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2012年修正時在證明標準條款中引入了“排除合理懷疑”的表述。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是“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而不是“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公安司法人員存在將其把握成“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的傾向，在是否起訴、是否定罪等問題上，會充分考慮案件能否排除合理懷疑。在司法實踐中，“排除合理懷疑”事實上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成為辦案機關把握的證明標準。然而，在個案的處理上，由于辦案人員對“排除合理懷疑”的理解和適用認識不一致，導致一些案件在最終處理上出現(xiàn)了“或枉或縱”的問題。從司法實踐來看，正確理解與適用“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可以說是確保案件質量的關鍵，尤其是在處理一些“疑難、復雜”的“定放兩難”案件時更是如此。因此，如何在我國刑事司法中更好地把握“排除合理懷疑”這一“舶來品”，無疑是一個值得理論界和實務界高度關注的問題。故此，2023年4月22日，由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主辦、西南政法大學證據法學研究中心承辦、北京尚權律師事務所和北大法寶學堂協(xié)辦的第二屆“證據法學論壇”研討會就“刑事司法中排除合理懷疑的理解與適用”進行了專題研討�，F(xiàn)就該專題研討的主要內容綜述如下。
　　一、關于“排除合理懷疑的基礎理論”的研討
　　四川大學龍宗智教授以“排除合理懷疑作為證明標準的多元性問題”為題作了主題報告。龍宗智教授認為，排除合理懷疑作為域外引進術語，在我國被作為證明標準以及證明方法，在刑事訴訟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主要體現(xiàn)在證明標準的細化與合理化，同時還發(fā)揮著人權保障的功能。第一，在具體理解排除合理懷疑與證據確實、充分的關系時，存在“一致說”與“差異說”。“一致說”認為排除合理懷疑與證據確實、充分是一體兩面的關系，分別強調外部關系與內部關系。“差異說”認為排除合理懷疑并不等于證據確實、充分。龍宗智教授提出了“多元說”的觀點，二者關系可分為高端、中端、低端三種標準，高端標準是二者完全相匹配，中端標準是排除合理懷疑但是證據充分性有欠缺、印證性不足，低端標準是排除合理懷疑有較大的反駁空間。第二，在對待推定問題時，需要區(qū)分推定與證明，要嚴格貫徹無罪推定規(guī)則，由控方承擔證明責任。第三，對于孤證事實的認定標準而言，孤證適用于非要件事實、要件事實中某些難以獲得印證的事實（尤其是主觀事實）、孤證質量高足以支持事實認定三個場合。所以，孤證認定事實很難達到證據確實、充分標準，但是可以排除合理懷疑，并將其作為證明標準。第四，對于辯護性事實的認定標準，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實（如被告人不在犯罪現(xiàn)場，被告人不具有某些從重情節(jié)，以及非法方法獲取的證據排除等），由于客觀條件限制以及被告方取證能力限制，難以達到充分證明此類“積極事實”的程度，不適用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第五，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輕罪案件的認定標準，主流的意見是不降低證明標準。但實踐操作不同，認罪認罰案件的重要價值就是節(jié)約訴訟資源（包括證據資源），因此，在實踐操作中證據標準有別于普通程序案件具有實踐合理性，也應具有法理合理性。3年以下徒刑的案件，可以適當降低證據標準，可以適用有證據證明犯罪事實，同時應該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
　　華東政法大學張棟教授認為排除合理懷疑是主觀標準還是客觀標準存在理論爭議，并針對“人工智能運用是否是排除合理懷疑主觀標準某種程度上的客觀性問題”發(fā)表了自己的觀點。首先，人工智能法官不可能存在，人工智能無法像人一樣用直覺和想象去審查判斷證據。其次，排除合理懷疑很大程度上是經驗判斷，經驗判斷要以知識為結構基礎。最后，人工智能法官雖然能夠規(guī)避道德風險，但是無法進行結果校準。此外，從哲學層面來講，允許人工智能法官存在可能會強烈沖擊社會結構、規(guī)則體系和制度運行邏輯的基本銜接，給人類生活帶來巨大挑戰(zhàn)。所以，人工智能法官并不可取。
　　浙江工商大學封利強教授認為，排除合理懷疑來源于道德上的制約性，由于案件的復雜性、辦案的實踐性，無法使每個案件事實認定都達到客觀真實標準。排除合理懷疑標準有兩方面功能：一方面是防止錯誤定罪；另一方面是防止放縱犯罪。在實踐中，應該充分發(fā)揮審委會、檢委會的作用，加強司法精英化建設，完善考評機制等，實現(xiàn)對案件事實的客觀認定。
　　西南民族大學周洪波教授以“‘排除合理懷疑’的法律教義展開”為題作了主題發(fā)言。周洪波教授指出，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證據有點軟就打折”“過度的無罪判決訴求”“辯方承擔過多證明責任”現(xiàn)象，這些現(xiàn)象呈現(xiàn)了“排除合理懷疑的晦暗面目”，需要過濾歷史哲學、宗教話語、當下的時髦證明分析話語，回歸情理推斷（常識常情常理）來揭示排除合理懷疑的本來面目。排除合理懷疑的規(guī)范化展開前提是解除證明標準“傳統(tǒng)”的困擾，具體要從三方面展開：一是實質性內在的規(guī)范及屬于推理認識論的信念規(guī)范；二是形式外在的規(guī)范，主要靠人數(shù)；三是半實質半形式的混合規(guī)范，主要是法律推定、裁決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