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外交家，顧名思義是指代表國家對外進行交涉，為本國國家利益活動的政治家。他們的政治地位、國際聲譽和歷史貢獻主要取決于他們的時代機遇、本國國際地位和綜合國力，也與他們自身的知識結構、學識修養(yǎng)、國際聯(lián)系及外交能力相聯(lián)系。
　　近代以來，隨著中國與世界聯(lián)系日益增多，對外交往隨之大增。晚清外交體制和外交官員隊伍在中外沖突與交往的過程中逐步發(fā)生變化。19世紀中葉，當西方列強侵入中國之時，清朝政府尚沒有專門處理外交事務的機構，對外事務由負責朝貢事務的禮部和管理邊遠地區(qū)蒙、回、藏等少數(shù)民族的理藩院兼管。遇有重大交涉事件或緊急情況，由皇帝直接派遣欽差大臣負責辦理。外交官員一般由政府其他部門的官員兼任。
　　1861年，清政府批準設置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又因8月發(fā)生熱河政變，該衙門的實際地位隨之增高，職能范圍有所擴大，不但成為中外交涉的中樞機構，而且成為洋務運動的主持機構，被稱為“洋務內閣”。該機構的設立與強化，客觀上反映了在西方列強的沖擊下，晚清外交體制逐步走向近代化的趨勢。然而，該衙門的設置依照軍機處，設大臣、章京兩層，大臣無定額，以親王1人領班，余由皇帝從軍機大臣、內閣大學士及各部尚書、侍郎中簡派兼任，衙門的所有官員都同時兼有其他職務，他們是臨時抽調來任職的，該衙門事務由各大臣共同主持，遇事由王大臣領銜上奏，實行的是常常議而不決的委員制，而非西方國家通行的首長負責制。外交官員也沒有改變由政府其他部門官員兼任的總體格局。“在總理衙門存在的40年里，其所表現(xiàn)的種種弊端，諸如分工不明、遇事推卸責任、不諳世界形勢、不通外語等，都使總理衙門遭到在華洋人的詬病�！�
　　1901年，清政府被八國聯(lián)軍戰(zhàn)敗，被迫簽署的《辛丑條約》規(guī)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為外務部，列六部之首，并改委員制為首長制，朝著通行的近代外交體制向前邁進了一步，但掌管范圍仍包括所有“涉洋”事務。隨著清政府實行新政，逐步設置學部、練兵處、商部、稅務處、電政大臣等，分管原屬外務部管轄的相關事務。1906年，清政府設置外、吏、禮、民政、度支、陸軍、法、農(nóng)工商、學、郵傳、理藩等11個部，外務部成為專門的中央外交機關，并位居各部之首。然而，研究者仍然指出：“機構組成的現(xiàn)代化和相對合理性，使外務部與歐洲同行比較起來有某些相似之處。但如果認為這種在西方列強施壓下的改革是完全成功的，那就錯了。這里僅舉兩例，外務部總理慶親王每年僅去他的外務部辦公室一次，因為軍機大臣的職務占據(jù)了他的大部分時間，而他的副手、會辦大臣那桐，每周僅在外務部辦公一小時�！�
　　進人民國時期，中國外交官體制逐步實現(xiàn)了專業(yè)化和職業(yè)化，形成了一個以外交為終生職志的外交家群體。大量出國留學人員的學成歸來，加速了該群體的迅速形成，并成為其主體。據(jù)筆者統(tǒng)計．民國時期歷任外交部長（含兼任、代理、署理）共36人，有留學背景者32人，占89％；其中留學日本者7人，占19.4％；留學歐美者25人，占69.4％，其中留學美國者就有16人，占留學者50％。就留美學人而言，擔任過民國外交總長或部長的歸國學人主要來自美國的名牌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弗吉尼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密歇根大學等，其中哥倫比亞大學就有5人之多，他們分別是唐紹儀、顧維鈞、陳錦濤、宋子文、胡適。另外，成為民國外交家的“哥大”歸國學生還有朱兆莘、陳之邁等。李又寧教授在論述中國留學生在中國走向世界的過程中的歷史作用時指出：“留學生在國外居住一段時間，經(jīng)歷文化的震撼和適應，能夠做文化的比較和選擇。當他（她）們向國人傳播世界知識時，不同于外國傳教士，不但語言比較方便，而且具有說服力、誘導力和親和感。因此，留學生的一項功能，是導引國人逐漸與世界溝通。換言之，留學生是本國與世界的橋梁�！睋�當中國外交家是他們理所當然的歷史任務和時代職責。職業(yè)外交家群體在中國外交界的崛起，始于他們在巴黎和會和華盛頓會議上的卓越表現(xiàn)，山東問題辯論、廢除“二十一條”交涉、拒簽“巴黎和約”，促簽“九國公約”，收回山東權益等等，表現(xiàn)出他們具有強烈的愛國意識和值得稱道的外交技能，身處弱國逆境，卻敢于為爭取中國的獨立自主地位、收回失地的國家權利而奮斗拼搏。抗日戰(zhàn)爭時期，他們以雄辯的口才、淵博的學識、超人的機智、非凡的技巧，致力國際和平，維護國家主權，在更為廣闊的國際舞臺上活動，爭取國際社會援助中國抗戰(zhàn)、推動世界反法西斯統(tǒng)一戰(zhàn)線建立、簽署中美、中英新約、籌創(chuàng)聯(lián)合國等，有聲有色，蔚為壯觀，在中國和國際外交界贏得了很高的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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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進入21世紀以來，筆者繼續(xù)關注和從事對民國職業(yè)外交家群體的研究，主持了兩個重要項目。其一，從2007年開始，筆者在《世界知識》主持開辟“民國外交人專欄”，歷時近七年之久，在各位朋友的支持下，共刊出外交人物傳記106篇，涉及民國歷任外交部長、駐外大使、特使、專使以及為國捐軀或作出重要外交貢獻的外交人物109人，該項工作突破了對民國外交家研究集中于少數(shù)著名外交家的缺憾，基本完成了對民國外交家群體研究的系統(tǒng)工程。2011年，經(jīng)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所長友情邀請，決定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編撰《民國百位外交家傳》（學術版），列為以王建朗為首席專家的國家社科重大招標項目《中華民國外交史（1911～1949）》子課題，單獨編撰出版。其二，對于筆者主編的《民國外交官傳記叢書》進行修訂再版和擴版。2008年，團結出版社再版了其中兩種《伍廷芳傳》和《王正廷傳》，當時簽約版權為5年。2013年，經(jīng)福建教育出版社黃珊珊主任、林冠珍女士的熱情聯(lián)絡推動，商定增訂重版、擴版這套叢書，并調整為8卷本。2014年是一個豐收的年份，在各位參與者的積極配合與支持下，兩個項目均告完成，進入結項和出版順序。為此，筆者特寫本文，既作為“民國外交家傳記叢書”總序，亦作為《民國百位外交家傳》的前言。
　　收入本叢書的著作有原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叢書的增訂再版本：張禮恒著《“三世”外交家伍廷芳》、石建國著《外交總長陸征祥》、陳雁著《北洋外交領軍者顏惠慶》、完顏紹元著《“廢約”外交家王正廷》、錢玉莉著《革命外交家陳友仁》、楊菁著《戰(zhàn)時外交家宋子文》。另有兩本新著：祝曙光著《法官外交家王寵惠》、關培鳳著《外交奇才葉公超》。無論是增訂版，還是新著，作者都在史料運用方面盡了大力，盡量周密地收集能夠找到的歷史資料，注意嚴格的學術規(guī)范，同時努力使文字生動活潑，使之能夠吸引讀者的關注和喜愛。
　　本叢書對于各傳記的撰寫只要求體例一致，并無統(tǒng)一的觀點要求，各傳記反映的都是作者個人的觀點，敬請讀者在閱讀時注意，并歡迎大家提出批評意見，使本叢書將來有機會再版和擴版時，有所借鑒和參考。
　　作為叢書主編，筆者衷心感謝各位作者在緊張的教學、科研以及編輯工作之余，盡心盡力，精雕細刻，在規(guī)定的時間內完成了撰寫和增訂，使叢書能夠順利出版。我也要感謝河北人民出版社王靜先生，沒有他當年的艱苦努力和積極爭取，就沒有本叢書初版本的誕生。更要感謝福建教育出版社的黃珊珊主任、林冠珍女士的熱情支持，使本叢書的增訂和擴版，能夠成為現(xiàn)實。
　　2014年8月30日于復旦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