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講
　　漢之賦家、歷史家與論文家
　　一
　　自秦始皇破滅六國，統(tǒng)一天下（公元前221年）以來，文學也與其他的學術一樣，受專制的火焰的焚迫而成為灰燼。戰(zhàn)國時光華燦爛的文藝作品，不復出現(xiàn)，所有者僅龐雜的《呂氏春秋》與李斯的擬古頌功的諸刻石而已。漢之初年，因黑暗之勢力仍未除去，故亦無大作家出現(xiàn)。至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殘酷無比之“挾書律”宣告廢除，而文藝學術才漸漸地有人去注意。以后，便釀成了枚乘、司馬相如、賈誼、司馬遷、揚雄、王充諸人的時代。大約當時的作家可以分為賦家、歷史家及論文家三派。這時代約當羅馬的黃金時代的前后。
　　二
　　“賦”原是詩之一體，自屈原、宋玉以后，《詩經》里的簡短的抒情詩歌已不復見，代之者乃為冗長的辭賦。屈、宋諸人之作，猶滿含著優(yōu)美的抒情的詩意。到了漢代，作賦者大都雕飾浮辭，敷陳故實，作者的情感已不復見于字里行間，故幾不能復稱之為“詩”。然而這種“賦”體，在當時卻甚發(fā)達。帝王如武帝及淮南王之流都甚喜之，作者且借此為晉身之階。
　　最初的作者為陸賈，然不甚成功。其后有賈誼（生于公元前200年，卒于公元前168年），懷才而不得志，作《懷沙》《鳥》諸賦，為漢代最帶有個性的賦家。但他的論文卻較他的賦為尤重要。其專以作賦著名者為枚乘、司馬相如、東方朔諸人。
　　枚乘，字叔，淮陰人，死于公元前141年。曾游于吳及梁。所作有《七發(fā)》諸賦，而以《七發(fā)》為最著。《七發(fā)》的結構，頗似《楚辭》中的《招魂》《大招》，顯然是受有他們的很深的影響；賦言楚太子有疾，吳客往見之，欲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之，歷說以妙歌、美食、馳騁、游觀、射獵、望濤之樂，太子不為之動，最后言使方術之士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之倫，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太子便澀然汗出，霍然病已。此種文體的結構實至為簡單。在文辭一方面，亦頗有雕斫浮夸之弊。如：
　　馴騏驥之馬，駕飛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弓。游涉乎云林，周馳乎蘭澤，弭節(jié)乎江潯。掩青蘋，游青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于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懾鷙鳥……（《七發(fā)》）
　　之類，殊覺堆冗無味，然后來賦家?guī)谉o一不仿效之者，且益加甚。所以漢賦雖甚發(fā)達，在中國文學史上卻不能占重要的地位。乘所作，除賦之外，尚有人以《古詩十九首》中之《行行重行行》《西北有高樓》《青青河畔草》等8首認作他的著作者，但其憑證極為薄弱。他們所據(jù)者為徐陵的《玉臺新詠》，但考查《漢書》中的乘本傳，并未言乘曾為此類詩，《漢書·藝文志》的“歌詩”類里，亦不載乘的這些詩，即蕭統(tǒng)的《文選》曾勇敢地把許多詩加上了李陵、蘇武的名字的，卻也并不曾把《古詩十九首》分出一部分作為枚乘的。何以徐陵卻獨知道是乘作的？實則像《古詩十九首》那樣的詩體，絕不是枚乘那個時代所能產生的；乘時所能產生的是“大風起兮云飛揚”（劉邦歌），是“草木黃落兮雁南歸”（劉徹辭），是“日月星辰和四時”（柏梁詩），是“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韋孟詩），卻絕不是“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及“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等的完美的五言詩。（《古詩十九首》的時代問題待下一章討論。）
　　乘死之時，正是劉徹（漢武帝）（其統(tǒng)治的時代為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初即位之時。徹甚好辭賦，其自作亦甚秀美�！稘h書·藝文志》載其有自造賦2篇。今所傳《李夫人歌》及《秋風辭》：
　　秋風起兮白云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
　　《落葉哀蟬曲》：
　　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于重扃。
　　以及其他，都是很有情感的。徹對于漢代文學很有功績，一即位便用安車蒲輪征枚乘，乘道死，又訪得其子皋為郎。司馬相如、東方朔、嚴忌、嚴助、劉安、吾丘壽王、朱買臣諸賦家皆出于其時。大歷史家司馬遷亦生于同時，且亦善于作賦（《漢書·藝文志》載《司馬遷賦》8篇）。此時可算是漢代文學的黃金時代；秦滅之后，至此時始有大作家出現(xiàn)。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生于公元前179年，死于公元前117年，為漢代最大的賦家。初事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所好。后客游梁，著《子虛賦》。梁孝王死，相如歸，貧無以自業(yè)。至臨邛，富人卓氏女文君新寡，聞相如鼓琴，悅之，夜亡奔相如。卓氏怒，不分產于文君。于是二人在臨邛買一酒舍酤酒，文君當爐，相如則著犢鼻裈滌器于市中。卓氏不得已遂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相如因以富。后來戲曲家以此事為題材者甚多。武帝時，相如復在朝，著《天子游獵賦》。后為中郎將，略定西夷。不久，病卒。所著尚有《大人賦》《哀秦二世賦》《長門賦》等。相如之賦，其靡麗較枚乘為尤甚�！短熳犹撡x》幾若有韻之地理志，其山則什么，其土則什么，其東則什么，其南則什么，所有物產、地勢，無不畢敘。班固、張衡、左思諸人受此種影響為最深。大約賦家之作，情感豐富、含意深湛者極少；大多數(shù)都是意極膚淺，而詞主夸張，棄絕真樸之美而專以堆架美辭為務的。
　　東方朔，齊人，與司馬相如同時。亦善于為賦，喜為滑稽之行為。嘗作《七諫》《答客難》等。其與相如諸賦家異者，為在相如諸人的賦中，絕不能見出他們自己的性格，而朔的賦則頗包含著濃厚的個性。他的《答客難》一作，尤為著名，引起了后人的無數(shù)的擬作。
　　此外，嚴忌（亦作莊忌）作賦24篇，其族子助亦作賦35篇，劉安作賦82篇，吾丘壽王作賦15篇，朱買臣作賦3篇（皆見《漢書·藝文志》），但這些作品傳于今者絕少，且亦不甚重要，故不述。劉安為漢宗室，曾封淮南王，有一賦名《招隱士》者，曾被編入《楚辭》中，但乃他的客所為，非他所自作的。
　　劉徹死后，賦家仍不衰。300余年間，作者輩出；最著者有劉向、揚雄、王褒、班固、馮衍、王逸、李尤、張衡、馬融及蔡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