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一、研究緣起


清中期以后中國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其中廣東是當時社會矛盾較為集中的一塊區(qū)域。自清嘉慶以后，廣東先后出現(xiàn)了天地會、華南海盜擾亂、兩次鴉片戰(zhàn)爭、洪兵、土客大械斗、盜橫行等社會動亂。這些社會動亂反映出清政府日益減弱的社會控制，亦表明了廣東乃是清王朝統(tǒng)治鏈條上較為薄弱的一環(huán)。清中期以后廣東社會動亂主要分為內(nèi)亂與外患兩種類型：內(nèi)亂既有以推翻清政府、建立新政權為目的的政治運動，如洪兵，又有以劫掠錢財為目的的盜匪作祟，如華南海盜和清末盜匪，還有民間群體性沖突的事件，如土客械斗；外患則有以、掠奪中國資源為目的的西方殖民者侵略。清中期以后廣東的社會動亂可謂是接踵而至，且呈現(xiàn)出多樣性的特點。


清嘉慶以后廣東共有6次大型社會動亂(華南海盜擾亂、兩次鴉片戰(zhàn)爭、洪兵、中法戰(zhàn)爭、清末廣東盜匪橫行），與之相對應的是由倡諭的5次大規(guī)模的團練活動�？梢�，清代廣東的團練無一不與這些矛盾沖突的發(fā)生相伴相隨，甚至可以說清代廣東團練的發(fā)展歷史就是清中期以后廣東社會發(fā)展與變化的一個縮影和真實寫照。


筆者在分析清中期以后的廣東社會動亂時發(fā)現(xiàn)一個有意思的觀察點：清代廣東天地會主要有兩次大規(guī)模的活動，一是嘉慶七年到八年（1802-1803），陳爛屐的惠州府博羅、歸善、永安等縣的天地會，二是咸豐四年到同治三年（1854-1864），波及兩廣地區(qū)的廣東洪兵。而這兩次大規(guī)模的天地會在時間發(fā)展線上與清代中晚期的白蓮教（1796-1804）和太平天國運動（1851-1864）形成對應關系，是咸豐至同治年間的洪兵與太平天國政權之間更是呈現(xiàn)“同生同滅”的命運走向。從這些運動的本質(zhì)上講，白蓮教和太平天國運動屬于異端教派發(fā)動的反清斗爭，廣東的兩次天地會則同屬于清代秘密結社發(fā)動的反清斗爭。因此無論是全國性范圍的白蓮教、太平天國運動還是廣東的天地會，皆是清中晚期國家與地方社會層面的社會矛盾與階級矛盾的集中表現(xiàn)。清代中晚期廣東地區(qū)的社會亂象在某種意義上是當時清王朝沒落、中央對地方控制衰弱等時代變化在地方區(qū)域的一種具體投射，形成了國家與地方之間強烈的對應關系。因此，本書作為一項區(qū)域社會史研究，通過清代廣東一域的社會動亂及其相應的團練活動，以小見大地去窺察清中期以后的社會發(fā)展變化。


另外，對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清代廣東團練發(fā)展史是對受“后現(xiàn)代”思潮影響的“新文化史”帶來的“碎片化”等種種弊端的反思，亦是對當前呼吁回歸“宏大歷史敘事”和“長時段”史實構建研究范式的回應。世紀80年代以后，“新文化史”“微觀史”大行其道，成為各國史學研究的主流，而傳統(tǒng)“宏大敘事”和“長時段”史學研究范式備受質(zhì)疑�！靶挛幕�史”和“微觀史”固然極大地拓展了史學研究的視角與范圍，但同時泥沙俱下，不可避免地出現(xiàn)“碎片化”傾向和“只見樹木不見樹林”的研究短視。當人們熱衷于對細微史實和具體問題探究時，似乎忘記了史學研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使命所在。細部歷史越來越清晰，但整體歷史卻越來越模糊。因此，克服當前史學研究的“碎片化”傾向，加強構建宏大敘事體系和回歸“長時段”史實構建是相當必要的。關于清代廣東團練的史料相當零散，通過相對零散的史料去構建出一個相對完整的發(fā)展過程，這既是本書寫作的一大難點，亦是本書寫作的一項重要任務。透過清代廣東團練史的構建，探索其背后的發(fā)展特點，是本書寫作的一個重要目的，同時亦裨補于當下清代廣東團練研究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