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認識的宋美齡
    一百年前的中國是什么樣子？當達爾文的進化論徹底扭轉了近代西方的精神維度，把（西方）人的命運自造物主的手中轉回到自己的掌握里，人類成了自己的主人、生存的勝利者。在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刻像現(xiàn)在這樣，人類對自己的理性和控制自然的能力，充滿了自豪與信心。萊特兄弟的飛機飛越了哈夫曼草原，驚動了獨占天空幾十萬年的群鳥；探險家的足跡踏遍了冰凍的北極和南極，走訪了世界的盡頭；藝術家和文學家舍棄舊有的表現(xiàn)形式，放棄對現(xiàn)象的模仿，創(chuàng)造了美學的新視野；民主政治與社會主義成為主流，與工業(yè)化社會一起成為西方現(xiàn)代化的象征。而此時此刻，中國仍在極度封建保守的搖籃里睡著，國家的概念極其淡薄，民生經濟傳統(tǒng)而破碎，缺乏統(tǒng)一有效的中央經濟制度，官僚體系龐大腐敗又缺乏效率，軍備訓練古老落后，全然與西方脫節(jié)。雖然在西方人的記憶中，中國仍是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古老帝國，但既然爬滿虱子的錦袍已遮蓋不住破敗的跡象，食腐的動物必然也開始盤桓觀望，等待這個巨大的國家壽終正寢。這是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意氣風發(fā)的時代，也是中國苦難的開始。
    中同并不是出于自己的選擇，而是被迫進入現(xiàn)代化的，然而既然它是如此的遠離西方，遠離現(xiàn)代化的腳步，它要跟上世界的潮流，也就益形艱困。尤其在列強的虎視眈眈之下，舊中國并沒有多少空間時間可以用來健全自己的體制、創(chuàng)造現(xiàn)代化的條件；在清帝國戊戌變法的最后一擊后，所有試圖存續(xù)舊體制的努力終告失敗，兩千多年專制統(tǒng)治走到了尾聲，一個與西方激蕩而出的全新政治型態(tài)浮出臺面。孫文所領導的革命在時代的競賽里獲得了勝利，成為帶領中國走向新世界的政治力量。但是革命的勝利基礎是相當薄弱的，它是一群為了自身利益投誠的舊清軍事將領所締造出來的，中國人民不僅還沒準備好接受民主政治，甚至也不能理解革命的歷史意義；對他們來說，革命成功意味著另一場混戰(zhàn)的開始。革命后的中國成為爭奪權力的樂土，權力不再特屬于少數(shù)的皇族血統(tǒng)，任何人只要有能力、有兵權，就可以只手登上權力的頂峰，這是野心家的樂園，是侵略者的盤中俎。拖著龐大的身軀走向現(xiàn)代化的中國，并沒有因為革命獲得前往“進步”的入場券，它滿身瘡痍、氣息奄奄，內病與外痛不斷襲擊它虛弱的軀體。
    在這樣的當口獲得權力的人，到底是布衣卿相、平步青云，還是接手了一個燙手山芋呢？正如歷史所昭示給我們的，是蔣介石承接了革命的火炬，嘗試著帶領中國成為中央集權的主權國家，然而蔣介石足以擔當大任嗎？除了獲取權力的高明手段之外，他有否能力領導中國實行民主？在革命的中心人物孫文逝世后，身為革命的繼承人，他是否跟隨著孫的理想？最后一個問題，在孫文遺孀宋慶齡的眼中，答案無疑是否定的，她畢生都認為蔣是一個野心家、獨夫和篡奪先夫革命事業(yè)的人。然而蔣介石是否除了遂行自己獨裁的欲望之外，對國家毫無助益，甚至如某些以揭發(fā)蔣氏家族丑聞為務的軼聞作家所言，蔣魚肉百姓、犧牲國家利益以圖利于己？
    作為一個歷史人物，蔣介石的行為功過自當留待后世評價，在此我們或許采取中庸的態(tài)度，亦即蔣介石對中國的意義或許有值得爭議之處，畢竟他還是希望帶領中國走向某個遠景的，但在當時領導中國的人，面對的不僅是單純的政治事務而已，毋寧說是要從無到有地創(chuàng)造政治的事實，然后再談統(tǒng)治的問題。在此之前，中國未曾有實行民主的經驗，亦不像英國、美國、法國的政治革命，有其水到渠成的一面。要把龐大的中國現(xiàn)代化，不僅對原本接受封建帝制的中國人是全新的經驗，對于西方世界也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受英國殖民的古老國家諸如印度，其現(xiàn)代化就是停滯不前的。一個時代典范的轉移無法一蹴即成，中國的徹底現(xiàn)代化至今歷經了近一百個年頭，仍無法落實，更遑論在清帝國頹圮、百廢待舉、列強環(huán)伺、內部紛爭不斷的年代，根本就無從全面地改造中國的體質；而緊接著的八年抗戰(zhàn)，更是一場耗盡中國所有既存資源的惡戰(zhàn)，戰(zhàn)事的慘烈與影響區(qū)域之大，將中國舊有社會結構與民間經濟體制粉碎殆盡。
    作為蔣介石的妻子、最親密的戰(zhàn)友，宋美齡一生的成敗功過都與蔣密切聯(lián)結，更與中國的命運休戚相關。她生于一個憂患的年代，在她出生前后，甲午戰(zhàn)爭、八國聯(lián)軍、軍閥割據(jù)，接踵而來，中國的破敗似乎是指日可待了；也難怪乎她會贊成中國需要一個強權人士來整頓局面，畢竟要一夕間在落后、古老的神州大陸推行西方民主政治，未免太不實際。對于這個出生于革命世家、滿心成就一番事業(yè)的非凡女子來說，她與蔣的結合把她推往了權力中心，她明白權力的重要性，知道信念必須仰賴強權和鐵腕來付諸實現(xiàn)。因為如此，她能夠諒解蔣為了獲得權力所使用的不光明手段，也能夠對于蔣偶爾表現(xiàn)出來的封建主的酷吏氣質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他們在獲取權力與實現(xiàn)理想是兩回事情上意見是相同的。缺乏他們相當實際的手腕和目光，或許孫文過于理想主義而實行基礎危如薄冰的民主理想，將會提早走人歷史的陳跡。
    然而，蔣氏夫婦從來不以為他們是奪取權力的人，毋寧是時代的呼喚引領他們走到了領導的地位，就像宋美齡最喜愛的亞瑟王傳奇，本身就是一則關于權力的寓言：不是人選擇權力，而是權力選擇了人。他們在他們的時代里出類拔萃、超越了所有的人獲取了權力，在當時的確是有它的理由的，20世紀初的中國，迫切需要帶領它走向現(xiàn)代化的力量，當這股內在的能量噴涌而出的時候，站在泉源上頭的蔣氏夫婦便成了引領歷史的掌權者。宋美齡的洋化思維和行止，她的基督教保守主義民主背景，在在地影響了受傳統(tǒng)私塾教育、軍事背景出身的蔣介石，他們成為執(zhí)政的親密伴侶、共赴“國難”的患難夫妻，在漫長的50年婚姻生活和現(xiàn)代中國的變遷中相守相依。
    正因為蔣氏夫婦的命運與中國密不可分，而宋美齡又遠非嫻靜持家的傳統(tǒng)婦女，她的影響力透及現(xiàn)代中國每一個歷史的現(xiàn)場，扮演各式各樣的角色，在各種權力的爭戰(zhàn)中施推拉拔，或多或少地影響了每一個政治的環(huán)節(jié)。因此，一部宋美齡的生命記錄，就如同一部微型的中國近代史，它經歷中國苦難的歲月，橫跨兩岸分峙的角力，它看見新中國的曙光，也還在耐心地等待新時代的來臨。然而再非凡的生命都以相仿的方式降臨于世，一百多年前的上海，在混濁繁忙的虹口碼頭附近，嚎啕的女娃哭聲打破了黑夜的緘默，她的生命之流將匯人現(xiàn)代中國的血脈里，共同鼓舞新時代的脈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