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十二表法》第8表第17條的規(guī)定長期以來都形同虛設，因而共和晚期需要制定一個法律重申《十二表法》的禁令，如此，則《十二表法》的威信也太低了。我們知道，《十二表法》在羅馬人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被奉為一切公法和私法的源頭受到尊重。甚至到了6世紀的優(yōu)士丁尼時代，立法者還把《法典》分為12卷以紀念這一最早的法典，因此，“重申說”的根據(jù)不足。
　�。�2）共和晚期的這個法律盡管也規(guī)定了盜竊物和搶劫物不能以時效取得的問題，但它涉及的主體已發(fā)生了改變，由第一占有人改為第二占有人，因此，它不是重復立法，而是對《十二表法》的規(guī)定作出變通處理。我持這種“主體改變說”，所幸的是，遵循這一思路的不止我一人。英國羅馬法學者約洛維奇（H.F. Jolowicz）就認為，《阿梯鈕斯法》不可能是對既有法律的重述，最為可能的是對《十二表法》第8表第17條可能的雙重含義的解釋，《十二表法》的這一條文原先僅適用于竊賊本人的時效取得，現(xiàn)在《阿梯鈕斯法》將之擴展適用于第三人的時效取得，換言之，適用于竊賊的后手占有人的時效取得。周枏先生在敘述《關于暴力的優(yōu)流斯法》時也涉及這一問題。其表述為“凡以暴力占有的不動產(chǎn)，都不能以時效取得，即使誠信受讓人也不例外”。
　　顯然，前面的規(guī)定是針對第一占有人的，“即使”以后的規(guī)定是針對第二占有人的。周枏先生也告訴我們，《關于暴力的優(yōu)流斯法》開始把誠信要求的規(guī)制對象從第一占有人移轉到第二占有人，盡管只是作為一個附帶規(guī)定，第二占有人的誠信到底進入了法律的視野。顯然，這種誠信是占有人相信自己的取得行為未侵害他人權利的心理狀態(tài)。
　　毫不奇怪，在一個相對文明安定的時代，盜賊不能以時效取得被盜物已是當然之理，問題在于通過正常交易從盜賊取得物的人能否以時效取得該物？容忍贓物的惡意買受人的行為對于盜竊行為無疑是一種間接的鼓勵。為了遏制原發(fā)性的犯罪行為，就必須打擊派生性的犯罪行為，這是刑事政策學中的一條屢試不爽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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