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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現(xiàn)有文獻說明該書并未能給中國后來曠寓言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何等影響。雖然古代表示寄托的寓言作品也被稱為偶言、儲說、隱言、譬喻等名稱，中國古代寓言數(shù)量巨大，2000則以上的數(shù)目要遠遠多于古希臘寓言總集《伊索寓言匯編》的307則，但是到目前為止，沒有發(fā)現(xiàn)古代把一種文體稱作寓言。1917年，茅盾編輯《中國寓言》（初編），整理、搜輯秦漢時期寓言，“把古代寓言作品統(tǒng)一定名為‘寓言’，大概也開始于這個時期”。目前所見到的文獻給我們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晚清之前，并未有將寓言作為一種文體的稱謂。如研究者言：“在中國，把歷代名稱繁多的寓言作品統(tǒng)一名為寓言，其時當(dāng)不會早于本世紀(jì)初�！蹦敲矗�在中國，將寓言指稱為一種文體出現(xiàn)在何時呢？對于晚清報刊登載寓言的梳理可以讓我們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在中國，就現(xiàn)已掌握的材料而言，將寓言作為一種文體的稱謂始于1872年8月《中西聞見錄》第1號，丁韙良《俄人寓言》和《法人寓言》。 
晚清伊索寓言最早的譯本是1838年左右的《意拾喻言》，“喻言”在這里指一種文體的專集，據(jù)現(xiàn)有資料，“寓言”指單篇作品，最早出現(xiàn)是1872年8月《中西聞見錄》第1號上的丁韙良《俄人寓言》和《法人寓言》，前一則講述朋友二人林中遇熊，揭示患難與共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的道理，后一則講述甲乙二人途中拾金，甲昧金，后遇盜而乙不救，說明不能共富貴則不足共患難的道理。在《中西聞見錄》上，寓言被明確地指稱為一種文學(xué)體裁，所刊登的25則寓言，占總篇目的6.7%，11則篇目中含有“寓言”二字，13則篇目中雖沒有“寓言”二字，但以“寓言二則”“寓言五則”“寓言四則”的專欄形式出現(xiàn)，顯然是將寓言作為一種文體。作為北京長老會成員，曹子漁與丁韙良熟稔，可能是作為《中西聞見錄》的讀者或參與編輯的緣故，曹子漁將發(fā)表在《萬國公報》上的140余則寓言和《中西聞見錄》上的2則寓言的篇目中都有附加“寓言”二字，換言之，在曹子漁的腦海中，寓言的文體特征較明晰——指篇幅短小、用人或動植物的故事說明道理的一種文體。他的這種稱呼亦得到有些讀者的認(rèn)同，如張持三贊賞曹子漁寓言的詩句中稱其作品為“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