾眼中，“門前懸白旗”是順應新朝的標志，為保全生計慌不擇路。錢溯耆錢溯耆（1844－1917），字籥龢，號伊臣、聽邠，江蘇太倉人。官歷內閣中書、刑部浙江主事、直隸深州知州。與王祖畬、繆朝荃、徐敦穆同修州志。有自撰《古倉七老圖記》，輯《春風草廬遺稿心白齋剩稿合刻》《滄江樂府》等，搜刻先世遺集如《寓燕疏草》《食舊德堂家集》等。一事，王保譿敘述的語氣更見諷刺，借鄉(xiāng)人之口說出“彼時滅滿，此時無百萬家產矣”“世受國恩之大家固與尋常門第有別”句。實則錢氏一族愈世受清朝國恩，愈需在民國之時顯出投誠之意，十日之后，錢溯耆“去‘獨立’旗，攜其幼子至上海租界”，聽聞錢氏請專人看守祠堂，王保譿揣測“祠中未必有寶物……然則于滿人雖欲滅，于滿人之恩，固未忍遽舍”見《王保譿日記》宣統(tǒng)三年（1911）九月二十六日。，而將錢氏之逃視作舍義去利的“變節(jié)”之舉。

對于民國初年的社會變化，王保譿更痛心疾首。一方面，各種基層組織橫征暴斂，例如“志愿團亂民所見，謂為私運，將船米一概奪去，名曰充公，實則分利也”，其成員“俱城中著名之無賴”見《王保譿日記》宣統(tǒng)三年（1911）十月初一日。，又“偽民政部以經費竭蹶，發(fā)行公債票……偽課員數人遍處募集，蓋實即勒捐以供此輩之用度也”見《王保譿日記》宣統(tǒng)三年（1911）十月初九日。；另一方面，鄉(xiāng)間民風丕變，賭博、鴉片習氣復起，“鄉(xiāng)間賭風更烈，西門外光蛋賭局設在官廳，且列洋槍數枝以防不測”見《王保譿日記》宣統(tǒng)三年（1911）十月初十日。，“煙禁停辦，城中私榻復起，頃又有蘇臺艷幟移置我婁”見《王保譿日記》宣統(tǒng)三年（1911）十月十五日。。

王保譿特別留意于當時“剪發(fā)”的問題，“剪發(fā)”在日記中出現69次。“剪發(fā)”，既是清朝與民國更替的標志，又是傳統(tǒng)社會道德與新社會風氣之間的博弈�！稗p發(fā)”是清朝遺民的身份標識，又是不毀傷身體發(fā)膚的“孝道”要求。然而清初亦有“剪發(fā)”之令，清朝的異族統(tǒng)治，使遺民面臨“剪發(fā)”的現狀，失去傳統(tǒng)道德這一有力的抗爭立場。在這一困境中，王保譿以為“本朝剃發(fā)，已不免胡人之風，今又變本加厲，竟效東西洋，是是非無得也”“發(fā)辮為本朝制度，故彼黨欲去之，而紐扣衣服獨非本朝制度乎，何以十無一二去者”⑤見《王保譿日記》宣統(tǒng)三年（1911）十月十六日。，將清廷代表的“中國”與“東西洋”對立，以此維護清廷的正統(tǒng)性、合法性，或取消“辮發(fā)”與一朝一代之必然聯(lián)系，尚屬論爭。而更有詭辯之處，如“發(fā)也，盈天地間之有尾者，俱不能有發(fā)，惟有發(fā)者獨能無尾。然則彼之自處于無發(fā)，即自甘為有尾，我之自處于有發(fā)，即自別于有尾也” ⑤“吾等不剪發(fā)而垂辮，僅僅保存本朝之國粹，而江蘇本為吳地，始祖泰伯即有斷發(fā)之文，是君等之保存國粹為尤甚也”見《王保譿日記》宣統(tǒng)三年（1911）十月二十五日。，此種無可奈何之詞說明遺民在身份認同上的矛盾心態(tài)。日記中更有諸多關于“剪發(fā)”之事的詳細記載：

聞唐文治之剪發(fā)也，先于南向設一香案，中奉慈禧太后暨德宗皇帝神位，旁設慶親王及振貝子生位，仍服本朝衣冠，行三跪九叩首禮畢，除去衣冠，一并擲地，命仆人拾堅硬黃道磚一塊，將紅頂敲為粉碎，曰：“與君長別。”然后撤去香案，自取王麻子剪刀，牙關一咬，將發(fā)辮一剪而下，交廚役曰：“以接豚尾之上�！蹦巳〕稣a命四軸、御賜諸物暨自己文章稿本，付之一炬。復以小花翎為掃帚，頂盤為各種鉸鏈；所積諸色頂珠，分給農人為煙荷包軋頭……以緯帽暨涼帽，反罩尿桶……見《王保譿日記》宣統(tǒng)三年（1911）十月十六日。

唐文治為王祖畬弟子，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曾任職戶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務部，出使多國考察，又主事商部、農工商部等，光緒末、宣統(tǒng)初，出任上海實業(yè)學校（南洋公學）監(jiān)督、江蘇教育總會會長等，民國初，仍任校長參見宋林飛主編《江蘇歷代名人詞典》，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81頁；《蘇州通史 人物卷》下冊，蘇州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6頁。。唐文治在清朝時已身居要職，民國時仍從事學校教育行業(yè)，已屬清民之際有識之士，然在“辮發(fā)”一事上，亦顯得矛盾、復雜。“設香案”“奉神位”“本朝衣冠”“將紅頂敲為粉碎”之舉，似是答謝清廷恩遇，而將辮子“接豚尾之上”“文章稿本，付之一炬”，將衣冠用作掃帚、鉸鏈、煙荷包軋頭，甚至“反罩尿桶”，則是與過去身份的一種痛苦的訣別，且越是糟蹋這些前朝遺物，這一“劃清界限”的行為就越徹底。此時，王保譿對唐文治剪發(fā)自然頗為不滿，然于十年后，王保譿卻正應唐文治之聘，任無錫國學專修館校經處主任江慶柏著《近代江蘇藏書研究》，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299頁。。

與此同時，王保譿等遺民也惴惴于自己的辮子，此時有傳聞稱“杭州有強剪發(fā)辮者”“上海有暗剪者”，甚至有真正的“剪辮者”出

現見《王保譿日記》宣統(tǒng)三年（1911）十一月十一日。壬子（1912）三月十九日：日暮，至衛(wèi)丞處，歸途突遇楊幼鶴之子，睨視余發(fā)辮曰：“此物何以尚在？”余曰：“汝能剪我否？”曰：“能。”曰：“幾時剪？”曰：“明日�！痹唬骸懊魅諑讜r？”曰：“早上九句鐘�！痹唬骸拔矣诖藭r一準候在家中，但汝或不來，則非人矣�！痹唬骸白匀槐貋��！贝巳四陜H十六七，亦新近所出之小流氓也。或告余曰：“昨日黃阿才一開其端而毫無動靜，此類人將蜂起效之，有辮者人人自危矣。”。乾隆時期的“剪辮”恐慌，來自權力巔峰時期“某種看不見的趨勢的威脅……一種晦暗不明的觀念會伴隨盛世應運而生”孔力飛著，陳兼、劉昶譯《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2年版，第60頁。，而此時的“剪辮”恐慌，則是戰(zhàn)亂之際各種勢力翻覆，民眾對于身家性命、遺民對于名節(jié)能否保全的真實恐懼。此后兩年，每于宗祠祭祀，王保譿都特別留意眾人的衣冠與發(fā)辮壬子（1912）花朝：“是日，宗祠春祭，服衣冠者惟余父子三人暨穀礽叔、孫昂兄，余俱便衣”；九月初九：“宗祠秋祭，照常衣冠者仍此五人”；癸丑（1913）二月十二日：“與祭宗祠，衣冠者：穀礽、晉蕃叔，孫昂兄及我父子三人”；九月初九：“助祭宗祠畢，至四先生祠助祭，祭者為穀礽、晉蕃叔暨稼生、畢伊卿等，俱照常衣冠，稼生之發(fā)已去，今特裝一假辮云”。。

日記下冊中，王保譿的記事突然變得簡略，極少涉及時局，轉而退隱書齋，醉心花木，與友朋喝茶、抄書、游園、下棋。王保譿所讀之書，既有來自其父親的傳承，如《漢書》《后漢書》《全唐詩》等，另一方面，又有小說如《閱微草堂筆記》《紅樓夢》等，甚至還有“新小說”數種。

兩冊之間戲劇性的轉變，反映其心態(tài)的變化。前文“錢氏宗祠”是王保譿等人散步所及之處，日記下冊中對錢氏宗祠的記錄：

下午，衛(wèi)丞叔楚來，同至文星樓啜茗，散步過錢敏肅專祠即前文腳注錢溯耆父錢鼎銘（謚敏肅）祠。，頭門上匾已去，御碑亭尚在，而亭前石刻、對聯(lián)用石灰涂去，不勝感慨。薄暮歸，種菊花秧，接惠農信，并和詩二首。燈下，讀《游俠傳》，為獅侄改文。見《王保譿日記》壬子（1912）二月廿六日。

散步城東，過錢氏宅后，桑園中有屋三楹，石臺竹椅頗有風景，遂往小坐，談至日暮。每惜錢老漂泊海上，不能盡享此福，富貴者反不如貧賤之足以自由也。見《王保譿日記》癸丑（1913）八月廿五日。

兩條日記文情俱佳，王保譿心態(tài)較前已有細微變化，辛亥年（1911）多對“變節(jié)”的忿恨嘲諷，壬子年（1912）是對物是人非的感慨，癸丑年（1913）已經是“惜”其漂泊。兩則日記透露出對過往時代的哀悼追懷，都寫到“薄暮歸”，時移世異，故國山河也如同夕陽西沉，王保譿喜好種植菊花，或亦有隱者、遺民的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