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研究會”雖然沒有如愿辦起來，但《章程》彰顯的“問題意識”，及其列舉的認為應該研究和解決的大量“事”和“理”，卻記錄下青年毛澤東一段值得咀嚼的思考軌跡。
《問題研究會章程》列舉的71項144個問題，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國防、外交以及科學技術諸多方面。有的問題比較宏觀抽象，如中央地方集權分權、普通選舉、國防軍建設、社會主義能否實施、經濟自由、教育普及、孔子研究、東西方文明會合等等；有的問題則比較微觀具體，如不搞懲罰式教育、私生兒待遇、姑媳同居、工人退職年薪、茶產改良、清丈田畝、退回庚子賠款等等。有的問題比較現(xiàn)實和迫切，如大總統(tǒng)權限、新舊國會、廢除各省督軍、司法獨立、勞工住屋、勞工娛樂、勤工儉學、編纂國語教科書、戀愛自由等等；有的問題則不那么現(xiàn)實，不那么迫切，甚至與當時中國社會的改造關系不大，如裁軍、外債償還、幣制本位、海外貿易經營、海洋自由、愛爾蘭獨立、重建東部法國，以及飛渡大西洋、太平洋和天山，在白令、英吉利、直布羅陀三個海峽開鑿通車隧道等等。
從起草《問題研究會章程》的時間看，毛澤東當時提出這些事和理，明顯受到胡適實驗主義主張的影響。1918年秋冬在北京大學當圖書管理員時，毛澤東便認識了胡適，且多有來往。胡適在7月20日《每周評論》上發(fā)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提出，“我主張一個一個地研究問題，一點一滴地解決問題”，毛澤東也如期看到并表示認可。李大釗在8月17日《每周評論》上發(fā)表文章反駁胡適的觀點，提出：“不錯，紙上的空談的‘主義’是危險的，但主義本身并不帶來危險！”這個觀點，想必毛澤東也看到了。但他并沒有介入這場著名的“問題與主義”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