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識


　　一、緣起與取材


　　2001年歲杪，程應镠先生（筆名流金）的《流金集》（詩文編）私家版付梓，我曾編過約二萬字的《事跡詩文編年》作為附錄（后也收為《程應镠史學文存》附錄）。今年是流金師百年誕辰紀念，這部《編年事輯》就是在《事跡詩文編年》基礎上增訂而成的。之所以發(fā)心作如此規(guī)模的訂補工作，除去百年誕辰的紀念因素，還有三個原因。其一，先生家人向我敞開了流金師現(xiàn)存的全部遺稿，為這次大規(guī)模增訂構(gòu)筑了堅實的基礎。其二，自2001年以后，又積累了相當數(shù)量此前未見的相關(guān)文獻，包括這次編入《程應镠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的追憶文章，提供了許多關(guān)于流金師的親歷見聞。其三，在披閱新材料過程中，我益發(fā)感到，有必要改變《事跡詩文編年》相對私人化傾向，把先生的生平遭際與坎坷命運作為中國現(xiàn)當代知識分子的微觀個案，以一朵浪花的視角去反觀20世紀中國歷史的九曲回瀾。


　　這次訂補取材，大致分為自述性材料與他述性材料。自述性材料分兩大部分，一部分是此前未能獲見而先生已刊遺文（現(xiàn)多編入《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遺文編》），這些遺文主要刊于1949年以前，除詩歌、小說外，散文、紀實、文論、政論中頗有反映流金師行實與思想的新材料。另一部分即前文提及的現(xiàn)存先生的未刊文檔。一是日記，包括流金師親署題端的《丙申日記》（1956年3月至1957年8月）、《嚴譴日記》（1957年9月至1958年3月；1959年7月至1960年2月）與筆者命名的《“文革”日記》（1971年4月至12月；1972年3月斷續(xù)寫至7月）、《復出日記》（1983年10月與11月部分日記；1985年9月至1987年9月；1988年1月至5月）。二是家信（主要為1969年夏至1972年初的“文革”時段）。三是“‘文革’交代材料”，集中寫于1968年1月至1969年4月之間，包括“交代”二十余份，編年履歷與社會關(guān)系各三份。1987年，在收到上海師大黨委送回這批“文革”材料當天，流金師在日記里特地記曰：“俱過去實事，有的現(xiàn)已記不清楚，留著還有用處�！倍嗵澦�以史家的自覺，為自己在“文革”以前的經(jīng)歷與思想保存了一份足資征信的重要史料。四是詩稿，除《流金集》（詩文編）已收《詩詞抄存》外，另存手書稿本兩種以及家信、日記與工作手冊中若干逸詩，其篇什幾為《詩詞抄存》之半。五是工作手冊，共四種，都是復出以后1980年代所記，其中包括部分發(fā)言或演講的提綱或摘要，個別評語或鑒定的底稿。六是家信以外的先生遺信，包括先生辭世后友朋送還的往函以及追憶文引用的書函。其二，為他述性材料，主要包括四方面內(nèi)容。一是流金師所藏友朋函札；二是師母李宗蕖先生《留夷集》的相關(guān)記述；三是子女友朋的追思；四是弟子學生的回憶。當然，除此之外，我也竭盡所能參考了迄今獲見的其他書刊資料。（以上所述，參見附錄《參考文獻》。）


　　二、取向與體式


　　作為史書體裁，“編年事輯”屬于梁啟超所說“人的專史”中的“年譜”類。據(jù)楊殿珣《中國歷代年譜總目》，年譜名以“編年”與“事輯”者，清代以前已有所見，但合而命名的嚆矢之作，或始自張蔭麟的《沈括編年事輯》。這一年譜體以蔣天樞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最負盛名而堪稱典范，其《題識》自述命名道：“所知粗疏缺略，不敢名曰年譜，故題‘編年事輯’云”，似隱含未定稿或初稿之意。近年以來，“一人之史”的編年事輯時有問世，作者大體兩類，一是譜主的弟子或后人，二是與譜主并無直接交集的研究者。關(guān)于譜主稱謂，前一類編者概以“先生”相稱，后一類既有沿稱“先生”陳規(guī)者，也有直呼其名者。作為編者，出自程門的我，理應尊稱“先生”，但私意以為，頻頻以“先生”之稱見諸行文，不僅讓讀者感到這部《編年事輯》具有強烈?guī)熼T化傾向（這點正是我力圖避免的），而且易使自己偏離相對中立的研究取向。糾結(jié)再三，決定在編者敘事時略去尊稱，好在即便如此，行文仍明確表達出敘述對象的譜主與他者之主客關(guān)系。這一做法的主觀意圖，無非讓我作為研究者盡可能保持客觀理性的價值取向，以期表明：這部《編年事輯》并非單純頌師的樹碑之作，而是為當代學人的立傳之作。


　　“編年事輯”既是“年譜”變體，自應以編年體為編纂體式。“編年事輯體”自創(chuàng)立以來，已經(jīng)雜糅綱目體與會編體，成為堪稱完善的史書體裁。即編撰者首先提綱挈領(lǐng)地敘述事要，而后以會編體輯集與之相關(guān)的文獻史料作為細目，對綱要作出必要的展開或補充，倘若相關(guān)文獻闕如，則提綱式敘事自可獨立成文。然而，純用綱目體，也有梁啟超所說的困惑：“有綱無目，有目無綱，可以不可以？很要費斟酌。弄的不好，容易專記大事，忽略小事。假使大事小事都有綱有目，又不相稱。”然而，他“仍主張用這體，使得讀者較容易清楚，但作者須用心斟酌”（《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年譜及其做法》）。具體到這部《編年事輯》，由于流金師現(xiàn)存日記與家信相對集中在某些時段，而且兩者并不匹配，容易造成兩種局面：凡存日記的時段，編者酌定敘事之綱相對容易，但未必都有相關(guān)文獻能以會編體方式構(gòu)成匹配之目，出現(xiàn)綱多目少的畸形格局；凡存家信的時段，則與之相反，出現(xiàn)可供會編的同類文獻豐富密集，而編者提綱式敘事相對短缺的局面。有鑒于此，本書在綱目體總架構(gòu)下，某些時段決定變通采用紀事本末體的編纂方式。日記集中的那些時段，從日記紀事中提煉出敘事性提綱，再據(jù)紀事本末以日記為文獻會編其下作為細目。而家信集中的那一時段，則據(jù)家信內(nèi)容，每年抽繹出若干綱要，再將同類家信片段作為擴展性的細目會編其下。這樣，無論閱讀時，還是文本上，庶幾能夠避免或紀事支離或文獻凌亂之感。而綱要敘事之文如引日記書信中語，徑標引號，不另出注。


　　三、材料的區(qū)處


　　在史料編排上，遵循以自述性材料為主，他述性材料為輔的原則：先列流金師的自述性材料，參用日記、信函、詩詞、“交代”與雜稿；再列他述性材料，包括友朋來函、親友追述與學生回憶；凡是追憶性文章，以采錄敘事性內(nèi)容為宗旨，盡量略去感情性評價（對學生回憶尤其如此）。


　　征引材料采取兩種方式，一為全錄，一為節(jié)錄。


　　對自述性材料，凡是詩詞一般整首引用，此即陳寅恪所說：“中國詩與外國詩不同之處，是它多具備時、地、人等特點，有很大的史料價值，可以用來研究歷史并補歷史書籍之缺�！保ㄒ�自黃萱《懷念陳寅恪教授》）而《流金詩稿》所有詩作幾乎都可編年，因尚未梓行，故擇取足以反映其行年事跡與心路歷程之作，整首照錄。至于信函，由于致友朋函札現(xiàn)存無多，故一般全文揭載；而家信數(shù)量不少，且頗涉私事，故僅節(jié)引與流金師行事心跡有關(guān)段落。日記與“交代”的采錄原則一如家信。雜稿則選取在重要場合的講話或演講的提綱或摘要，酌情決定全錄還是節(jié)選。


　　對他述性材料，處理友朋來信時酌取兩種變通方式。一種情況是藏札有限的知名人物，諸如吳晗、譚其驤等，這些書函既見一時交往，已成一代文獻，自宜全文照錄，俾便學林共享。另一種情況是通函頻密的師友名人，諸如沈從文、熊德基、鐘開萊等，其間固然有全函照錄者，但倘若每信全錄，徒增篇幅不知凡幾，故大多節(jié)錄與先生行實思想有關(guān)內(nèi)容。沈從文來函，都已收入《沈從文全集·書信》諸卷，有興趣者不妨參閱。熊德基來函最多，往事今世，家庭友人，無所不談，但一來數(shù)量太夥不宜全錄，二來有些議論未便刊布，故也僅錄或與流金師思想行事直接有關(guān)者，以及衡政評人論學說詩而值得刊布者。弟子與后學來函一律汰去不用。


　　凡引錄自述性材料，文前省略先生姓名；若引錄他述性材料，文前則標明作者。為閱讀順暢而避免有散碎之感，無論何種材料，雖經(jīng)節(jié)略卻不影響上下文意連貫時，一般不標省略號；僅在分述兩事或文氣中絕時，才以省略號標示。錄文節(jié)略，嚴格遵循整句或整段完整刪略的原則，但絕不對錄入原文作一字的增刪改動。唯在原文顯有筆誤、脫字或倒文時，才在訛誤文字后以［］括注正字。至于節(jié)略內(nèi)容，一是與敘事性提綱的主旨無關(guān)或關(guān)系不大者，二是純屬情感性揄揚。無論征引何種材料，凡臧否評騭在世者一概刪略，但與譜主行事思想密切相關(guān)而不得不錄時，則隱其姓名而標以xxx；采用日記信函時，若干無關(guān)或宜隱人名也徑以xxx代替；遵照出版規(guī)定，個別特定時期的歷史用語，不宜原文直錄者，酌以引號或空框標示。


　　四、考證與注釋


　　梁啟超論《年譜及其做法》時指出：“考證的工夫本來是任何年譜所不免的�！钡�他還說：“有許多年譜不必要考證，或是子孫替父祖做，或是門生替師長做，親見親聞的事原無多大的疑誤�！惫P者雖屬他說的后一情況，但入門已在先生晚年，對他1980年代復出以前的經(jīng)歷行跡知聞有限，尤其對他1949年以前行年所知幾近空白；直到世紀之交，編《事跡詩文編年》時才初知概略。當時的《事跡詩文編年》僅據(jù)《流金集》（詩文編）與“‘文革’交代材料”匆匆編就，現(xiàn)今看來疏略乃至訛誤在所難免。此即梁啟超所說“作者與譜主相差的時代太久”之故，但所作考證在材料與工夫上都有欠缺，也是毋庸諱言的。這次編纂，在材料上今非昔比，尤其是先生的日記、信函與友朋來鴻，都為進一步考證提供了條件與可能。但年代久遠，無論是流金師遺信，還是友朋來函，落款往往僅書月日而無年份，個別書信甚至月份都付闕如，故確定系年時均據(jù)相關(guān)記載逐一考定。這類考證分量最大，用力亦多，甘苦自知，卻多屬于梁啟超所說“可以不必寫出考證的明文，只寫出考證的結(jié)果便已足”的類型，唯在個別雖經(jīng)考索仍難確證但又必須系年的場合，才出注釋予以說明。這一處理方式同樣適用這次新見詩文的系年考訂。


　　至于注釋，大體分流金師自注與編纂者補注兩種。自注主要用于引錄《流金詩稿》的場合，這是由于先生舊詩原稿，或在詩題下附以小引自道吟興緣起，或采用句下注交代本事原委，考慮排版方便與頁面整飾，全部移為頁下自注。編者補注，大體分為四種情況：一是引錄他述性材料時的文獻出處；二是上文提及的少數(shù)考證；三是對征引材料中敘述訛誤或史實缺略作必要的正補；四是對個別史事的始末或少數(shù)人物的身份作簡略的說明（至于與譜主交往較多的師友，通檢附錄的《人名索引》自能知其大略，當下網(wǎng)絡咨詢也足以提供知名人物的生平信息，故一般不再出注）。


　　五、鳴謝與企盼


　　訂補工作歷時五月，能在流金師百年誕辰紀念期間及時問世，與有關(guān)各方的鼎力支持是分不開的。


　　首先，應該感激流金師的家人。沒有他們提供先生全部的私藏文檔，這次全面訂補絕對無從談起。在整個修訂過程中，他們不僅對我的材料索取有求必應，而且對我的細節(jié)求證有問必答，讓我自始至終感受到這種信任與支持，這也成為我增訂工作的主要動力。在付印前，承蒙程怡與程念祺世兄通讀書稿，有效糾正了不少錯訛。


　　其次，應該致敬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增訂尚在進行時，我隨口提及，王興康原社長當即慨允該書可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梓行，并當場指定歷史與文獻編輯中心張鈺翰擔任責任編輯。王為松總編繼任社長不久，正式將其列入出版計劃，給以傾力支持。沒有他們的鼎助，這部書稿絕不可能如此順利及時地出版。


　　再次，應該感謝為書稿付出辛勞的有關(guān)各位。范熒教授為錄入流金師文檔出力最多，最大限度減輕了我的工作強度。在敬重她對先師的摯慕之情同時，我也為她真誠的同門之義而感銘不已。作為1987級歷史系系友，華東師范大學劉善齡先生以他嫻熟的網(wǎng)搜技術(shù)，尋覓到流金師1949年前的大量已刊文章，使得那些時段的編年事輯大為充實與豐滿。作為再傳弟子，姚瀟鶇副教授讓研究生助錄文檔，協(xié)調(diào)之功自不可沒。我的碩士研究生倪洪博士在友朋來函的錄文上亦多有助力。在個別系年求證與外文識讀上，周育民、劉昶與張劍光教授各有獻替。某種程度上，這部書稿堪稱是受教程門的門生學子及其傳人協(xié)作的產(chǎn)物。由蘇智良教授領(lǐng)銜的上海師范大學中國史高原學科對書稿出版給予了支持，自應附筆志感的。


　　限于進度，有些明知可能記載流金師事跡的書刊未及寓目，與流金師交往頻密的友朋后人處可能收藏的先生遺信也未及征集。限于學養(yǎng)，即便就已成書稿而言，無論在敘事準確度上，還是考證可信度上，都必然會有失當或疏誤。這些責任自應由我承擔。惟其如此，我有兩個企盼，一是歡迎學界與讀者對書稿的錯誤提出寶貴的意見；二是希望藏有流金師往函的友朋后人能夠提供或披露這些遺信的照相版，以便我能在適當時期對這部書稿再做訂補。我還同時企盼，有些目前不宜刊布的文檔或內(nèi)容，在那次增訂版時能夠公之于眾。


　　2016年9月18日


　　虞云國作于國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