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英國憲法的理念
　　[92]柯勒律治將英國憲法視為各種力量之間的持久平衡，這種平衡反映了幾個世紀以來英國人信奉的理念或基本的政治原則。這一平衡，這一憲法的主導原則，在柯勒律治那里被稱為衡平法(lex equilibrii)。他認為，有三對社會因素或傾向彼此必須做到相互之間的合理平衡，它們是“持久”和“進步”、“教會”與“國家”以及“活躍力量”和“潛在力量”。
　　**對平衡，也就是持久和進步，在柯勒律治抨擊法國革命和反動敵人時用到的一個理論公式中得到了表達。不幸的是，他的公式似乎遭到了誤解，尤其是穆勒在《代議制政府》中表達的誤解。柯勒律治通過“持久”表達的是社會中一切想要在既定的、系統(tǒng)的渠道中包容國家生活中各種能量的傾向。這是法律、制度甚至是習俗、習慣、禮拜儀式的輪流應答(responses)和情感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進步”(progression)并非如穆勒理解的進展(progress)或改善，而是指社會中的動蕩因素——這些因素在現存的社會、政治和法律結構下還不能完全地得到理解。這些因素在尋找適合自身位置的過程中，即使不會帶來進步，也會帶來變革�？吕章芍侮U述說，在任何優(yōu)良社會中，這兩種沖動之間必定存在持久的相互作用和恰當平衡。沒有向前發(fā)展的活力，在物質福利上就沒有活力、沒有自由、沒有改善。盡管制度總是[93]屈服于變革，但變革不能太快，否則社會便會陷入經濟、政治、文化或道德的無政府狀態(tài)。持久的傾向是社會捕捉和把握過去成就的手段——現實的成就不應成為輕率試驗的犧牲品。
　　柯勒律治試圖用歷史上的實例展示這兩種基本傾向失衡造成的后果。佛羅倫薩共和國本是天才和革新的極好溫床，*終卻走向末路，正是因為它不能將天賦之人納入到一個持久的憲法秩序中。另一方面，威尼斯形成了一個非常僵化的結構，*終扼殺了所有生命力。
　　根據柯勒律治對當時英國社會的考察，持久性由土地大亨代表，進步則由商業(yè)階層代表。很明顯，持久和土地分不開。另一方面，商人、制造業(yè)者和職業(yè)階層的財富是“個人的”，并且主要依賴于他們的技術和聲譽。希望守護財富和地位的人總是轉向土地，并且在此過程中和以維持財富和地位作為自身主要利益的人結成聯盟：
　　建立一個家庭，把財富轉變成土地，這兩個想法是一對孿生兄弟，當那些富裕的商人打算安頓下來時，這兩個想法總是在心中同時產生。從成為政治新貴階層開始，他們便通 過把自己變成鏈條上的一環(huán)，使現在和過去聯系起來，以便拿出成為持久性的證據，通過持久性的測試，從而救贖自己。長子繼承權、世祿制以及它們在積累財富、消除個人愚行、惡習和不幸造就的對抗和分散力量方面的影響，都和這一原則有關。同樣地，下等農民心中普遍存在的、頑固不化的偏見和反感，甚至對革新提供的益處的反感也指向這一原則。（柯勒律治，《教會與國家》，《全集》，前揭，第6卷，頁39。）
　　[94]在英國的政治體制中，上議院代表著大的土地持有者的持久性利益，眾議院則代表著商業(yè)和進步利益。紳士或小貴族在柯勒律治的分析中扮演著十分有趣的角色——在某些方面上類似于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的元老院。紳士是兩大主要敵對勢力之間的平衡因素，并且可以阻止正面沖突。他們是中等富裕的土地擁有者，在眾議院中占據了相對穩(wěn)定的少數席位。他們在下議院的作用便是和占據多數席位的多數派抗衡。然而，他們與商業(yè)利益在議會中的聯系壯大了這些利益，這就促使他們和更大的土地階層進行對抗。
　　在持久性和進步這兩個對立力量之間，國王便是“天平的橫杠”。他使這些對立但不矛盾的力量聚集在共同的忠誠之下，使它們統(tǒng)一起來。
　　如果這些對立力量之間想要保持適當的平衡，那么重要的是，政治代表機制能夠提供這種平衡�？吕章芍握J為，某些做法和狀況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在立法過程中持久和進步之間的失衡，并因此導致政治體的敗壞，他提出了三種他認為非常糟糕的具體狀況：
　　1. 將政治權力授予沒有任何實質財產的人。擁有財產不能保證此人天賦異稟，但的確能表明此人具有某種程度的審慎、自制和正直。而沒有這些品質，理智就是一種威脅。柯勒律治謹慎地補充說，財產資格預設了新的有才能的人士能得到公平地取得財產的機會。
　　2. 取得財產的人被長久地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此項排除是建立在一個與審慎行使政治權力的能力無關的基礎之上的。
　　3. 兩種敵對利益在議會中的代表數和他們各自在國家中的影響之間嚴重比例失調�？吕章芍螆孕�，立法機關應該代表利益，而非數字。
　　第一個告誡——政治權力不應給予那些[95]沒有財產的人——反映出柯勒律治對“暴民政治”(mobocracy)的擔憂。盡管很顯然他不反對給激進元素一席之地，但無疑他反對將重要的政治權力給予那些沒有財產的人。他擔心，由于他們沒有財產，這就意味著他們在國家中沒有任何股份，因此他們就可能使用權力彌補自身的貧困或發(fā)泄憤懣。柯勒律治的觀點在今天看來似乎是反動的，但我們應該注意當時下層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狀況。直到1884年英國才冒險地邁出了一步，賦予幾乎全部男性選舉權。
　　針對選舉權，柯勒律治提出了另一個限制，這一限制很難從歷史狀況的角度獲得解釋。他認為，教育不應替代財產成為政治權力的通行證。在他看來，一個人的智力成就，不能保證他適合統(tǒng)治。盡管他十分強調教育作為保護國家的手段，但他不愿意將政治權力僅僅同智力上的成就聯系起來。他說，如果理智能力是政治智慧和道德品質的標志，那么中國通過公開考試選拔文人官僚的體制便是完美的。但對柯勒律治來說，理智方面的卓越、政治智慧和正直的人格并不必然是共生的。在下一章中我們還會對此詳加論述，但在這里要說明的是，柯勒律治對于不具備財產的知識分子在政治方面的不信任并非只是一時偏見，而是他整個政治理論十分重要的一部分。當然，貧窮的有識之士也有獲得財產的機會，并且一旦他們取得財產，也有機會獲得政治權力，這一點對于柯勒律治的體系來說具有本質性的意義。財產資格使持久性免受魯莽和嫉妒的危害，而財富的流通和投票權的給予則使進步性力量能夠盡情發(fā)揮。
　　柯勒律治強烈反對的第三種情形，正如上文所述，是持久性和進步性這兩種敵對利益在議會中的代表和他們各自在國家中所發(fā)揮的影響之間存在嚴重的比例失調。立法機關應該用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公正地代表社會各方的利益。民主會偏向于進步，從而破壞這一平衡。但在19世紀早期議會中，柯勒律治真正擔心[96]的不是民主，而是大土地階層對兩院的壓制。我們曾提到過柯勒律治對“愚蠢的”鄉(xiāng)村黨的看法�；蛟S有人認為他渴望議會改革。但事實上，他不贊成議會改革，他周密地分析了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間的關系，從而為自己的謹慎做出了合理解釋。他提出，在簡單草率的議會改革之前，應該仔細地考慮所有議會之外的新興力量，例如報紙、有組織的壓力集團，他們已經開始對議會活動產生深遠的影響。在他看來，這些大眾政治的新興事物能在議會中與土地利益在數量上的優(yōu)勢抗衡，甚至不只是如此。盡管持久性的代表從表面上看是過度的，但長遠來看，這不是問題所在�？吕章芍畏磳�1832年通過的《議會改革法案》。他相信，它包含的原則將不可避免地導致進步力量的全民選舉權和持久的超額代表。很顯然，周圍變化如此明顯和劇烈，他懷疑代表持久性的勢力能否找到方法，從而保持它在議會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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