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黨案
　　隨著淮西勛貴權勢的不斷膨脹，朱元璋同他們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加深，特別是胡惟庸晉升相位、專恣擅權之后，相權對皇權構成嚴重威脅，更使雙方的矛盾發(fā)展到不可調和的地步。
　　胡惟庸是淮西勛貴集團的重要人物。他是定遠人，“為人雄爽有大略，而陰刻險鷙，眾多畏之”（《獻征錄》卷一一，王世貞：《胡惟庸》）。早年曾做過元朝的小官，龍鳳元年（1355年）在和州投奔朱元璋，任元帥府奏差，尋轉宣使。三年除寧國主簿，尋升知縣，七年遷吉安府通判，十二年擢湖廣按察僉事，整整做了十年的地方官。吳元年（1367年），經大同鄉(xiāng)李善長推薦，擢升為太常司少卿，尋轉為太常司卿，成為一名中央大員。據后來李善長家奴盧仲謙等人揭發(fā)，為了報答李善長的推薦，“惟庸以黃金三百兩謝之”（《明太祖實錄》卷二〇二）。而“按據《昭示奸黨錄》所載招辭，有云龍鳳年間，舉薦惟庸為太常司丞，以銀一千兩、金三百兩為謝者。此太師火者不花之招也”（錢謙益：《太祖實錄辨證》卷四）。到洪武三年（1370年），他升任中書省參知政事，跨入權力中樞的門檻。洪武四年正月，左丞相李善長退休，右丞相徐達以大將軍身份備邊北平，不與省事，朱元璋遂以汪廣洋為右丞相，胡惟庸為右丞。十二月，徐達從北平還京，不再任右丞相。洪武六年正月，汪廣洋因整天喝酒，“浮沉守位”“無所建白”，以“怠職”被貶為廣東行省參政，胡惟庸以右丞身份獨專中書省事。他使盡渾身解數，極力逢迎巴結朱元璋，“晨朝舉止便辟（逢迎諂媚），即上所問，能強記專對，少所遺，上遂大幸愛之”（《獻征錄》卷一一，王世貞：《胡惟庸》），于當年七月被擢任右丞相，十年九月又升為左丞相。在胡惟庸升為左丞相的同時，汪廣洋雖然恢復了左丞相的官職，但位居胡惟庸之下，唯浮沉守位而已。
　　隨著權勢的擴張，胡惟庸結黨營私，排斥異己。胡惟庸的鄉(xiāng)土觀念極重，他本來是利用鄉(xiāng)土關系給李善長行賄而由外放調任京官的，獨專省事乃至任相之后，更利用鄉(xiāng)土關系巴結拉攏淮西將臣。他不僅將自己的侄女嫁給李善長的侄子李佑，同李善長結成親戚，還力圖與另一同鄉(xiāng)徐達結好。徐達鄙薄他的為人，未予理睬，他又賄賂徐達的看門人福壽，“使為間以圖達”。這個看門人向徐達告發(fā)，“達亦不問，惟時時為上言惟庸不可過委，過委必敗”（黃金：《皇明開國功臣錄》卷一，《徐達》）。有些淮西武將違法亂紀，受到朱元璋的懲處，胡惟庸便乘機拉攏，結為死黨。濠州人、吉安侯陸仲亨自陜西返回京城，擅用驛馬，被罰到山西代縣捕“盜”；五河人、平涼侯費聚奉命撫治蘇州軍民，沉溺酒色，被罰到西北招降蒙古部落，又無功績，受到朱元璋的嚴厲切責。胡惟庸遂“陰以權利脅誘二人。二人素戇勇，見惟庸用事，密相往來”（《明史》卷三〇八，《胡惟庸傳》）。對于非淮西籍的臣僚，胡惟庸也設法加以籠絡，拉到自己一邊。高郵人汪廣洋與胡惟庸在中書省同事多年，后來又同居相位，即受胡惟庸拉攏而成為他的同黨。錢謙益的《太祖實錄辨證》即指出“據《昭示奸黨錄》諸招，廣洋實與惟庸合謀為逆”，但由于《昭示奸黨錄》今已不存，其結黨細節(jié)今已無法弄清。湖廣茶陵人陳寧，元末做過鎮(zhèn)江小吏，后投奔朱元璋，累官至中書省參知政事。洪武二年坐事出知蘇州。此人有些才氣，但性特嚴酷，人稱“陳烙鐵”。尋改任浙江行省參政，未行，經胡惟庸推薦，召為御史中丞。后升任右御史大夫、左御史大夫。及居憲臺，益尚嚴酷，“上切責之，不改。其子孟麟，亦數以諫，寧怒，杖之數百至死。上深惡其不情，嘗曰：‘寧于其子如此，奚有于君父耶！’寧聞之懼，遂與惟庸通謀”（《明太祖實錄》卷一二九）。陳寧從此成為胡惟庸幫派的一名核心骨干，并拉了同在御史臺共事的中丞涂節(jié)入伙。對于不肯附己的非淮西人，胡惟庸則極力加以排擠和打擊。江西金溪人吳伯宗洪武四年廷試第一，中進士，朱元璋特賜袍笏，授禮部員外郎，與修《大明日歷》。胡惟庸派人拉攏，欲其附己，“伯宗不為屈，惟庸銜之，坐事謫居鳳陽”。后來吳伯宗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任，久之必為國患”（《明史》卷一三七，《吳伯宗傳》），才被朱元璋召回。
　　胡惟庸還大肆貪污受賄。吳元年之前，他在地方任職，先是做了七年的正七品知縣，再做了二年的正六品通判，而后做了一年正五品的按察僉事。當時由于戰(zhàn)事頻繁，經濟凋敝，財政十分困難，國家根本發(fā)不出官俸。在攻占應天之后，文官撥付職田，召佃耕種，收取田租作為俸祿。估計從職田上收取的租米除維持一家人的溫飽外，僅有不多的盈余。他能一下子拿出“銀一千兩、金三百兩”或“黃金三百兩”這樣一筆巨款向李善長行賄，表明他為官并不清廉，不是向百姓橫征暴斂，就是貪污公帑，收受賄賂。獨專中書省事后，各地想升官發(fā)財的官吏和失職的功臣武夫紛紛投靠胡惟庸，爭相給他送金帛、名馬、玩好，多至“不可勝數”（《明史》卷三〇八，《胡惟庸傳》）。后來胡惟庸案發(fā)后，有人告發(fā)他“贓貪淫亂，甚非寡欲”，說“前犯罪人某被遷，將起，其左相（胡惟庸）猶取本人山水圖一軸，名曰夏珪《長江萬里圖》”，朱元璋命人查驗，果然在胡惟庸的贓物中找到了這幅《長江萬里圖》（《明太祖集》卷一六，《跋夏珪《長江萬里圖》》）。
　　胡惟庸獨相數年，利用鄉(xiāng)土關系拉攏淮西勛貴，和他的門下故舊僚佐結成一個小幫派，仗恃李善長的支持，驕橫跋扈，專恣擅權，“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輒匿不以聞”（《明史》卷三〇八，《胡惟庸傳》），甚至“僭用黃羅帳幔，飾以金龍鳳文”（《明太祖實錄》卷二四三）。在明代，龍鳳紋飾屬皇帝專用，玄、黃、紫三色也為皇家專用，官吏軍民的衣服帳幔均不得使用�！胺矌め�，洪武元年，令（官民）并不許用赭黃龍鳳文”（萬歷《明會典》卷六二，《禮部?房屋器用等第》）。胡惟庸這一舉措，表明其政治野心已膨脹到了極點。
　　胡惟庸的所作所為，顯然已突破當時禮法制度的底線，這是任何一個封建君主都不能容忍的。他的末日，很快就到來了。
　　朱元璋原先鄉(xiāng)土觀念也極為濃厚，他不僅主要依靠淮西將臣打天下，還想依靠淮西將臣治天下，故而有中都的營建。但是洪武八年中都營建工匠的“厭鎮(zhèn)”事件發(fā)生后，他即決定拋棄鄉(xiāng)土觀念，從倚重淮西鄉(xiāng)黨逐步轉向任用五湖四海之能士。與此同時，隨著自己逐漸坐穩(wěn)龍椅，朱元璋開始思謀改革國家機構，以便擴張皇權，強化專制集權，“躬覽庶政”。
　　洪武九年六月，朱元璋下令撤銷行中書省，改置布政司、都司和按察司，將地方的行政、軍政和司法大權集中到中央，中書省的權限因而擴大，相權和君權的矛盾更加突出。接著，他便采取一系列措施來限制和削弱中書省的權力。當年閏九月，下令取消中書省的平章政事和參知政事，“惟李伯昇（平章政事）、王溥（右丞）等以平章政事奉朝請者（只參加朝會而不署事，因為李是投降的張士誠部將，王是投降的陳友諒部將，奉朝請是給他們的一種榮譽待遇）仍其舊”（《明太祖實錄》卷一〇九）。這樣，中書省就只留下左丞相胡惟庸和右丞丁玉，而丁玉已在當年正月率兵至延安備邊，到七月才返回京師，中書省實際上只留胡惟庸在唱獨角戲。第二年五月，又令李善長與朱元璋的親外甥李文忠共議軍國重事，“凡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悉總之，議事允當，然后奏聞行之”（《明太祖實錄》卷一一二），又“命政事啟皇太子裁決奏聞”。九月，擢升胡惟庸為左丞相，命汪廣洋為右丞相，又將丁玉調任御史大夫，將中書省的佐理官員全部調空。十一年三月，更下令“奏事毋關白中書省”（《明史》卷二，《太祖紀》），徹底切斷中書省與中央六部和地方諸司的聯系，使中書省變成一個空架子。下一步，便是選擇適當的時機撤銷中書省，以便獨攬大權，“躬覽庶政”了。為防止突然事件的發(fā)生，十二年七月，朱元璋還將李文忠從陜西調回京師，提督大都督府事，以加強對軍隊的控制。
　　胡惟庸眼看自己的權勢受到抑制和削弱，深感焦慮和不安。他知道，如果中書省被撤銷，丞相的官職也將被廢除，他苦心經營的一切都將盡付東流。于是，便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jié)等密謀造反。據《明太祖實錄》卷一二九洪武十三年正月甲午條的記載：
　　（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嘗過惟庸家飲酒。酒酣，屏去左右，因言：“吾等所為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二人惶懼，計無所出。惟庸乃告以己意，且令其在外收輯軍馬以俟。二人從之。又與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僉事）毛驤取衛(wèi)士劉遇寶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曰：“吾有用爾也�！�
　　根據這段史料，胡惟庸除了讓陸仲亨、費聚“在外收輯軍馬以俟”，叫毛驤“取衛(wèi)士劉遇寶及亡命之徒魏文進等為心膂”，還與陳寧在中書省偷閱“天下軍馬籍”。明初的軍隊冊籍是歸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正月析為五軍都督府）掌握，其他衙門包括中書省都不能過問。史載：“祖制五府軍，外人不得預聞，惟掌印都督司其籍。前兵部尚書鄺埜向恭順侯吳某（即吳克忠）索名冊稽考，吳按例上聞。鄺惶恐疏謝。”（陳衍：《槎上老舌》）鄺埜是在明英宗正統(tǒng)年間擔任兵部尚書的。可見在明前期，連主管軍政的兵部尚書都不許查閱軍隊冊籍。胡惟庸卻不顧禁令，將大都督府掌管的軍隊冊籍弄到中書省，與陳寧一起查閱，為調動軍隊做準備。
　　不僅如此，胡惟庸還力圖勸說李善長同他一道謀反。朱元璋雖然不滿意李善長的丞相工作，洪武四年讓其退休，但并未完全失去對他的信任。翌年李善長病愈，仍命其督建中都宮殿，洪武七年復命督遷江南14萬人至鳳陽屯田，并擢其弟李存義為太仆寺丞，李存義子李伸、李佑為群牧所官。洪武九年，又將臨安公主嫁給其子李祺，拜為駙馬都尉，與其結為親戚。雖然公主下嫁僅一個月，有人上告：“善長狎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不問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引罪，大不敬。”（《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長傳》）但朱元璋只削減李善長歲祿1800石，尋又命與李文忠總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同議軍國重事，督建圜丘。由于李善長在明初政壇的重要地位和影響，胡惟庸久“謀善長為己用”，于十年九月將反謀密告李存義，讓他陰說李善長參與，“善長中坐默然而不答”。過了十天，胡惟庸命其故舊楊文裕再去勸說李善長，“許以淮西地封王”，李善長說“這事九族皆滅”，沒有答應。到十一月，胡惟庸又親自往說李善長，李善長“猶趑趄未許”。洪武十二年八月，李存義又再三勸說，李善長乃云：“我老了，你每（們）等我死時自去做�！保ā短�祖實錄辨證》卷四）
　　不久，胡惟庸的兒子在市街上策馬狂奔，撞到一輛大車，身受重傷，不治而亡。胡惟庸不分青紅皂白，一怒之下命人殺了馬車夫。朱元璋大怒，要他償命。胡惟庸眼看大禍臨頭，即刻派人“陰告四方及武臣從己者”（《明太祖實錄》卷一二九），準備起事謀反。
　　胡惟庸的陰謀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不料，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使臣陽須文旦入明朝貢，中書省未及時引見，被值門內使告發(fā)。朱元璋敕責中書省臣，胡惟庸與汪廣洋等叩頭謝罪，而“微委其咎于禮部，部臣又委之中書”。朱元璋益怒，“盡囚諸臣，窮詰主者”（《明史》卷三〇八，《胡惟庸傳》），胡惟庸、汪廣洋等皆下獄，嚴加追查。十二月，御史中丞涂節(jié)和已謫為中書省吏的原御史中丞商暠都告發(fā)胡惟庸謀反。涂節(jié)揭發(fā)胡惟庸毒死劉基之事，并說“廣洋宜知其狀”。朱元璋審問汪廣洋，汪廣洋回答說沒有此事，被貶海南。舟次太平，朱元璋又追究其往昔擔任江西行省參政時曲庇朱文正，后又未曾獻一謀劃進一賢才，未能揭發(fā)楊憲的罪責，“特賜敕以刑之”，“以歸冥冥”（《明太祖集》卷七，《廢丞相汪廣洋》）。汪廣洋被殺后，他的小妾跟著自殺，朱元璋查明此妾是被籍沒入官的陳姓知縣的女兒，大怒曰：“凡沒官婦人女子，止配功臣為奴，不曾與文官�！币蚶辗ㄋ救】�，遂“出胡惟庸等并六部官擅自分給，皆處以重罪”（《國初事跡》）。翌年即十三年正月初六，朱元璋下令處死胡惟庸、陳寧。兩人被押往玄津橋斬首，埋進一個丈余深的大坑，第二天又將尸首挖出，“支解于市，縱犬食之”，兩人的家財全都沒收入官，“妻子分配軍士，子弟悉斬之”（《明興野記》卷下）。廷臣認為“涂節(jié)本為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誅無以戒人臣之奸宄者”，于是“乃并誅節(jié)，余黨皆連坐”。大都督府左都督丁玉即“坐黨論死”（《皇明開國功臣錄》卷一六，《丁玉》）翌日，朱元璋召集文武百官，宣布胡惟庸的罪狀是：“竊取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結于眾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譬堤防之將決，烈火之將燃，有滔天燎原之勢�！保ā睹魈�祖實錄》卷一二九）。接著，朱元璋下令撤銷中書省，廢除丞相，由自己直接掌管國家大事。從此，“勛臣不預政事”（《明史》卷一三〇，《郭英傳》），淮西勛貴除繼續(xù)領兵作戰(zhàn)外，一般不再擔任行政職務。從洪武十三年至三十年，除李善長在十三年當過十二個月的都御史，臨淮人郁新在二十六年至三十年當過戶部尚書，虹縣人康鐸在十三年至十五年、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當過兵部尚書，十八年至二十二年當過刑部尚書，懷遠人湯友恭在十一年至二十一年當過右都御史外，七卿之職大多由非淮西籍大臣擔任。朱元璋殺掉胡惟庸后，又進一步擴大與開國武將的聯姻，以固結肺腑。此前，在洪武三年五月，朱元璋曾明令規(guī)定“天子并親王后妃宮嬪等，必慎選良家子而聘焉，戒勿受大臣所進”（《明太祖實錄》卷五二）。他自己卻置此令于不顧，從十五年起，又決定聘徐達次女為代王妃、三女為安王妃，湯和長女與次女為魯王妃，吳復之女與鄧愈之女為齊王妃，于顯之女為潭王妃，吳忠（吳禎之子）之女為湘王妃，藍玉之女為蜀王妃，傅友德之女為晉世子妃，并將第五女嫁給陸仲亨之子陸賢，第八女嫁給張龍之子張麟，第九女嫁給傅友德之子傅忠，第十一女嫁給胡海次子胡觀，第十二女嫁給郭英之子郭鎮(zhèn)。這樣，通過血緣關系，把一批武臣聯結成一個以皇帝為中心的姻婭集團，以達到拱衛(wèi)皇權的目的。
　　此后，朱元璋以胡案為武器，抓住一些淮西勛臣的違法事件，搞擴大化，對淮西勛貴及其子弟展開大規(guī)模的誅殺。他采取捕風捉影的手段，不斷擴大胡惟庸的罪狀。當時由于倭寇問題與日本交涉未果，明廷斷絕與日本的外交關系。洪武十九年十月，朱元璋將胡惟庸的罪名升級為私通日本，說他曾與明州衛(wèi)指揮林賢密謀，授意林賢故意犯法，將其貶往日本，三年后借日本精兵400，藏在日本貢使如瑤的貢舶之內，借朝貢之名，入明助胡惟庸作亂。又先后將一批心懷怨望，驕橫跋扈，可能對皇權構成威脅的文武官員都牽連進胡案，處以死刑，并誅殺了一些江南的豪強勢族。洪武年間，蒙古為明朝勁敵。二十三年五月，朱元璋又將胡惟庸的罪名升級為私通蒙古，說胡惟庸當初準備謀反時，曾私派封績前往漠北，帶信給北元，“著發(fā)兵攏邊”（《昭示奸黨錄》，轉引自《太祖實錄辨證》卷四）。后來，胡惟庸案發(fā)，封績不敢回來，二十一年藍玉北征，在捕魚兒海將其俘獲，押解回國，李善長又不以奏。至二十三年五月，“事發(fā)，捕績下吏，訊得其狀，逆謀益大著”（《明史》卷三〇八，《胡惟庸傳》）。最后，朱元璋還給胡惟庸加上勾結李善長謀反的罪名。洪武十三年胡案初發(fā)時，李善長并未受到觸動，當年五月御史臺左中丞安然告老還鄉(xiāng)，還命其“理臺事”（《明太祖實錄》卷一三一）。十八年有人告發(fā)李善長弟李存義“實惟庸黨者”，詔免死，安置崇明�！吧崎L不謝，帝銜之”（《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長傳》）。二十三年，李善長已年屆77歲高齡，卻“耆不能檢飭其下”，又要營建第宅，向湯和“假衛(wèi)卒三百人役”，湯和攘臂曰：“太師敢擅發(fā)兵耶？”并“密以聞”（《獻征錄》卷一一，王世貞：《中書省左丞相太師韓國公李公善長傳》）。四月，京民有坐罪應徙邊者，李善長又奏請免其兩個姐姐及私親丁斌。朱元璋大怒，下令逮捕丁斌，嚴加審訊。丁斌供出李存義父子往時交通胡惟庸之事。李存義及其子李伸、其弟李存賢及其子李仁皆遭逮捕，他們的供詞牽涉李善長。閏四月，李善長及其家人全被下獄，他的家奴盧仲謙等人又供出其“與惟庸往來狀”（《太祖實錄辨證》卷四）。五月，朱元璋便以“心謀不軌，黨比胡、陳”（《野記》一）的罪名，借口有星變，需殺大臣消災，下令將李善長及其妻女弟侄家口70余人全部誅殺，抄沒家產，“籍沒六萬金”（《國榷》卷九）。陸仲亨、唐勝宗及費聚等同時坐胡黨被誅。應天府所屬上元、江寧兩縣，許多豪強地主被指為胡黨，也遭到屠戮。
　　胡惟庸黨案前后延續(xù)十幾年，僅公、侯一級被列入胡黨名單的就有22人，其中淮西籍的公、侯多達12人，占到一多半，先后誅殺了3萬多人。就連“屢推為開國文臣之首”（《明史》卷一二八，《宋濂傳》）的宋濂，在退休之后，因其長孫宋慎涉胡黨之案，他舉家連坐被刑，宋慎及其父宋璲坐法死，宋濂緣皇太子與馬皇后力救，于十三年九月被貶謫茂州（治今四川茂汶）。第二年五月，宋濂以72歲高齡走到夔州，憂憤成疾，“不食二十日。晨起索紙筆書《觀化帖》，端坐而逝”（孫鏘：《潛溪錄》卷三，鄭楷：《翰林學士承旨宋公墓志》）。一案株連如此之廣，自然要引起臣民的懷疑和議論。朱元璋于是特命刑部尚書楊靖將案犯的供狀輯成《昭示奸黨錄》三編，冠以朱元璋將近4000言的手詔，陸續(xù)予以公布，算是為胡案畫上一個句號。
　　由于朱元璋嚴酷的封建專制統(tǒng)治，胡案事發(fā)后，時人大多不敢加以記載，而輯錄案犯供狀的《昭示奸黨錄》后來又佚失不存，僅在個別史著如錢謙益的《太祖實錄辨證》中抄錄了個別段落，難以窺其全貌。時過境遷之后，史實的真相已經模糊不清，許多史書只能根據某些史籍一鱗半爪的記載，加上自己的揣測，來加以敘述。于是便出現了歧異迭出、真假混淆的諸多記述，令人莫衷一是。比如，雷禮在《國朝列卿記》卷一《胡惟庸傳》中引《國琛錄》的記載云：“太監(jiān)云奇，南粵人，守西華門，邇胡惟庸第，刺知其逆謀。胡誑言所居井涌醴泉，請?zhí)�祖往視。鑾輿西出，云慮必與禍，急走沖蹕，勒馬銜言狀。氣方勃崒，舌不能達。太祖怒其犯蹕，左右撾捶亂下，云垂斃，右臂將折，猶奮指賊臣第。太祖乃悟，登城眺顧，見其壯士披甲伏屏帷間數匝，亟返棕殿，罪人就擒�！睂⒑�惟庸罪行的揭發(fā)歸功于所謂云奇告變，與《明史》所記涂節(jié)、商暠告發(fā)迥異。類似彼此相左的記載，不勝枚舉。因此，明清以來不少史學家不斷搜集史料，排比考訂，力圖弄清事實的真相。明末清初的錢謙益、潘檉章分別撰有《太祖實錄辨證》《國史考異》，對胡案做過深入的考辨，指出云奇告變是“鑿空說鬼”、《明太祖實錄》所載李善長罪狀“不勝舛誤”。1934年6月，吳晗在《燕京學報》發(fā)表《胡惟庸黨案考》一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所謂云奇告變、如瑤貢舶、封績使元以及胡惟庸勾結李善長通倭款虜諸事純系向壁虛構，可謂確論。但吳晗的翻案有點過頭，他連胡惟庸毒死劉基、貪污受賄、朋比為奸特別是謀反的罪行也一并推翻，把整個胡惟庸黨案都說成是徹頭徹尾的大冤案。此后有不少學者沿襲這種說法，進而認定胡惟庸謀反的故事是編造的。這種說法有悖于史實，顯然無助于人們對明初歷史的了解，也無助于對胡案的作用和影響做出全面、客觀的評價。
　　胡惟庸毒死劉基、貪污受賄、朋比為奸的具體史實，前面已經講述，此不復贅。這里著重談談吳晗否定胡惟庸謀反的問題。《胡惟庸黨案考》一文，先是否定胡惟庸決心起事謀反的動機。文中列舉史籍關于胡惟庸案發(fā)前決心謀反的兩種記載，一是《明史?胡惟庸傳》：“會惟庸子馳馬于市，墜死車下，惟庸殺挽車者。帝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懼，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jié)等謀起事，陰告四方及武臣從己者�！币皇恰东I征錄》卷一一所錄王世貞撰《胡惟庸》：“會其家人為奸利事，道關榜辱關吏。吏奏之，上怒，殺家人，切責，丞相謝不知乃已。又以中書違慢，數詰問所由。惟庸懼，乃計曰：‘主上魚肉勛舊臣，何有我耶！死等耳，寧先發(fā)，毋為人束，死寂寂。’”然后寫道：“同樣地在敘述同一事件，并且用同一筆法，但所敘的事卻全不相符，一個說是惟庸子死，一個說是惟庸家人被誅�！眳顷衔疵餮院畏N說法對，何種說法錯，或者二說皆錯，但言外之意非常明確，那就是二說既然不相符合，就都不可信。因為緊接著，他這樣寫道：“根據當時的公私記載，……在胡案初起時胡氏的罪狀只是擅權植黨�！薄拔覀冋也怀鲇小�謀反’和‘通倭’‘通虜’的具體記載。……到了洪武二十三年后胡惟庸的謀反便成鐵案�！币馑际钦f，在洪武十二年九月胡惟庸被捕入獄直至十三年正月被殺，朱元璋并沒有給他加上謀反的罪名，后來編造“通倭”“通虜”的罪狀，直到洪武二十三年后才將胡惟庸的謀反弄成鐵案。這種說法，與史實并不相符。因為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被殺后，第二天朱元璋對文武大臣宣布胡惟庸的諸多罪狀，其中就有“謀危社稷”四個字�！爸\危社稷”指的就是謀反，屬于不可赦免的十惡大罪之首。《大明律》的《名例律》及《刑律》，對十惡大罪中的謀反罪，都明確注明：“謂謀危社稷�！眳顷系恼撐碾m然也征引了朱元璋對文武大臣宣布胡惟庸罪狀的這段諭詞，遺憾的是他沒有弄清“謀危社稷”一詞在明代法律中的真正含義，卻說找不出當時有說胡惟庸謀反的具體記載。
　　胡惟庸黨案是明初皇權與相權矛盾沖突的產物。胡惟庸獨專省事，任相之后，不僅在經濟上貪污受賄，而且在政治上拉幫結派，打擊異己，飛揚跋扈，擅專黜陟，藏匿于己不利的奏章，侵犯了皇權，最后發(fā)展到策劃謀反，他的被殺是罪有應得，咎由自取。而朱元璋大興黨獄，是為了加強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胡案一發(fā)生，他就乘機搞擴大化，“余黨皆連坐”，這些被株連的“余黨”有的是冤死鬼。此后，他將罪名步步升級，用以打擊一部分恃功驕橫、飛揚跋扈的功臣，這些則純粹是冤假錯案了。因此，就整個案件來說，是真真假假，有真有假，真假混淆。我們必須進行細致的辨析，分清哪部分是真案，哪部分是假案。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整個案件的作用和影響做出正確的評價，既看到朱元璋通過此案清除部分驕橫跋扈的勛臣，產生了促進社會安定、經濟恢復與發(fā)展的積極作用，又看到朱元璋所制造的大量冤假錯案，冤殺了大批無辜的將臣，造成政治的恐怖，出現人人自危，“多不樂仕進”的消極影響（參看拙作《胡惟庸黨案再考》，《明清論叢》第10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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