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書探討的話題對大多數(shù)讀者來說可能比較陌生。很少有人知道，希臘人除了開創(chuàng)多門藝術科學，還開創(chuàng)了記憶的藝術。記憶的藝術像他們的其他許多藝術一樣，傳到了羅馬，后來融入到了歐洲的傳統(tǒng)文明之中。這種藝術設法通過在腦中深刻烙印場景和形象的技巧來記憶，常被歸類為一種記憶術（mnemotechnics）。記憶訓練在現(xiàn)代社會似乎已是一種不太重要的人類活動，但是在印刷術發(fā)明之前，記憶訓練卻至關重要；并且，在記憶中操控各種意象必然在某種程度上涉及到整個心靈。此外，一種使用當時建筑作為其記憶場景、以當時意象作為其記憶形象的藝術，也會像其他藝術形式一樣，經(jīng)歷古典、哥特和文藝復興等不同階段。雖然這門藝術自古迄今離不開各種記憶技巧，并以此奠定這門藝術的研究基礎，但是對該門藝術的探討卻不能僅限于這些技巧的歷史。據(jù)希臘人說，記憶女神謨涅摩緒涅（Mnemosyne）是眾繆斯之母；要探索這一最根本且最難以捉摸的人類技能的歷史，我們必須潛心深究。

我對這個話題的興趣始于15年前，當時我充滿希望地想要理解喬達諾·布魯諾（Giordano Bruno）有關記憶的著作。1952年，我在倫敦大學的沃爾伯格學院的一次演講中首次展示了從布魯諾《概念的影子》（De umbris idearum）中發(fā)掘的記憶系統(tǒng)，兩年以后，在1955年1月，朱力奧·卡米羅（Giulio Camillo）的記憶劇場也在沃爾伯格學院的講堂上被展示。這時我已意識到卡米羅的記憶劇場與布魯諾、托馬索·坎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的記憶系統(tǒng)，以及羅伯特·弗洛德（Robert Fludd）的劇院系統(tǒng)之間有著某種歷史聯(lián)系，但在課上只做了粗略的比較。這些貌似微小的進展使我備受鼓勵，我開始撰寫以西蒙尼戴斯（Simonides）為開端的記憶的藝術的歷史。這一階段的成果形成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西塞羅的記憶術》（The Ciceronian Art of Memory），發(fā)表于意大利，被收錄在紀念布魯諾·納迪（Bruno Nardi）的研究文集《中世紀與文藝復興》（Medioevo Rinascimento，1955年，佛羅倫薩）里。

此后，我碰到一個難題，使得研究停頓了很長一段時間，我無法理清中世紀時記憶術出了什么狀況。為什么艾爾伯圖斯·麥格努斯（大阿爾伯特）（Albertus Magnus）和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認為在記憶中使用圖留斯（Tullius，西塞羅的本名）的空間和形象的行為是一種道德和宗教的責任？經(jīng)院哲學推薦記憶術作為其基本美德之一，即審慎之德的一部分，記憶術這個詞的含義似乎沒有完全包含這層意思。我開始慢慢地明白，中世紀可能是將美德和邪惡的形象作為記憶的形象使用，這些形象根據(jù)古典規(guī)則形成；或者是將但丁的地獄分層作為記憶空間使用。我試圖解開古典藝術在中世紀轉型的疑團。1958年3月，我在牛津大學中古時代研究學會做了古典記憶術在中世紀（The Classical Art of Memory in the Middle Ages）的主題講座，1959年12月，我在沃爾伯格學院做了修辭與記憶術（Rhetoric and the Art of Memory）主題講座。這些講座的部分內容被收錄到了本書的第4章和第5章。

但最大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即文藝復興時期的巫術或玄秘術式的記憶系統(tǒng)是怎么回事？印刷術發(fā)明以后，人們似乎不再需要中世紀時哥特式的人工記憶，但為什么當時會重燃記憶術的熱潮，并以奇特的形式載入卡米羅、布魯諾和弗洛德的文藝復興系統(tǒng)之中？我重新從頭研究了朱力奧·卡米羅的記憶劇場，意識到文藝復興時期玄秘記憶術的背后，潛藏著同一時代赫爾墨斯神秘主義傳統(tǒng)的推動力。顯然，我必須先完成一本有關這一傳統(tǒng)的書，然后才能討論文藝復興時期的記憶系統(tǒng)。我的另一本書《喬達諾·布魯諾與赫爾墨斯神秘傳統(tǒng)》（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odition，倫敦和芝加哥，1964年），它奠定了本書中文藝復興時期各章背景的基礎。

我原本以為可以將盧爾主義（Lullism）排除在本書之外，另做研究，但是很快我就清楚地意識到，這不可能。雖然盧爾主義并不像古典記憶術那樣源自修辭學傳統(tǒng)，而且它的程序也大不相同，但它有一個層面是屬于記憶術的，并曾在文藝復興時期與古典藝術融合，甚至被混為一談。第8章中對盧爾主義的闡釋基于我的兩篇文章：雷蒙·盧爾之術：通過盧爾的元素理論進行研究的方法（The Art of Ramon Lull: An Approach to it through Lull抯 Theory of the Elements）和雷蒙·盧爾與約翰·斯科特斯·埃利杰納（Ramon Lull and John Scotus Erigena）兩篇文章，依次發(fā)表于《沃爾伯格與考陶德學院學報》，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XVII（1954年）和XXIII（1960年）。

有關記憶術的歷史，在現(xiàn)代英文著述中尚屬空白，其他語種的著述與文章也極少。剛開始的時候，我的主要參考資料只是一些古老的德文專著，以及之后1936年豪伊杜（H. Hajdu）發(fā)表的研究和1937年福爾克曼（L. Volkmann）的研究。1960年，保羅·羅西（Paolo Rassi）的《普世之鑰》（Clavis universalis）出版。此書是用意大利文寫的，是一本對記憶術進行歷史研究的嚴肅論著，包含了大量的資料，討論了卡米羅的劇場、布魯諾的著作、盧爾主義以及其他很多內容。這本書對我的研究很有幫助，特別是其中有關17世紀的部分，雖然它與本書想要探討的問題完全不同。我參考了羅西的眾多文章，還有塞薩雷·瓦索利（Cesare Vasoli）的一篇文章。其他對我特別有幫助的書分別是卡普蘭（H. Caplan）版的《獻給赫倫尼》（Ad Herenium, 1954年），豪厄爾（W.S. Howell）的《英國的邏輯和修辭：1500年~1700年》（Logic and Rhetoric in England, 1500?700, 1956年）；翁（W.J. Wong）的《拉姆斯：方法和對話錄的衰敗》（Method and the Decay of Dialogue, 1958年）；貝利爾·斯莫利（Beryl Smalley）的《英國托缽修士與古代遺物》（English Friars and Antiquity, 1960年）。

雖然本書中采納了一些我以前的研究成果，但這是一本全新的書，過去兩年里，我重新撰寫，拓展出了新的方向。曾經(jīng)模糊不清的部分被我一一梳理成型，特別是記憶術與盧爾主義、拉姆斯主義以及方法論興起之間的關聯(lián)。另外，這本書最激動人心的部分，是最近才涌現(xiàn)的。它就是莎士比亞的環(huán)球劇場，可以追溯到弗洛德的劇院系統(tǒng)。記憶的藝術這座想象的建筑，使一座被湮沒已久的真實殿堂，在人類的記憶中重生。

正如我的那本《喬達諾·布魯諾和赫爾墨斯神秘傳統(tǒng)》一樣，此書旨在將布魯諾放回歷史背景中，縱覽我們的全部傳統(tǒng)，特別是要通過研究記憶的歷史，弄清楚布魯諾對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所產(chǎn)生的沖擊，以及其本質何在。我試圖在這個重大的課題中開辟道路，但是我所勾勒的每個階段的輪廓，都需要更多研究的補充和修正。這是一個極為淵博的研究領域，需要眾多學科的專家的共同合作。

現(xiàn)在這本討論記憶的書終于完成了，想起已故的格特魯?shù)?middot;賓（Gertrud Bing），我的心中無比悲傷。她在本書寫作的早期就閱讀了我的草稿，并與我討論，隨時關注我的進度，鼓勵我，批評我。她濃厚的興趣和尖銳的批評總是激勵著我。她認為心智圖像、圖像激活、通過圖像掌握真實記憶術中一直存在的這些問題與阿比·沃爾伯格（Aby Warburg）關注的問題很接近。我是通過她才知道沃爾伯格的。這本書是否達到了她所希望的高度，我永遠不可能知道。在我正要將前三章送去給她看時，她已病倒，來不及看到書稿。我以此書紀念她，并深深感激她的友誼。

我也深深感激倫敦大學沃爾伯格學院的同事和朋友們。院長岡布里奇（E.H. Gombrich）對我的研究總是給予鼓勵，我的很多成就都要歸功于他的智慧。也是他將朱力奧·卡米羅的《劇場觀念》（L捍dea del Theatro）交到我的手里。我與沃克（D.P. Walker）進行過無數(shù)有益的討論，他關于文藝復興時期的專業(yè)知識對我一直很有幫助。他閱讀了我的早期草稿，也閱讀了這本書的全稿，并幫助我檢查了譯文。我還與特拉普（J. Trapp）討論修辭的傳統(tǒng)，他為我提供了大量的參考書目的信息。在插圖方面，我請教了埃特林格（L. Ettlinger）。

所有的圖書館工作人員都非常耐心，幫我尋找書。照片收藏部的員工也給了我很多幫助。

我感激希爾加思（J. Hillgarth）和布林米爾（R. Pring-Mill）在盧爾研究方面的幫助。我的姐姐葉芝（R.W. Yates）在我寫作的過程中閱讀了我寫的每一頁文字。她的反饋非常有益，她聰明的建議在修改過程中幫了我大忙。她總是充滿幽默，在眾多方面都能給我極大幫助。最重要的是，她為書中的示意圖和插畫貢獻良多，為我繪制了卡米羅劇場的平面圖和弗洛德式的環(huán)球劇院素描。重建環(huán)球劇院主要是她的功勞。我們合作密切，根據(jù)弗洛德劇院系統(tǒng)重建環(huán)球劇場，是一次難忘的愉快經(jīng)歷。本書欠她的感激最多。

我一直借用倫敦圖書館，對他們的員工我深表感激。同樣要感謝大英博物館圖書館及其員工，還有伯德雷恩圖書館、劍橋大學圖書館和劍橋大學的伊瑪紐學院（Emmanvel College）圖書館。同時還要感謝以下國外圖書館：佛羅倫薩國家圖書館、米蘭安布洛其亞圖書館、巴黎國家圖書館、羅馬梵蒂岡圖書館、威尼斯馬奇安那圖書館。

我還要感謝佛羅倫薩國家圖書館館長、卡爾斯魯厄的巴登圖書館館長、維也納奧地利國家圖書館館長、羅馬卡薩納特斯圖書館館長，倫敦國家藝術館館長，感謝他們允許我復制他們收藏的珍貴影像和模型。

弗朗西絲·葉芝

于倫敦大學沃爾伯格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