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記

愛音樂？還是愛唱片？還是愛演奏（唱）家？這是近一個世紀以來最令愛樂者傷腦筋的問題。留聲機的誕生，不僅記錄下音樂詮釋者的風格差異，還呈現出解讀作品的學術傾向，音樂學研究亦有了“詮釋學”的分支，無論是對現場演奏的“唯一性”的執(zhí)著，還是唱片錄音的即時性或完美性，都構成若非預設前提便無法使評論準確或深化的偏頗。

作為持續(xù)而不斷“資深”的愛樂者，或者干脆稱為“發(fā)燒友”，我自然不會背負以上糾結與困惑去欣賞我必定終生不離不棄的“古典音樂”，但是我的喜好、我的口味、我的興趣所在，卻總是保持鮮活，不斷更新，我喜歡的音樂作品越來越多，音樂帶給我的好奇和驚喜與日俱增。同時，越是我熟悉的作品，就越是滿懷對新演出、新錄音的期待，我習慣于想象一位我剛知道并極為推崇的音樂家會怎樣去解讀一首他還沒有列入音樂會節(jié)目表或錄音計劃的作品，因為我總是以為，這樣的作品就是為這樣的音樂家而生。偏偏我的想象總是會被他感應到，他的音樂會以及錄音總是如期而至，使我的幸福降臨時刻若“神跡”一般。

當然，我的愛樂朋友里也有另外一種旨趣，就是他對音樂的興趣早已徹底物化為對音樂家的崇拜，通過混跡音樂圈，實現每次音樂會現場必不可少的“三部曲”——簽名、合影、留電話（加微信），在唱片上的投入也必須是健在者的錄音，所以他的收藏鮮有不帶簽名的，當然還有大量的節(jié)目冊和照片。我們一般戲稱這樣的音樂愛好者為“音樂家愛好者”。

其實我也是越來越感覺到，我其實也屬于“音樂家愛好者”，我購買唱片的動力在愛樂的初級階段肯定是以收集作品為維度，但是很快便對演奏家的解讀理念和演奏風格產生濃厚興趣。只要于我有著特殊情結的作品，我的演奏版本的購買便始終保持熱忱，從未降溫，以至三十余年下來，好些作品的錄音版本都過半百，而且最激動感佩的聆聽往往來自一次版本的發(fā)現，許多我推崇備至的演奏者往往不是因為他的名氣，而是一次充滿期待的認真聆聽。

20世紀90年代初，我開始了音樂文字的寫作，促成我動筆的也并非作曲家或作品，而是對好的演奏好的錄音的感悟。雖然這樣的感悟直到今天都會令我有下筆的沖動，但是必須承認現在寫東西顧慮已經越來越多，感性或者“濫情”是一劑毒藥，傷人又害己，更容易把對音樂的認知帶入歧途。我既為自己仍保持對音樂的感性熱忱而暗喜，又為“成名”之后不可肆意“宣泄”而思慮糾結。這次承蒙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及張杰兄不棄，結集出版我的幾本“新編書”，我竟突然發(fā)現，最近幾年對音樂或者不如說對音樂家的觀感越發(fā)激進、偏執(zhí)甚至有些絕對，是我對音樂未來的渴望太強烈嗎？是我倚老賣老強加于人嗎？還是我們真的趕上了音樂詮釋的新時代？過去我們常常會說，錄音不能等同于現場，兩者不應該有可比性�；蛘呶覀儠�說，某人是錄音室音樂家，他的現場往往令人失望。但是今天的錄音已經以“實況”為主，信號拾取也越來越高度還原現場效果。而這個時代的音樂家，他們的現場感染力雖說全面超越錄音制品，但是錄音中的鮮活感和熱度也基本上得以保留。這是我最近十年聆聽音樂現場最大的滿足與幸福，僅就指揮家而言，小澤征爾、阿巴多、哈農庫特、穆蒂、海丁克、布隆施塔特、揚松斯、MTT、拉特爾、菲舍爾、蒂勒曼、彼得連科、威爾瑟—莫斯特、哈丁、卡倫齊斯、西蒙娜·揚、梵志登、尼采—瑟貢、羅特、尼爾松斯、杜達梅爾……莫不如此。

我很遺憾，我一生中最難忘的現場聆聽基本上發(fā)生在最近二十年，但是我并沒有留下幾篇像樣的文字，這一方面是我再也沒有因“約稿”而造成的寫作壓力，更主要的是我愈發(fā)以為我的文字不能表達我的真實感受之萬一，比如我在聆聽卡倫齊斯、彼得連科、尼采—瑟貢和索科洛夫現場時的那種“欲仙欲死”感，那種神游物外、大夢方覺的失魂感，我以為今生今世是絕對無法現于筆端了。

“音樂的精靈”，這是我目前所能想到的最好書名。雖然收入書中的未必都夠“精靈”的神格，但是在我看來，音樂家如果不自帶“精靈屬性”，他的音樂又有多少價值呢？我愿每一位以音樂為終身職業(yè)的音樂家，都把自己當作“音樂的精靈”，這樣我們愛起你們來才無怨無悔、無憂無慮。音樂，音樂家，請賜我們以幸福！正是出于對書名的斟酌，最終本書以《音樂的精靈》問世。

感謝摯友白巖松為本書欣然賜序，他是一位真正的“音樂愛好者”。在音樂和唱片方面，我們總是有聊不盡的話題，當然，還有酒。

劉雪楓

2022年10月30日清晨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