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話
這本書是新聞報道的成果。實際上，出現在書中的名字都是在西巴爾的摩費耶特街一帶生活過、掙扎過的居民的真名實姓。書中復述的事件，除了在后記里描述的那些，都發(fā)生在1993年。
我們的調查始于1992年九月。當時我們開始冒險進入富蘭克林廣場社區(qū)，并開始同人們會面，讓自己被他們所熟悉。我們幾乎算是隨機選擇了那片地區(qū)。人們認識中的費耶特街一帶始于吉爾莫街，一路上到山上的門羅街，是馬里蘭州這個城市里一處有著一百個甚或一百二十個露天毒品市場的地區(qū)。正因如此，它在我們看來很典型： 富蘭克林廣場因此類同于任何一個被毒品交易席卷的內城社區(qū)。除此之外，我們選擇西費耶特街是因為它和種族混居區(qū)域的距離。我們覺得這在展示一個基本事實上很重要： 巴爾的摩絕大部分的大型毒品市場都位于黑人社區(qū)中，但這些市場服務的很多吸毒者都是白人。在費耶特街和蒙特街的街角上，如同在那么多的美國街角上一樣，對海洛因和可卡因的需求是跨文化的。
身為白人，我們在費耶特街上頗為出挑，一開始也被很多街角�？彤敵闪司�察或者警察的線人。更糟糕的是，一些老人還記得埃德身為巴爾的摩警察局巡警及警探的日子，導致有謠言把我們稱為告密者或者便衣警察，甚至是更糟糕的角色。有一段記憶是關于蛋仔達迪的： 他晃悠著走上瓦因街，用盡全力高喊我為FBI干活，對所有人宣布了我們的存在。
為了消除這些懷疑，我們聊了很多天，開了很多玩笑，不帶特定的目的在這一帶廝混。我們同娛樂中心的孩子們打過籃球。在溫暖的日子里，我們帶著攬客仔們去街角商店喝冰茶。我們給出去了幾十本《兇年》，大衛(wèi)早期的著作，明確了我們真的是試著要寫一本書的作家。重要的是，我們按照他們自己提出的條件同他們會面，并傾聽他們說話。
西區(qū)警局巡警中的很多人并不熟悉我們，這讓我們也成了他們眼中的嫌疑人。按照他們的思路，除了購買海洛因和可卡因，白人幾乎沒有理由出現在巴爾的摩街以北。這樣的一個假定導致了一系列的截停、詢問以及時不時的逮捕威脅。他們還會命令我們停止閑逛，離開這里。漸漸地，寫作這本書的傳言傳回到了局里，這樣的遭遇就變少了。
那些認識我們的警官則帶來了另外的問題。年初時，在門羅街和費耶特街上的一起槍擊案的事后巡查里，一個資深警探從犯罪現場人群中把大衛(wèi)叫了出來，并親切地交談。這帶來了問題。在街角�？蛡兛磥�，這樣的一次互動就需要解釋解釋了。后來，大部分警官都明白了我們的困境，并以無視來回應了我們，時不時地還對我們施加一點溫和的虐待。
到了二月，大部分�？蛡兌即_信了，即無論我們宣稱自己是誰，我們肯定不是警察。沒人能想起我們買過啥或者賣過啥，或者我們做過任何讓別人被關起來的事兒�；�本上，我們一直在說實話，直到人們開始相信我們。
我們的方法足夠簡單，貼切的描述就是站邊兒上看新聞主義。我們每天都帶著筆記本去到社區(qū)里，跟著人們四處走。某天，我們也許會跟著迪安德爾麥卡洛下到吉爾莫街和費爾蒙特街；另一天，我們則會同艾拉湯普森待在娛樂中心；下一天，我們也許會跟著加里麥卡洛進到一處吸毒點。
因為筆記本的存在，我們經常嚇到街角的人們。于是我們把紙筆放在口袋里，放在車上、娛樂中心或者一些足夠友善而招待了我們的人家里。事件發(fā)生后，我們會離開一會兒去記下細節(jié)。記者們知道這不是記錄自己目睹之事好或者簡單的辦法，但他們同樣知道在非法活動中抽出筆記本一定會改變事件的走向或者阻止事件。對這本書來說，這個困難的方法也是的方法。
書中描寫的約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八十的事件是被我們一人或者兩人見證的。在某些情況下，重要的事件會在我們忙于記錄另外一起事件或者沒在這個社區(qū)里時發(fā)生。結果就是，這些場景不得不經由傳統的、對有關人士的采訪來呈現。幸運的是，街角世界對發(fā)生過的事件是如此在意，好幾種描述會從不同的源頭那里匯集到我們這里來。那時候，我們要做的就是把麥粒從麥糠中篩出來，這是所有新聞報道的關鍵過程。
我們一直要到1994年才開始動筆，此前跟蹤了我們的角色一整年，好讓自己能對他們的經歷有更好的理解。為了保持住對那些住在費耶特街一帶的人的敘述焦點，我們選擇不把自己放進書中。時不時地，也許讀者能看出作者被稱為黑車或者朋友或者同伴是一個特定場景中的角色。但是，任何試圖猜測作者們在不同場景里存在感的人也許會大吃一驚。比如，當迪安德爾舉手主動參加演講活動時，我們沒在那堂英語課上。當他在公交車站堵住博，把他打倒要求還錢的時候，我們也沒在。這些事件是被復述給我們的。另外，當迪安德爾面對未成年法庭法官的時候，我們在法庭里。當泰瑞卡生兒子的時候，以及當時我們大感懊惱當加里麥卡洛在富爾頓街上被打劫的時候，我們都在現場。我們試圖對自己時不時在場這一事實進行準確描述，但同時也要保持謹慎。
書中的對話要么是我們一人或者兩人所親歷的�；蛘�，在屈指可數的情況下，是從對那些參與了對話的人的采訪中重構出來的。同樣，當暗示角色們在思考某些東西的時候，我們不是簡單地插入了他們的思緒，或者從他們的行動中感受出了這些。更經常的情況是，當事人在回憶事件的時候我們在場，他們的想法在事件發(fā)生當時或者發(fā)生之后立刻被口述表達給了我們。其他情況下，內心獨白則是從多次采訪中構建出來的。
此外，我們逐漸向書中的每個主要角色展示了相關的部分，他們此刻可以建議但無法堅持修改。我們鼓勵自己的描寫對象糾正事實性錯誤，解釋清楚其中的矛盾，或者為自己的故事增加相關細節(jié)。新聞報道經常拒絕同信息源分享尚未刊載的內容，但在這樣的一個項目里，這個慣常的禁止似乎沒有意義。為了寫出內在視角的敘事，記者們需要從自己采訪對象那里獲得能獲得的一切。值得一提的是，費耶特街上的人們讀了我們寫的，并在讀后對大部分內容都實話實說。那樣的互動過程讓這本書變得更好以及更準確了。
然而，讀者們也許會好奇某些角色會不會傾向于以對自己有利的角度來復述事件，夸張或者偽造細節(jié)。實際上，作者們在很多情況下聽到了很多謊話。要是我們在有限的時間窗口里進行調查，且基于的是同人們有限的互動的話，這本書將會存在嚴重缺陷。事實上，我們又持續(xù)跟蹤了我們的觀察對象長達四年多，這個時長足以讓任何人都無法就自己的生活弄虛作假了。比如，1993年一整年，除了大麻和酒精，迪安德爾麥卡洛拒絕承認在使用任何毒品。但是到了1995年，他進了戒毒中心，卑微地展示了幾個注射痕跡，并承認早在兩年前的圣誕節(jié)就在吸海洛因了。正如人們所說的，時間會給出答案。
后一點坦白： 對于觀察人們的掙扎和遭遇來說，一年是很長的一段時間。1993年的時候，費耶特街上的很多人都在面臨著掙扎。我們是記者，但我們沒有拋開可以鼓勵那些想改變的人的機會。當他們想要重回正軌或者進到戒毒中心尋求康復的時候，我們也沒有回避給出一定程度的情感支持。
一開始這讓我們略有困擾。嚴格不介入的通常規(guī)則要求，當某人想搭車去美沙酮診所時，記者應該拒絕。要是那人真的想要參加美沙酮戒毒項目，無論有沒有記者和記者的汽車在身邊，他都會去做。同樣地，要是那個人差幾塊錢買早上的那一發(fā)毒品，無論記者兜里有沒有錢，他也都還差著那幾塊錢。
這種不偏不倚的立場聽起來不錯，但某天那個記者遭遇了一個難受至極、業(yè)已崩潰并公開哭求別人開車載他去診所的人，他很難袖手旁觀。或者是那天，那個記者把一個重度成癮者拉出街角人群進行了兩個小時的采訪，卻看到他因為沒有毒品而痛苦不已。如果那個癮君子在搞自己的勾當，他此刻應該已經有毒資了。但他花費這個早上同一個作者聊自己的生活，上帝啊，那男人急需五塊錢啊。
出于規(guī)則，我們不會干預事件進程。但偶爾，我們也會忽視這條規(guī)則。我們作為記者進入了這個項目，但隨著時間流逝，我們發(fā)現自己要比預想的更關心我們的觀察對象。要是這樣做有益或者有害，他或她之外的人會受益或受害，那可以說我們的原材料遭到了污染。但是我們所提供的有限支持幾乎沒有起到任何效果。迪安德爾、芙蘭、加里他們年初時都混在街角人群里，年底也全部在那里收尾。而布魯逃離自家的吸毒點是悄悄做到的，沒有來自任何人的任何鼓勵。也許我們所有事關新聞報道不干預原則的擔憂都是基于虛榮吧。街角文化和毒癮是強大的力量，等同或者大于橫亙在它們面前的所有法律障礙以及社會計劃。在費耶特街上，其中的幾率不會因為某人帶著筆記本和偶爾的善意而有任何改變。
我們在這些事務里好的向導除了艾略特萊博再無他人，他在1962和1963年里，以類似方式對華盛頓特區(qū)的街角人群進行了自己的經典研究。在關于《塔利的街角》（Tallys Corner）調研方法的闡述中，萊博這樣寫道：我觀察的人們知道我在觀察他們。有人利用了我，不是把我當做一個外來者，而是把我當成了某個因為某種原因比他們有更多資源的人。當另外一個有資源的人出現時，比如擁有金錢或者汽車的人，他同樣會被如此利用。我通常試著限制金錢的數額或者其他援助的程度，使其等同于他們面對一個有著同樣資源的朋友時所能獲得的分量。我在不變得顯眼的前提下，盡量地滿足了這些要求。
費耶特街上很多人給予了我們合作和支持，我們特別想感謝那些對我們敞開了自己世界的人： 芙蘭博伊德和博伊德一家；威廉和蘿伯塔麥卡洛及他們的家人；迪安德爾麥卡洛、泰瑞卡弗雷蒙以及迪羅德赫恩斯；理查德卡特和他的家人；艾拉湯普森、她的家人以及小馬丁路德金娛樂中心的孩子們；喬治爾普斯、麥克埃勒比、丹尼斯戴維斯、蛋仔達迪、泰瑞哈姆林、布萊恩桑普森、托尼布瓦斯，還有維羅妮卡布瓦斯。我們也懷念柯蒂斯戴維斯、平普、麗塔、斯卡里奧、包子、沙登以及其他逝去的斗士們。我們深切懷念加里麥卡洛，一個有著偉大心靈和溫柔精神的人。他真誠的友誼和對這本書的興趣支撐著我們。
支持我們費耶特街旅程的還有一群慷慨的靈魂： 社區(qū)委員會和娛樂中心的弗蘭克朗、馬澤爾邁爾斯、默特爾薩默斯以及喬伊斯史密斯；巴爾的摩警察局的羅恩丹尼爾警監(jiān)以及西區(qū)和南區(qū)警察局里所有那些理解這個項目并給予我們工作空間的警官們；巴爾的摩拘留中心的拉蒙弗拉納甘典獄長；南巴爾的摩無家可歸者庇護所的約翰西曼和他的同事們；弗朗西斯M.伍茲中學的蘿絲戴維斯；波恩賽考斯醫(yī)院社工部門的凱茜麥克加哈和珍妮麥克納馬拉；波恩賽考斯醫(yī)院及圣愛德華社區(qū)健康診所的丹霍華德醫(yī)生；艾薩克T.戈爾德神父，好消息圣經禮拜堂的牧師，這所教堂是富爾頓街浸會教堂的分支；還有瑞貝卡科貝特，來自《巴爾的摩太陽報》的朋友和導師。我們同時得到了喬蘭尼、索尼邁斯和豪斯拉里卡納達費耶特街和門羅街上三名圣徒老兵的大力幫助，是他們同我們分享了很多來之不易的智慧。
后，也一定是重要的，有這么一幫曾被稱為克倫肖黑幫兄弟的人。我們緬懷丁基和博，我們也對泰、硬漢、迪昂、布魯克斯、布萊恩、杜威、多里安、阿諾德、羅納德和其他人致以西巴爾的摩方式的敬意：
慢一點。輕一點。保持自由。
在我們自己的生活中，埃德想要感謝安娜伯恩斯，大衛(wèi)的一切則有賴凱爾塔克西蒙。沒有他們不間斷的愛和支持，這本書不會付梓。
在大路出版社（Broadway Books）里，我們的謝意要給到比爾申克爾，感謝他對這個項目毫不動搖的支持，還有維多利亞安德羅斯、盧克登普西、瑞貝卡霍蘭德、瑪吉理查茲、特里格羅賓森、詹妮弗斯維哈特，以及羅伯托德維克德昆普蒂什。同樣還要感謝我們的代理拉斐薩加林，哪怕截稿日一個接一個過去，他也依然站在這個項目身邊。同時我們對責編芭芭拉拉瓦奇的付出充滿了謙卑的謝意，沒有她細致的審視，這本書幾乎是前言不搭后語的。
這一切的中心是約翰斯特林。他不僅以一名偉大編輯的所有技藝和優(yōu)雅塑造了本書，早在我們創(chuàng)作靈感乍現的那一刻他就已在場。是約翰早建議要記述一個城市街角上的生活，也是約翰讓我們堅持了四年的調研和寫作。后，他挺身而出完成了這一切，控制了頁數，從作者手中又贏得了一本書。
后，我們想要感謝費耶特街上的人們給予了我們的罕有禮物。在如此多的混亂和抑郁之中，他們依然決定歡迎我們，講述自己的故事，并允許我們在他們試著從一天活到下一天的時候在旁觀看。他們信任我們，相信我們不是要去講一個超出真相的更美好或更討好的故事，而是在理解市區(qū)毒品文化是關于真實個體和真實生活的前提下去報道和記錄。這是一個簡單的前提，也是個重要的前提。我們一直試著不要丟掉它。
畢竟，記者們去尋求和獲取同他人如此深入的聯結幾乎是種不得體的行為，這樣的聯結讓記者在同一時刻里既感到了職業(yè)的驕傲，也感到了個人的羞愧。
關于這個兩難困境好的說法來自美國民族志的精髓之作，詹姆斯阿吉的《現在讓我們贊美名人》（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一書的序言。對自己也毫不放過的阿吉堅稱：我所要寫的是人類，他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對這些以及遠超他們理解的彎彎繞繞都一無所知。但他們居于其中，調查、窺探，并被其他異常陌生乃至無比陌生的人所尊崇和愛戴；而他們如今被他人審視著，別人拿過他們的生活，隨意得如同拿起一本書來……
大衛(wèi)西蒙、埃德伯恩斯
馬里蘭州巴爾的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