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在經歷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對學校教育造成了嚴重的破壞，但是教師們在適應學校運作方式的過程中展現(xiàn)出了不可思議的創(chuàng)造力和多樣性。這是一個多么值得尊重教師職業(yè)的時代呀！可悲的是，隨著學校回歸正常，我們都會遺忘教師們有著那么多獨特而有價值的專業(yè)知識，又將 重新討論那些不那么重要的話題，如修改時間表、為家庭作業(yè)而爭吵，以及決定學校應該是私立還是公立。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是深入探討教師作為一種職業(yè)意味著什么，專業(yè)知識和評價性思考如何成為一種職業(yè)的核心概念，同時說明很高比例的教師具備這些特質，他們能將教學從一門技能轉變?yōu)榛�于專業(yè)知識的受人尊敬的職業(yè)。
目前的教學和學校模式已經合理地保持了150年，并且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對教師和學校的需求一直在快速增長�，F(xiàn)在，越來越多的學生被歸類為需要特殊幫助，學生背景的多樣化也在增加，所涵蓋的內容似乎越來越多，責任無處不在，社會和情感的學習也已經被添加到教師和學校的職責范圍內。由于互聯(lián)網的力量，家庭和學校之間的界限也逐漸模糊。傳統(tǒng)的教師職業(yè)結構正在不斷瓦解，許多人要么選擇不進入這個行業(yè)，要么選擇年紀大得多才進入這個行業(yè)，要么就是不想從教室升遷到領導崗位。負責制定政策和問責模式，并將自己喜歡的理論推廣到學校的官僚機構正以更快的速度增長，而官僚機構通常由那些課堂經驗很少或沒什么課堂經驗的人組成。
我們處于這樣一個時期，可能需要讓教師這個職業(yè)提出關于其目的、專業(yè)基礎知識和未來發(fā)展的一些關鍵問題，因此，《教師的專業(yè)成長與評價性思考》一書就應運而生了。
我們從部分開始做介紹性說明，來解釋這個轉折點。文章的論點是專業(yè)知識特別是評價性思考的概念，需要成為專業(yè)的核心。我們認為，它一直都是核心。我們強調思考和行動的深度，以及關于互惠、關心、尊重、專業(yè)知識等其他核心價值觀，這也是教師為之奮斗的職業(yè)目標。我們將在第二部分更深入地探討這些關于專業(yè)知識本質的觀點。
當參觀學校和教室時，我們很快就會被周圍的優(yōu)秀打動。事實上，對我們三位作者來說，見證這種優(yōu)秀便是一種主要的動力，讓我們繼續(xù)從事這個職業(yè)并為被稱為教師而自豪。第三部分討論了這種評價性思考在行動中的一些更實際的例子，我們研究如何將核心概念轉化為教師培育項目。我們有10年的經驗，每天都在教師培育項目中生活和呼吸，努力實現(xiàn)評價性思考。一些人對這項工作持批判性態(tài)度，通常是因為術語上的爭議。
他們不喜歡像循證教學這樣的術語，它經常被用作一個標簽我們也同意這個標簽可能隱含的一些誤解但批判往往不是關于制定了什么，而是批判者擔心什么正在制定。人們往往誤認為循證或評價性思考意味著冰冷或是不帶感情的實踐，又或弊病或是缺陷，在未受到審核的情況下即把數(shù)據(jù)用于課程或系統(tǒng)運行。但在醫(yī)療語境中，循證往往意味著同情、價值觀、關懷和對其他人意見的歡迎。
我們需要一場革命，或至少是重新評價教師職業(yè)。目前是適宜的時間，但我們需要批判性地深思我們要去往哪里，我們要如何成長，我們想要如何被同事們看待，如何吸引新朋友加入到我們的行業(yè)中，以及受到家長、大眾和政府的歡迎和支持。
我們三位作者從截然不同的職業(yè)軌跡中得出這些觀點:專注于教師培育，專注于研究，專注于教學。在過去的10年里，我們每天與志同道合的同事們還有批評者們一起工作，建立了一個基于評價性思考和發(fā)展專業(yè)知識的項目，下面是我們的故事。
菲爾德·里卡茲
1974年我在墨爾本大學任教，擔任該校聽力學研究生項目的首任主任。 這是一個循證項目，通過將循證科學與循證實踐相聯(lián)系來發(fā)展循證思維。其中一門課程是聲學，這是一門重要的基礎科學，支撐著聽力學領域的許多方面。作為一名教師，我對教學內容充滿熱情，包括簡單和復雜的音調、噪音、共振、聽覺感知、語音聲學、房間聲學等主題，每一種都是聽力測量、助聽器安裝、聽力康復和聾人教育的基礎，并直接應用于聽力學和耳聾治療領域。這個課程中提出的概念，連同其他基礎和循證科學，支撐著所有治療聽力受損患者時的循證思維。參與此項目的學生從包括科學、工程、語言學和心理學在內的多個學科中畢業(yè)。聲學考試簡單明了，旨在評估學生對聲學的深刻理解。
考試結果呈典型的雙峰型，那些對主題有深刻理解的人可以拿到優(yōu)秀（前15%）或優(yōu)異（前5%），那些不太理解概念的人只能勉強通過。這是關于深層學習和表層學習差異的一個很好的例子。我的教學有什么問題嗎？幾年后，我明白了我只是在傳遞信息。我沒有給每個學生足夠的時間將信息轉化為知識和理解，也沒有給自己足夠的時間來診斷房間里30位研究生持有的誤解，我把教學和教師向學生傳授知識弄混了。我花了幾年的時間才明白，學習需要努力去理解信息，這轉而會促使知識的發(fā)展。這個過程使信息變得有意義，并幫助學生構建支撐循證實踐的思維概念框架。教師的工作越來越多地偏向于幫助學生理解意義，教師或教科書不再是知識者。相反，批判性地分析和比較來自不同來源的信息成為教育的一個重要元素。
教師面臨的挑戰(zhàn)是審慎地從表面往深處，在學生的發(fā)展或表現(xiàn)的各個方面配合他們。教師們總是要面對班上學生之間相當大的差異，在許多地方產生了個性化學習的需求，以確保每一位學生都能夠充分掌握知識。但個性化的學習方法并沒有被更多注意，這可謂是一個挑戰(zhàn)如果教師要滿足個別學習者的需求，那么需要的不僅僅是個性化學習的修辭，他們需要的是具體技巧來激活學生的認知和思維。
教學是一項復雜、挑戰(zhàn)性的職業(yè)，對聽障兒童的教學是一項尤其復雜的任務。它比一般的學校教學任務包含更多內容，進展情況需要更具體地闡明并監(jiān)測。教師的專業(yè)實踐專注于學生個體，并建立在學生當前的表現(xiàn)和發(fā)展需求的明確依據(jù)上。所有這些都讓我產生了這樣的疑問: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教學是否以及如何以證據(jù)為基礎？我們如何從聽障教師使用的這些依據(jù)中學習？
多年來，我認識了許多專業(yè)教師，他們的教育成果是卓越的。來自加拿大的丹尼爾·凌（Daniel·Ling）教授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聾童口語教學的國際專家。他寫了許多關于提高聾童學習能力的文章，他向我介紹了發(fā)展性進步、評估、定向教學、正式評估和非正式評估的概念。
1989年，我從醫(yī)學院換到墨爾本大學教育學院，因為我開始對那些在很小的時候就被診斷并植入人工耳蝸的學生們在新環(huán)境中的學習狀況產生了興趣，然后我成為教育學院院長，開始有機會將我對教師培育的觀察付諸實踐。教師培育似乎受到越來越多的批判，因為它過于注重理論，以至于脫離了現(xiàn)實世界。人們普遍認為，有些人天生就是教師。這一論斷強化了這樣一種觀點，即教師培育對那些自然而然走進課堂的人來說是一種不必要的負擔。培訓過程被太多不必要的學術工作打斷，無法真正在實踐中應用。
2008年推出的墨爾本模式將所有專業(yè)課程都提升到了研究生水平，這為我們重新思考新的教學方法提供了機會。教學碩士項目（MTeach）作為對教師培育變革需求的創(chuàng)造性回應，于2008年啟動。傳統(tǒng)的教師預備項目由大學課程和有限、松散的專業(yè)經歷或實踐教學組成，在我看來，我們一直在重復著平庸。
教學碩士項目是一種范式轉變，所培養(yǎng)出的新一代教師將成為干預學派的實踐者。通過有效的校際合作，他們能夠使用數(shù)據(jù)來識別和滿足單個學習者的學習需求就像丹尼爾·凌一樣。忘記你在大學里聽到的所有東西，我會告訴你所有你需要知道的教學這一傳統(tǒng)理念被打破。這是墨爾本大學30多年來在聾人教育中采用的模式（更多細節(jié)見第七章），該模式在1970年至1980年期間發(fā)展出了聽力學的循證專業(yè)知識。這本書提供了一個討論這些問題的機會，這些問題對我作為聽力學家和教育學院院長的發(fā)展至關重要。
約翰·哈蒂
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我在新西蘭的一個小鎮(zhèn)上長大，直到15歲才離開這個小鎮(zhèn)。那里沒有電視，主要的勞動力人口都前往了海外的另一個島上。我的主要抱負是進入一個行當，我開始做一個畫家和裱糊匠。
哦，天哪，這份工作需要的技能很少，而我也沒有這些技能。很明顯，這不是我的人生目標，而且這份工作也不允許我在城外冒險。怎么出去呢？
我了解到，如果你想成為一名教師，政府會付薪水培訓！所以，我申請了，然后被錄取，去達尼丁看看大千世界吧。每小時我們都要簽字，是的，每小時！在年末，我回家過圣誕節(jié)，收到了一封信，通知我已經成功獲得了獎學金，可以去上大學。3年后，我獲得了大學學位，我開始在中學教書。這是一次美妙的經歷，我非常享受這一年，希望學生們能從我這里學到一些東西，這段經歷讓我決定繼續(xù)做一名教師。但我更喜歡測量和統(tǒng)計，我獲得了更多的大學獎學金以完成了一個碩士學位，然后申請攻讀博士學位，并被錄取。我的導師是世界上好的因素分析理論家之一羅德·麥克唐納（Rod·McDonald），他在我身上看到了我自己都沒有看到的東西，同時從他那里我也學到了很多東西，從而確立了我的新事業(yè)測量方面的教學與研究。
像菲爾德一樣，我是教師培育的局外人。令人驚訝的是，我的同事們對如何教育新教師非常確定，而他們對這種確定性的回答又是如此不同。我看到了微格教學、專業(yè)學校、學科知識的深度，以及許多變體。關于如何以方式教育新教師，幾乎沒有評估，也很少有研究，而且大多數(shù)的觀點認為，教育學校就像家庭手工業(yè)一樣。我也像菲爾德一樣，在三所大學里擔任了20多年的教育學院院長，試圖把研究的意識引入教師培育，但這確實是一項艱難的任務。
20世紀90年代末，我被任命為全美教師培育認證國家委員會（NCATE）的顧問，當時該委員會正在從更傳統(tǒng)的教師培育方式向以標準為基礎的方式轉變。我是技術咨詢組的一員，該小組正在建立全美專業(yè)教學標準委員會（NBPTS）的衡量標準。這兩個項目讓我對教師的發(fā)展和該領域研究的力量有了更多的了解，并看到（基于良好的測量）美國各地出現(xiàn)了一些令人驚嘆的教師培育項目。全美專業(yè)教學標準委員會非常強大，因為它專注于好的。我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分析數(shù)以百計在美國開發(fā)的專業(yè)標準，并審查了超過100個中學英語教師的視頻當我從試圖理解有效教學轉向關注教師有效思考和決策的主要原因時，我了解到，沒有衡量標準的標準一文不值，而好的教師的教學方式幾乎沒有共同之處！
這些年來，我的一個愛好是探索自1976年以來吉恩·格拉斯（Gene·Glass）提出的概念以及發(fā)表的許多薈萃分析（我自己也完成了許多薈萃分析）。綜合這些薈萃分析似乎便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更快方式盡管我花了15到20年才理解這些數(shù)據(jù)的含義。2009年《可見的學習》出版后，我的寫作和研究從測量轉向了研究綜合，盡管應用良好的測量和研究設計仍是我學術自我的核心。
作為一個測量者意味著經常要與政策和政治家打交道。2014年，我被澳大利亞內閣任命為澳大利亞學校教師和領導者協(xié)會（AITSL）的主席，這使我卷入了關于教師、學校領導人和教師培育者的辯論。作為澳大利亞學校教師和領導者協(xié)會的主席，連同我的《可見的學習》簽售之旅一起，我總是對我們學校中如此優(yōu)秀的存在感到驚訝主要的問題是，為什么我們認識不到這種優(yōu)秀？我們本應該研究、理解和提升這種優(yōu)秀。我經常觀察到，教師們拒絕承認他們自身或他人的這種優(yōu)秀。這樣的論調經常出現(xiàn)我們都是不同的我們的教學方式不同我們無法識別教師的優(yōu)秀我們都是平等的以及其他對教師職業(yè)的貶損。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教師培育，他們的口頭禪更多的是給我們錢就好，別來煩我們，我們知道真相。
當被問及我想在我的政治角色里實現(xiàn)什么時，答案很簡單我想在教學中重新引入專業(yè)知識的概念。在墨爾本模式下與菲爾德和凱瑟琳的合作讓我大開眼界，因為我回顧了這個項目的循證實踐視頻（詳見后文），看到了學校里的值得興奮之處。且值得注意的是，超過90%的畢業(yè)生聲稱他們通過該項目做好了成為教師的準備。對我來說，這本書是我在墨爾本9年思考、觀察、辯論和享受當下的結果。
凱瑟琳·里德
有時我說我不知不覺地陷入教學的工作中，但實際上，我的職業(yè)可能永遠圍繞著教育。當我還是個小學生的時候，我創(chuàng)造了一個假想的世界包括一整個學校的學生，他們的名字被整齊地列在我爸爸下班帶回家的本子里。
畢業(yè)后，我獲得了一個文科學位。然后我花了幾年時間做辦公室工作和旅行，直到屈服于一個教育研究文憑。我那一年的教師培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本書中提到和批判的傳統(tǒng)教師培育模式。我參加了大學的課程，且在一年的定期間隔中完成了實習，每一個實習都由一個3周的單元組成。和許多教師一樣，我對自己的實習經歷記憶猶新，對課程作業(yè)的記憶很少。我被安排在一所女子學校中一個關注性別和廣泛包容性的班級，但我不記得我的課程作業(yè)和我在學校的教學工作之間有任何明確的聯(lián)結。作為一名中學教師，我與我的同事和學生建立了牢固的關系，這些關系一直是我工作的核心。在我早期的教學生涯中，我的一些課堂教學方法無疑是基于直覺，而不是基于證據(jù)或數(shù)據(jù)。在計劃和實施課程時我不會有意識地運用理論，但是在幾年的教學實踐中，我意識到我的教學優(yōu)勢在于識別學生現(xiàn)有的技能和知識，并為學生學習發(fā)展的下一個階段提供支持。我認為我的教學方式是有針對性的，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在與12年級學生一對一的交流中，讓他們計劃、起草和完善自己的英語寫作手卷。對于一些高年級學生來說，他們寫作發(fā)展的下一個階段是創(chuàng)造一個更強的主題，或使用延伸的隱喻，或借用一個研究過的作者的風格。對另一些人來說，則是寫一個連貫的段落，把觀點聯(lián)系起來，或改變和擴大詞匯量，或提高校對技能。這很費時間，有時還很有挑戰(zhàn)性，尤其是在一個有30多名學生的班級里。但是，當一個學生寫出了令我震驚的優(yōu)秀原創(chuàng)作品，或者當一個一直在努力寫作的學生完成了一些超出他們（和我）初期望的東西時，這是巨大的回報�；叵肫饋�，取得成功的關鍵是，我使用來自工作樣本和其他來源的證據(jù)來指導我的教學，也來自我對學生的實際情況以及校外世界的了解。
時間快進到2008年，我在墨爾本教育研究生院（MGSE）工作了幾年，在教學碩士（中級）的年，我負責協(xié)調專業(yè)實習的項目。在教學碩士首次交付的前一年，我參加了幾場演講，其間菲爾德和其他人公布了新的課程結構，討論了學校實習如何與課程科目相結合，并強調干預主義實踐和循證模式這是我以前沒有與教學聯(lián)系起來的語言。我的角色要求我在墨爾本教育研究生院和我們的中學基礎學校之間建立和培養(yǎng)校際合作，并協(xié)調基礎的學術人員（循證專家）、駐校導師（教學研究員），以及數(shù)百名教師候選人（初任教師）的工作關系。
這些伙伴關系以及理論和實踐的整合關鍵是一種共同的語言。我們需要與我們的教師候選人、我們的大學同事和我們的學校合作伙伴共同使用這一語言，我們需要在我們作為教師的工作背景下拆解它，理解它，特別需要考慮到挑戰(zhàn)現(xiàn)有教學觀念的新語言的發(fā)現(xiàn)。此外，課程評估任務的設計依賴于教師候選人自己的課堂實踐。教學碩士（以及隨后的其他項目）的關鍵是循證實踐考試（CPE）的實施。循證實踐考試的設計借鑒了菲爾德在醫(yī)學領域循證測試的知識和經驗，由芭芭拉·卡梅奈爾（Barbara·Kameniar）博士和一個核心學科協(xié)調員小組領導，我很幸運能成為團隊的一員。我們每周開會討論循證實踐考試的基本原理和要求，確定我們對語言的定義和概念化，如循證模型干預主義者證據(jù)和實踐。我們將3個課程主題的概念、理論和研究與學科特定的教學方法和實際的課堂經驗相結合，形成了一個理論與實踐相聯(lián)系的具體實例。循證實踐考試有助于教師候選人在研究、理論和證據(jù)的運用以及他們對學生的了解和共鳴的基礎上，在實踐中發(fā)展評價性思考。作為一項口頭任務，它要求教師候選人使用循證教學模式的特定語言清晰地表達他們的實踐，這種實踐的表達是將教學作為一種職業(yè)的基礎前提。此外，由駐校從業(yè)人員和大學學術人員組成的循證實踐考試顧問之間的緊密合作和專業(yè)對話是循證實踐考試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循證實踐考試模式已被幾個合作學校采用，教師采用這一模式作為展示自己專業(yè)發(fā)展的媒介。
在過去的13年里，整個教學碩士和墨爾本教育研究生院課程的評估務和科目的設計經歷了重大的發(fā)展和概念化重組，學術人員已經承認并整合了循證模式的關鍵方面。與菲爾德和約翰一起寫這本書的經歷讓我反思了我對循證教學模式的入門和后續(xù)投入，以及教師思維是如何在實踐過程中得到鞏固和轉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