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xiāng)戀與鄉(xiāng)離：“第一代城市人”的尷尬和鄉(xiāng)愁

           ——序戴吉坤的長篇小說《情嶺》

李 星

本書的作者戴吉坤先生，不到二十歲就走出故鄉(xiāng)陜西東南山區(qū)的山水，開始了十八年的軍旅生活，1999年轉業(yè)進了省報擔任攝影記者，在出色完成本職工作之外，他把自己全部的業(yè)余時間獻給了從少年時期就曾經癡愛的文學寫作。他再一次驗證了筆者在長期的文學工作中所悟得的一條規(guī)律：每個人的心靈世界，都是一片豐厚的文學土壤，一有合適的機緣，這個夢想就會生根發(fā)芽，結出或甜蜜或苦澀的文學之果。這也正是在當今電子傳媒無比發(fā)達，大眾娛樂文化無孔不入的時代，仍然有那么多的人熱愛文學、關注文學的人性根源。

但是，向往和愛是一回事，寫得好不好又是另一回事。在我閱讀過的所謂文學發(fā)燒友的業(yè)余創(chuàng)作中，固然有天賦超然，一起步就令人刮目以看的人（其實，幾乎所有的大作家，包括陳忠實、賈平凹、路遙等，都是從業(yè)余作者起步的）和作品，但更多的卻是遲遲不能進入文學狀態(tài)，辭不達意，筆不稱心的遺憾。就是帶著這種懷疑與期待的心情，我閱讀了戴吉坤先生的長篇小說處女作，并深深驚嘆于他語言文字的表現(xiàn)力和長篇的結構能力。如果不知道他的寫作經歷，我們甚至會認為這部作品出自一個具有相當小說寫作經驗的作家之手。

一般來說，初學寫作者比較成功的長篇小說，大多或以自己，或以身邊特別熟悉的人為基本原型，戴吉坤的《情嶺》雖然不可避免地融會了自己全部的城、鄉(xiāng)生活體驗，但其主要人物高秀山，卻是一個典型化程度比較高的虛構形象。雖然，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路遙就敏銳地預見了農民后代渴望進入城市的城市化進程，并把“城鄉(xiāng)交叉地帶”作為自己創(chuàng)作的總主題，但自覺抓住在愈來愈加速的城市化過程，把第一代城市人的鄉(xiāng)愁和心理作為自己的描寫對象，并把它作為一個特定時期特殊的社會心理問題來表現(xiàn)，塑造出高秀山這樣一個不無悲劇性的人物形象卻是《情嶺》的主要文學價值和貢獻。它以一道道山嶺為小說主題意象，表現(xiàn)的不僅有高秀山的人生和心路，還有廣袤的鄉(xiāng)村與一座座城市的血緣與情感聯(lián)系。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針對文壇上關于中國農村、農民題材小說創(chuàng)作，普遍存在的“落難公子型”（如下放、受貶干部和插隊知青）寫作和后來進城的農民子弟寫作的明顯的差異，筆者提出了一個“農裔城籍”作家的概念，將陳忠實、賈平凹、路遙、張煒們 ，同王安憶、李銳、高曉聲們區(qū)別開來，它至今仍是人們觀察研究當代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視角�！肚閹X》中“第一代城市人”的敘事角度，同“農裔城籍”作家的研究角度，有著聲息暗通，同工異曲的巧合，而這部作品又讓筆者第一個讀到了，實在是我和戴吉坤的文學緣分。

《情嶺》中的高秀山是陜西東南部，毗鄰鄂、川、豫的一個偏遠山區(qū)農民的后代，他有幸成為自己家族，也是鄉(xiāng)鎮(zhèn)的第一名大學生，畢業(yè)后分配進省會城市的一家國營工廠，雖然只是一個與老工人一樣，在車間帶徒弟的掛名技術員，但工作后第一次探親回家卻仍然成為家庭和所在村子的光榮與驕傲，當他花兩萬多元幫助家中蓋起全村第一座小樓后，更成為人們的艷羨對象。正是在這種美好的感覺下，他不無堅決地拒絕了與自己青梅竹馬、又是小學、中學同學，因為差幾分未考上大學的村支書女兒李惠芹，熱戀上父母是干部又是醫(yī)科大學畢業(yè)的閔潔。然而，到了談婚論娶的時候，卻遭遇到了無錢無房的尷尬。在閔潔離他而去以后，只好與頂替工傷死亡父親當上學徒工，母親又是丈夫死后才進城的女工吳馨戀愛結婚。這是雙方都有著相近的農村經歷的一對令人贊嘆的好夫妻，但在工廠被外資買斷，兩個人雙雙下崗，孩子已經有幾歲以后，高秀山還是又一次體會了“有錢男子漢，無錢漢子難”的尷尬，不僅吳馨對他冷若冰霜，就連岳母、兒子也視他為無能的外人。曾經因城鄉(xiāng)差別、李惠芹土氣而追求城市姑娘的高秀山，之所以被城市姑娘和準城市家庭所輕視。固然有自身性格懦弱、保守的原因，但其根本的社會根源仍然是城鄉(xiāng)差別，有農村家庭拖累的第一代城市人的尷尬。

高秀山的另一重尷尬是他濃重的戀鄉(xiāng)情結和又不得不愈來愈遠地脫離家鄉(xiāng)，成為一個事實上的城里人的矛盾。小說寫了他先后六次還鄉(xiāng)，盡管詳略不同，但“自己已不屬于這一方水土”的心理感覺，卻越來越清晰、自覺。這種心理矛盾，是第一代城里人獨特而又痛苦的心靈體驗。不僅世居的城里人不會有這樣的心靈之痛，就是有農村家鄉(xiāng)概念的第二代、第三代城里人也不會有如此刻骨銘心的鄉(xiāng)土體驗。更為深刻地是，小說還寫出了因為生活環(huán)境與生存方式的差異，高秀山與父親、弟弟、妹妹之間越來越大的距離和隔膜，雖然親情和愛仍然是那樣的濃烈，但隨著新的家庭的組成，他們究竟各自挑著別人不可替代的生活重擔，面對著各自不同的生活環(huán)境挑戰(zhàn)。這里表現(xiàn)的實際上是距離所造成的愛和親情的相對性。在作品的情境中，高秀山又是一個把對倫理的責任看得很重和對初戀女友李惠芹不能忘卻的人，這就更加突出了他對他們愛莫能助的沮喪、失敗感，甚至將弟弟未能補習上大學，妹妹未能上學，終于外出打工，歸之于自己當初不該為了臉面在家里蓋房。這就使他本來就尷尬的處境更加尷尬，本來就濃重的鄉(xiāng)愁更加濃烈。

高秀山的第三重尷尬是當年連他也同情、憐憫的農村人竟然因為走向“市場化”而富裕起來，他念念不忘的初戀女友李惠芹的丈夫魏建鋒成了在省會城市頗有公關影響的企業(yè)家，而他和妻子吳馨卻成了任他驅使的打工者，雖然待遇優(yōu)厚，但他內心卻極不平衡。計劃經濟體制培養(yǎng)了高秀山這樣一代人，寧愿忍受以國家名義的支配和貧窮，卻不愿將自己的服從和勞動交付給某個個人，特別是熟人、朋友。所以，當也成了茶山老板的李惠芹以1.5萬元禮品表示了對他和家人的關心以后，他們卻并不感激。

農民在改革開放、市場化中富起來，改變了人們多年的城鄉(xiāng)觀念，這條情節(jié)線，和高秀山所在國營大企業(yè)的逐步被外資兼并，他們所留戀不已的“鐵飯碗”的不保，使《情嶺》沒有僅僅成為一部單純的愛情小說和第一代城市人的人生命運小說，而成為一部以愛情為主要線索的社會歷史小說，具有了鮮明的現(xiàn)實和時代內涵，也使“鄉(xiāng)愁”這種為魯迅先生在八十年前所闡釋的鄉(xiāng)土文學概念，有了新的視野和生命。這些與主人公命運息息相關的時代背景，在小說中，并不是理念的強加，而是與人物經歷命運、情感的有機融合，十分真實自然。這使筆者想起別林斯基的一個重要的觀點：所謂民族性、地域性、時代性等等人們所看重的文學要素，并不能刻意求之，作家只要現(xiàn)實地而不是虛假的描寫了人物，它們就會自然呈現(xiàn)出來。當然，誰都會知道，如魏建鋒、李惠芹們命運的大轉變，并不是所有農村人都會有的幸運，但誰都應該承認，改革開放確實改變了越來越多的農村人的命運，因此如高秀山一樣的第一代城市人的尷尬和鄉(xiāng)愁就不會是個別的，相反隨著中國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勞動人事制度的改變，私人企業(yè)的崛起，高秀山的尷尬和鄉(xiāng)愁，就有了更大的社會普遍性和時代的特征、歷史的必然。

筆者并不知道作者戴吉坤的全部人生經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有從鄉(xiāng)村到城市的曲折生活經歷，他自己就是如小說中的高秀山一樣的“第一代城市人”。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寫的就是自己和一代人的鄉(xiāng)愁和尷尬人生。這種過來人的生命人生體驗，不僅使他能將主人公高秀山的心靈、痛苦，得意、失意寫得如此真切自然，而且從容地悠游于城市和鄉(xiāng)村的兩個世界、兩種生活、兩組人物，毫無一些作家筆下常常出現(xiàn)的不平衡。國有大企業(yè)的環(huán)境和氛圍與偏遠山村人的生活和氛圍，表現(xiàn)得都有一種讓人如置身其境的現(xiàn)場感和親切感。他以對家鄉(xiāng)的無比的愛生動地展示了秦巴山區(qū)一年四季、白天黑夜的自然和風景，以及人們純樸的情感；又以對工廠企業(yè)的熟悉，表現(xiàn)了城市工業(yè)社區(qū)的獨特風貌和人情往來。他筆下綠意盈盈的陜南山鄉(xiāng)風光，不輸于名作家賈平凹和王蓬；他對城市工業(yè)社區(qū)的表現(xiàn)，更是獨步于陜西文壇，至少筆者在近年間未讀過如此生動真切的陜西工業(yè)題材小說。

車爾尼雪夫斯基說過：“美就是生活”。一個作家的才能不僅在于情節(jié)結構的能力，更在于在日常生活中發(fā)現(xiàn)美、并將它通過生活細節(jié)表現(xiàn)出來的能力。首先是主人公在家鄉(xiāng)和城市的三段愛情都寫得很有特點：前者傳統(tǒng)，但卻綿長、久遠，使主人公回味一生；中者浪漫，似乎十分理想、燦爛，但卻在涉及主人公經濟困窘面前，戛然而止；后者在開始似乎并不在主人公視野中，被工友們提起后，他也并不在乎，但卻在近乎徹底鬧翻的“請假”風波中，絕處逢生，死而復活。整個三次婚姻愛情過程所涉及的與李惠芹父親、閔潔父母、吳馨母親，以及同事工友、潘師傅、王志，甚至張文學等人物，以及這些人物在他愛情婚姻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所發(fā)生的曲折齟齬，無不生動、貼切、鮮活，充分體現(xiàn)出日常生活中的人性美、人情美、生活美。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筆者在觀看了導演劉會寧的電視連續(xù)劇《老房子》之后評價其細節(jié)說：幾乎“無一處不真實，無一處不妥貼”，現(xiàn)在我也愿用這句話，評價小說《情嶺》。

第二，小說中主人公的五、六次回鄉(xiāng)的描寫，并不都處于同一藝術水準線上，但起碼有三次——工作后的第一次，李惠芹結婚那一次，帶吳馨回家看父母，寫得十分成功，構成了小說突出的生活藝術亮點。尤其是第三次，從漫漫山路上的所感，所遇，到天黑時路過泗王廟街，高秀山背吳馨，無不充盈著普通人從艱苦生活中享受的無限情趣，困難中人與人的親近。特別是父母親在深夜等待城里媳婦回家的情景，母親為媳婦打水、洗腳，在送別時送500元時所說的自責的話語，等等，無不讓人眼熱心痛，一個偉大母親的偉大心靈躍然紙上。如此美好而足以讓任何人刻骨銘心的經歷和細節(jié)，在高秀山和吳馨后來的生活中留下深刻的、回味不已的印痕，即使在兩人近乎“分居”的情況下，得知高秀山母親去世的消息，吳馨所表現(xiàn)出來的痛苦和自責，也在情理之中。

 第三，則是小說中的景物和環(huán)境描寫，以及它們與人物此時此地心境的密切聯(lián)系，可以說如水銀瀉地，行云流水，絲絲入扣，從中可以看出作者藝術思維的周詳和細密。小說透過高秀山心靈和眼光所感覺到的秦巴山區(qū)的明朗與神秘，美麗與詩意，民俗與風情，尤其是與陜北信天游迥然有別的陜南山歌，不僅表現(xiàn)了作者對故鄉(xiāng)深厚的情意，還讓人們看到了與以往許多文學中的黃土高原所不同的一方山水。就是工業(yè)社區(qū)，他也有著獨特的發(fā)現(xiàn)和體驗。如多次寫到的城市的燈火與雪景，廠區(qū)的公共廣場“百米大道”的熱鬧與冷清等，都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就連陰暗破敗的工廠單身宿舍的繞樓白楊樹，作者也不僅多次寫到它們不同季節(jié)的風姿，而且讓它們成為窗內人生活的見證者，不時參與到或歡樂幸福，或壓抑、沮喪的主人公人生經歷中來。對于第一次寫長篇的人，能有如此的心思和筆墨實在令人慨嘆。

原來我猜想，如戴吉坤者，原本只是要通過一部長篇小說，來表現(xiàn)自己對處于秦巴山區(qū)的故鄉(xiāng)的人文自然的縈繞于心的熱愛，對自己父、母親和親人的愧疚和懷念。如此已屬不易了，但是因為記者職業(yè)所形成的對城鄉(xiāng)社會變化的敏感和鮮明的社會歷史眼光，對如自己一樣的第一代城市人的人生命運影響的反思，才終于將《情嶺》寫成了一部既無愧于家鄉(xiāng)父老，又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時代的厚重深刻的現(xiàn)實主義力作。讀了他為本書所寫的后記《無處安放的鄉(xiāng)愁》和簡介，我才明白戴吉坤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學票友，而是一個有著長期的準備和積累的一次并不偶然的文學出征。厚積薄發(fā)，大器晚成，是適合戴吉坤和他的《情嶺》的。后記中如此氤氳的鄉(xiāng)愁情感，如此優(yōu)美自然的思想傳達，表現(xiàn)著他具有深刻思想感悟的文學實力。《情嶺》是我所看到的陜西乃至中國現(xiàn)實主義文學——小說的一顆豐碩果實。僅以此文，祝賀戴吉坤先生小說的出版，又希望他能以此為開端，在文學創(chuàng)作之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前幾天，筆者果然聽到他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即將殺青，第三部長篇構思和大綱也已成形的消息，對此，我和廣大讀者一樣充滿期待。

                                   2015年1月5日改定

    （李星 資深文學評論家、曾任茅盾文學獎評委、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享受國務院津貼專家、陜西省有突出貢獻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