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時代都要編寫它自己的歷史。不是因為早先的歷史編寫得不對，而是因為每個時代都會面對新的問題，產生新的疑問，探求新的答案。這在變化速度成指數級增長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們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問并給出新的答案的新歷史。
　　例如，我們這一代人是在以西方為導向的歷史背景下成長起來的，我們自然也生活在一個由西方居支配地位的世界中。19世紀和20世紀初葉是一個由西方享有政治、經濟和文化霸權的時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和接著發(fā)生的殖民地革命很快就結束了這種霸權，世界地圖上一些龐大的歐洲帝國的消失便證明了這一點。地圖上許多地方的名字和顏色都從根本上起了變化，從而反映了已在20世紀中葉以前出現的這一新世界。
　　我們漸漸不情愿地認識到，在今天這個世界上，傳統(tǒng)的以西方為導向的歷史觀已不合時宜，且具有誤導性。為了理解變化了的情況，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全球視角。盡管伴有種種精神求索的陣痛，但世界卻完成了自己從舊到新的轉變。到20世紀60年代，世界歷史協會的出現、《世界歷史雜志》的問世以及本書第l版的出版，皆證實了這種轉變。
這又使我們回到原先的問題上：為什么本書第1版問世才幾十年就又要出版面向21世紀的新版本呢?答案與出版第1版的理由是相同的，還是那句話：新世界需要新史學。20世紀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種新的全球歷史成為必需；今天，20世紀90年代以及21世紀的新世界，同樣要求我們有新的史學方法。20世紀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產物，而20世紀90年代的新世界則正如教皇保羅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響”的結果。這種影響的無處不在，顯見于它在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引起的“種種巨大的問題”中。例如，20世紀末葉的學生們可能都有過這樣的經歷：一臉困惑地趴在木制書桌上想，如果這時遭到核彈的襲擊，這些脆弱的木制東西如何抵擋得住呢?
　　地球母親已產生人類生命；這一代的學生不僅要面對威脅人類生命的新危險，還要面對前所未有的威脅地球母親的危險。海洋地理學家雅克·庫斯托(Jaques Coust．eau)已發(fā)出警告：“人類在20世紀中對地球造成的傷害也許比在先前全部人類歷史中造成的還要多。”同樣，環(huán)境保護組織“世界觀察機構”也于1989年下結論說：“到1999年，真正決定人類命運的時刻將要到來。隨著世界進入21世紀，國際社會要么團結起來共同扭轉危機，要么陷入環(huán)境惡化和社會解體的惡性循環(huán)�！�。
　　由于物種與星球毀滅的黯淡前景，題有諸如《美國世紀的終結》、《世界的終結》、《未來的終結》和《歷史的終結》之類書名的一系列著作已相繼出版。如果我們認為自己不過是長長物種鏈上的小小一環(huán)，那么這些令人沮喪的書名也許是對的。現在地球上大約有4000萬個不同的植物和動物物種，而在此前的不同時期曾經有50億到400億個物種。也就是說，只有1‰的物種存活了下來，而99．9％的物種都滅絕了。這一紀錄似乎為目前上述“終結”系列著作的熱銷提供了統(tǒng)計學上的支持。
　　不過，這種統(tǒng)計卻具有誤導性，因為在人類和所有滅絕了的物種之間存在著根本的不同。后者的滅絕主要是因為它們不能適應環(huán)境的變化，例如冰川世紀中發(fā)生的那些變化。相反，被賦予高級智能的人類則能夠通過使用火種、縫制衣物、建造房屋等方法來讓環(huán)境適應自己的需要。因此，人類是能夠使環(huán)境適應自己的需要，從而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而不是奴仆的獨一無二的物種。
主人和奴仆之間的決定性差別，可以用人類和天花之間的關系變化來予以戲劇性的說明。天花病毒是所有疾病中最令人恐懼的一種，它最初出現在至少2000多年前的遠東，8世紀時被傳播到歐洲，哥倫布發(fā)現美洲后又散布到美洲。隨著歐洲人往其他大陸遷移，天花病毒殺死了無數缺乏免疫力的海外居民。美洲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亞的土著居民以及波利尼西亞和加勒比海諸島的島上居民都因此而遭遇到了種族滅絕的慘禍。其實，天花病毒也曾在歐洲肆虐，并最終吞噬了歐洲大陸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其破壞程度與瘟疫相當。
　　對天花病毒的征服始于1796年；那一年，英國醫(yī)生愛德華·詹納(Edward．Jenne)發(fā)現接種或感染了牛痘的病人對天花有免疫力。如今，若干種類的天花病毒被隔離在美國和俄國科學家的實驗室里，所以，天花與人類的關系給完全顛倒過來了。已知的最后一個天花病例出現在1977年的索馬里。1980年，人類宣布天然的天花病毒已被根除。
　　科學家們一度建議把實驗室中余留的若干種類的天花病毒樣本也徹底毀掉，以防止它們傳播開來。但是人們延遲了做出這一最后決定的時間，因為這些病毒可能會對將來的研究有用�，F在，科學家們已制造出無害的天花DNA片段，并有完整的基因草圖可供研究，這樣，天花病毒的樣本存留與否也就無關緊要了。1996年1月，聯合國世界衛(wèi)生組織執(zhí)行董事會一致同意將1999年6月30日定為銷毀全部殘存的天花病毒的日期。至此，這一長期以來折磨人類的病毒殺手已被鐐銬鎖牢，等待它從前的受害者確定一個日子來處決(和消滅)它。由此可見，人類已儼然成為生物和非生物世界的最高統(tǒng)治者。
　　物理學家沃納·海森伯格(Werner Heisenberg)總結說：“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在世界上只面對自己，而不再有其他任何伙伴或敵人�！钡�是，對我們這個時代來說，極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人類的這種首要地位乃我們當今全球性隱憂與恐懼的根本原因。在消除了所有可能的對手之后，人類不再面對任何敵人，我們面對的只有自己。
　　這種與我們的內我而不是外部世界的新的對抗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它不僅僅要求人類獲取更多的知識和技術；事實證明，我們在這方面的能力是無與倫比的。同時，它還要求用正確的倫理導向來確保知識被運用于正確的方向和目的。在科學革命興起的17世紀，英國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曾提到過科學革命的潛力，也警告過它可能帶來的危險。他熱情洋溢地贊美通過科學追求“知識與技能”，但他同時也提到，這種追求需要用“人性和慈善”來加以引導，而且這種追求不應該是“為了自得其樂、爭強好勝、高人一等、追逐名利、爭奪權位，或其他任何類似的卑微目的，而應該是為了改善生活”。
　　我們可以在每天的電視節(jié)目以及福特罕姆大學(I~~ordham)的年度報告《社會健康指數》中痛苦地發(fā)現，我們對于培根的警告忽視到了何種程度。上述報告是在青少年自殺率、失業(yè)率、吸毒率、高中學生輟學率以及住房占有率等統(tǒng)計數字的基礎上做出的，它反映了美國社會的基本狀況。結果表明，美國社會健康指數從1970年的75點降到1991年的36點——就連該年度報告的主編都稱這一下降是“可怕的”。
　　社會健康狀況中的這種“可怕的”惡化并不只限于美國。海洋地理學家雅克·庫斯托從早7點到晚7點在巴黎散步的過程中也發(fā)現了這一點。他散步時帶了一個計數器，“每當我遇到人們向我推銷我不需要的東西的時候我就按一下計數器，結果一天下來我總共按了183次�！�
類似庫斯托的這種經歷俯拾皆是。無論是在巴黎、雅典，還是在洛杉磯、墨西哥，都會遇到這種情況。但是，作為一個勤于思考的科學家，庫斯托由此開始探究這種個人經歷的社會意義。他在調查中總結出：“控制這種破壞性的消費主義不是個人的義務，而是整個社會的責任。我不是生態(tài)治國論者，絕不是。但是當你在街上開車看見紅燈的時候，你會停下來。你不會認為紅燈試圖限制你的自由，相反你知道它是在保護你。那么為什么在經濟學中不會有同樣的事情?責任要靠社會機制而不是個人美德來維系。”。
庫斯托在《消費者社會是我們的敵人》一文中得出的這一結論是很重要的，因為消費者社會正在全世界范圍內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例如在中國，當毛澤東于1949年開始執(zhí)政時，社會上流行的是“四大件”：自行車、收音機、手表、縫紉機。后來，消費者所期望的物品逐步上升到“八大件”，增加了彩電、冰箱、摩托車等。如今，這一單子還在不斷變長，近來增加的大件是汽車。汽車在第三世界億萬“貧苦人民”中已成了社會地位的標志。在1990—2000年之間，印尼的汽車擁有量從272524輛增長到675000輛左右，印度從354393輛增長到1100000輛，而中國則從420670輛增長到2210000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