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史有三個主題。第一，過去（歷史）如何成為現(xiàn)在？第二，現(xiàn)在如何成為歷史？第三，在這一雙向的工作中，寫作者的角色應是怎樣？本輯重點討論第三個主題，即寫作者與當代史的關系。
　　當代史以當下的事件為切入點。這意味著研究者必然身處事件之外、之旁，甚或之中。他從旁觀者、見證者，到研究者，再到參與者，身份的變化幾乎不可避免。馬克思在寫作《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時，其身份的復雜性曾經達到了極致：他的自我定位是歷史學家；在普通讀者看來，他是時事政論家；在特定階層看來，他是革命導師；在文章結束時，他又是一個大祭司式的預言家。
　　當然，我們無法與馬克思相比。那個革命的時代不可復制，但作者的多重身份卻是古今皆同。這是一柄雙刃劍。有利的一面：它使寫作具有現(xiàn)場感。直接掌握第一手資料（它們大多以非正式的信息方式存在）；觀測事件的細微變化（它們一閃即逝，不在局中便無從知曉）；研究完成后，寫作進入現(xiàn)實，在媒介與知識層面上繼續(xù)發(fā)揮效能，對世界產生作用，像《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那樣。這是我們當代史的責任之一。不利的一面：研究者離對象過近，主觀的情感要素（道德感、責任心等）進入，會導致歷史寫作所必要的距離感消退；研究的“立場”失去宏大視野，滑入工具模式。更加危險的是，當下事件尚在進行，研究者的過度介入，在干擾其現(xiàn)狀之余，還會影響研究本身。比如至關重要的“周期”設定，任何外來的作用力都會讓周期的終點事件出現(xiàn)變數(shù)，可能會推翻論文的結構、主題設定，使論證邏輯作廢……研究面臨崩盤。
　　危險亦是考驗。研究應該止于何處？如何處理新生的變數(shù)？如何為之調整研究路徑，重設論證邏輯與研究目的？主體參與的界限在哪里？一系列問題，迫使當代史走上“臨時建構”之路。每一次當代史寫作，都是一次暫時的、片斷的建構。它不是安全屋，能滿足讀者對現(xiàn)實的美好想象與虛幻的欲望；它是危樓，各種麻煩角色在其中接續(xù)現(xiàn)身——激烈對抗的力量關系、錯動的結構層、莫名的事物、裂縫與陰影。換個角度來看，危樓充滿了不確定，但更顯迷人。它邀請讀者加入，共享對現(xiàn)實的另一種體驗�？赡艿脑�，還可改造這一危樓。
　　本輯三篇主題文章的對象為大型建筑群：兩個居住區(qū)，一個校園。它們分別在南京、臺中和高雄，生命都不算長，40年到60年。三個案例中，作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都頗為復雜。過近者有之，過遠者有之；偶遇者有之，相處數(shù)十年者有之。共同點在于，研究者都盡力與對象建立一種歷史距離，在細節(jié)辨析與宏觀結構之間建立一種平衡。這并不容易。實際上，這一距離或平衡，都無法真正得以控制。正如我們所見，研究中的不完整、自相矛盾之處頻頻出現(xiàn)。正如“當代”二字的含義。
　　——胡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