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共和的中國

從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那一刻起，帝制就永遠地從中國消失了；革命派在歷史上畫下的這道分界線，將中國歷史截然分為了兩段。孫中山的臨時大總統(tǒng)之位還沒坐多久，就由袁世凱接替了位子；1915年，袁大總統(tǒng)開始了自己的稱帝行動。盡管袁世凱坐擁強大的政治手腕和政治資源，但他的稱帝企圖以慘敗告終。幼帝溥儀1912年2月12日被迫走下的皇位，袁世凱走了上去，但終究坐不住。然而，袁世凱稱帝失敗，并不是因為初創(chuàng)的民國有多么成功，畢竟比起被其取代的清廷，這個新生的政權到底好在哪兒，實在是不怎么看得出。就連革命派自己也紛紛抱怨，所謂民國，有名無實，只是塊招牌罷了。然而，眼看民國危在旦夕，中華民國的袁大總統(tǒng)要變成中華帝國的洪憲皇帝，一切國民，只要有辦法反抗的，都起來反抗了。
僅僅幾年的工夫，民國就如此深入人心。但這深入人心的民國，與其說是一整套國家政治機構，不如說是一種政治化的生活方式：國民與領袖當面對質(zhì)，也互相當面對質(zhì)這樣的姿態(tài)，在世界各地的共和國司空見慣。長期以來，不平等和等級制都是中國社會和文化秩序的要義；而如今，政治平等作為一種價值觀和日常實踐，與不平等和等級制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種政治姿態(tài)和身體姿態(tài)的改變，既伴隨著相當?shù)目謶帜酥辆�惕心理，也伴隨著興奮和期待；當爭執(zhí)各方分屬不同年齡、性別和階級陣營時尤其如此。比如，一位年輕女子留著齊耳短發(fā)，責難阻撓她獲得政治權利的中年男性政治家，她就讓人們認識到了一種全新的政治。此類行為，有一部分是在革命進程中有意為之革命期間，戰(zhàn)斗和抗議的怒潮打破了舊的慣例。不過，革命行動結束后，這種參政熱情仍在持續(xù)，國民的種種公開而坦率的行為，形成了一整套新的慣例。人們廣泛參與演講、政治辯論、街頭抗議等政治實踐，例會、報告、投票和集會也越來越多，所有這些共同醞釀出了一種政治文化：人們好像有說不完的話，說的話又不時驅(qū)使一些行動發(fā)生。
此時，每一位政治領袖都在發(fā)表演說。政治領袖們不想再隱身于宮殿或政府辦公室里，由他人當傳聲筒。本書即將詳細介紹的三位公眾人物女權運動者唐群英、外交家陸徵祥和政治家孫中山，都是如此。他們分別是社會改良、外交、國家政治領域的先驅(qū)，在各自的領域中，為了推行自己的規(guī)劃，都在發(fā)表演說。他們公開演說的場所多種多樣，不一而足。1905年，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俱樂部，唐群英第一次宣布支持愛國革命事業(yè)；1899年和1907年，在海牙的和平會議上，陸徵祥代表清廷，也代表中國，兩次向各國外交官發(fā)表演說；在海內(nèi)外不計其數(shù)的廳堂、寺廟、學校和露天集會場所，孫中山宣講了自己的革命主張。有時，三人還可能在同一地點發(fā)表演說，不過演說的內(nèi)容和反響都截然不同。1912年，唐群英、陸徵祥和孫中山分別在中華民國的國家立法機關參議院發(fā)表了演說。1月28日，孫中山作為剛就職的臨時大總統(tǒng)，在南京出席了參議院成立儀式，他在儀式上發(fā)表的演說收獲了革命同志的熱烈掌聲。1912年夏，陸徵祥擔任內(nèi)閣總理，7月18日，他在參議院(此時已遷到北京)發(fā)表演說，表達了對中國政治精英種種惡習的不滿。陸徵祥的演說雖然發(fā)自肺腑，但反響實在太糟糕了，乃至加速了他的下臺。幾個月前的3月19日，在南京參議院，唐群英也發(fā)表了講話更確切地說，是喊話她是揮著手槍，帶著一群憤怒的女權運動者闖入?yún)⒆h院后，才開始演說的。
作為一個共和國的國家機關，1912年的參議院里，上演了許多諸如此類的演講和辯論，氣氛或彬彬有禮，令人昏昏欲睡，或劍拔弩張，拳腳相加。這一次次全國精英在大庭廣眾之下的相遇，就像一面鏡子，反映著整個中國的演說和辯論風潮全國各地的地方會館、黨部、公園、學校宿舍和教員休息室，處處充斥著字斟句酌的言談和嘈雜的騷動。共和的根基仍然不深，正如當時一位學生所言，政黨、俱樂部、社團等政治組織，就像無根的浮萍一般漂浮在政治生活的表面。與此同時，由此而生的政治行動雖然常常是即興而為，組織也比較簡單，卻不斷發(fā)展普及，豐富和塑造著公眾生活。1929年，繆金源在一篇序言中就提及了政治演說這種新現(xiàn)象，直言當下每天必開會，開會必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