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如果極左派號召進行“第二次”革命，號召進行反蘇維埃政權的起義，那么他們的最后結論顯然也是效仿考茨基的。考茨基問道：“俄國社會主義者應當做什么？”他自己回答說：“現在俄國本土的危險已經消失，反布爾什維主義的社會主義的起義（完全是科爾施的‘第二次革命’！——布哈林）會有助于反動派。這一點原因很簡單，反動派所能做到的一切，布爾什維克干起來能超過任何人……因此我們用不著害怕反動派會由于俄國的武裝起義而得到幫助。相反，越來越可能出現這種情況：武裝起義如獲得成功，會使俄國有更多的自由，不但不會損害任何保存下來的哪怕是不大的革命成果，反而會使許多革命成果獲得新生，從而在更大程度上有益于人民群眾和無產階級”�？磥�，在對蘇聯(lián)政府的評價問題上，在誹謗我國經濟似乎具有資本主義發(fā)展方向的讕言中，在對蛻化變質的譴責乃至在“第二次革命”的號召中——在極左派所有這些平淡無奇的“思想”重點上，他們都是毫不客氣地用自己的話來轉述考茨基的觀點，反復地唱著特別刺耳的孟什維克調子。

　　這類反革命的庸俗讕言未必值得認真反駁。這里我們想首先講講這些論斷所根據的理論，即蘇聯(lián)經濟的“熱月”蛻變論，以及由此而來的我們黨和國家的“熱月”蛻變論。

　　大家知道，運用歷史的類比一般來說應當特別慎重。尤其是在涉及到類比后直接得出政治結論時，就應當更加慎重。關于蘇維埃俄國和我們黨的“熱月”蛻變，俄國孟什維主義的領袖馬爾托夫早在1921年就向列寧提出過這樣的口號：“從經濟的熱月政變向政治的霧月十八日前進！”其實，再也沒有什么理論比臭名遠揚的“熱月”蛻變論更無知、更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了。第一，在法國革命時，熱月政變根本不像如此熱心談論它的人們所想象的那樣，是和平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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