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詩歌精神？

阿多尼斯詩選中譯本序

楊　煉

什么是詩歌精神？當我想到這個句子，自己都啞然失笑。在號稱后現(xiàn)代的今天，誰敢這樣提問呢？對于習慣肢解詩歌器官的學者，這個問題太籠統(tǒng)了。對于熱衷以小圈子劃分地盤的詩人團伙，這個問題太寬泛了。簡單地說，它太大了，大得容不下流行的詩歌分類學。這個問題，不是要在一首詩里翻讀出一段時間、一種觀念、一個流派。恰恰相反，它之提出，正在于真正的詩人對任何分類法發(fā)自內(nèi)心的不信任�；蛟S，發(fā)明詩寺中之言這個漢字的人，也已一舉造就了我們的命運：像一名巫師，從混沌中發(fā)掘萬物的關(guān)聯(lián)，又在關(guān)聯(lián)中醒悟真諦。我們知道，確實存在某種貫穿了所有詩歌的東西。每當我們調(diào)動生命的全部能量，聚焦于一個句子，就通過寫，在貼近它、確認它。我們知道，自己有朝一日也將整個融入它。這是為什么我寫得越多、越久，離所謂當代越遙遠，卻感到屈原、杜甫日益親近；同時，也對是否中國愈不在意，因為詩歌比國界、語種深遠得多，它的精神血緣，毫無障礙地流注于不同語言之間，構(gòu)成一個只有詩人能被允許進入的國度。和《離騷》的縱橫神話、歷史、現(xiàn)實、自我比，

和《神曲》的穿透地獄、凈界、天堂比，詩歌精神一詞太大了嗎？或相反，遠遠不夠？對那個潛藏于詩人心底、不停向地平線驅(qū)逐我們、同時保持著最高沉默的剝離了神靈的神秘主義（阿多尼斯語），我仍在像老子一樣強名之。這個寒冷的冬日下午，我在倫敦寓所近旁的公園散步，心中沉吟著電話里那個聲音：阿多尼斯請我為他的中譯詩選寫一篇序言。

詩人相遇，總是既偶然又必然。我之認可阿多尼斯是一位朋友，絕非因為他被稱為當代阿拉伯語詩歌的代表人物。基于中文的經(jīng)驗，我們已經(jīng)很了解，所謂代表能誤會得多遠。和阿多尼斯交往，一言以蔽之，有種精神上的全面滿足。兩個詩人，跨越地域、年齡、語言、文化，那思想上的充分契合，唯一用得上的形容詞是：美。不僅僅是巧合吧，阿多尼斯在希臘神話里，恰恰是令維納斯神魂顛倒的美少年。我和阿多尼斯的第一次見面，是在2003年8月首屆約旦國際詩歌節(jié)上。誰能拒絕這樣的誘惑呢？在9·11之后，到死海邊那個火藥庫一樣的地點，探訪世界上最古老卻也最陌生的文化傳統(tǒng)之一，讓抽緊的神經(jīng)因為神秘而加倍興奮！事實也不讓人失望：

死海上的載沉載浮，摩西谷講述的《圣經(jīng)》故事，古羅馬大理石的廢墟，阿拉伯市場的五光十色，沙漠明月下激情迸濺的貝都因民歌……可惜，這類異國情調(diào)，對于背后站著中文背景的我，有趣但是不夠。我并非僅僅到此旅游而來，正像我不希望外國詩人只把對我作品的理解，停留在文化觀光層次上一樣。再借用屈原，我想接觸當代阿拉伯詩歌的內(nèi)美。特別是，在中東糾纏成死結(jié)的現(xiàn)實處境下，一位阿拉伯詩人怎樣做到精神上充分獨立同時藝術(shù)上自覺保持豐富？就是說，拒絕被無論什么原因簡單化。這與其說在問別人，不如說干脆就在問我自己。這問題壓根就是中國的，沒有那些中文語境中痛苦的記憶，我也不必尋找它山之石。更進一步，這問題不僅是文學的，更是思想的。它不容忍取巧和回避，而直接檢測一位詩人的精神質(zhì)地。你如果沒深思在先，對不起，就沒法掩飾頭腦中那片觸目的空白！懷著這個隱秘的愿望，我在約旦見到了阿多尼斯。我至今記得，在安曼侯賽因國王中心的詩歌節(jié)開幕式上，老詩人端坐于一張阿拉伯地毯（是飛毯嗎？），吟誦之聲低昂蒼涼，緩緩流出。周圍上千聽眾屏息凝神。那張音樂的飛毯，托起所有人，包括我這個此前和阿拉伯文無緣的中國鬼佬，上升，平移，逾越黃沙碧海。后來，我了解到，阿多尼斯那一晚朗誦的是一首關(guān)于紐約的長詩。

我和阿多尼斯在約旦做的對話《詩歌將拯救我們》 ，堪稱當代漢語詩人和當代阿拉伯詩人的首次思想相遇。我說詩人，而沒說詩歌，是因為對我來說，那篇對話不期而然凸顯出的，與其說是詩歌狀況，不如說是兩個相距遙遠的文化中，獨立思

想者相似得令人瞠目的處境：我們和自己語言、文化的緊張關(guān)系，我們被外部世界簡單化的遭遇，更重要的是，我們選擇的極為相似的應對立場。這里的首次，指的是我們終于擺脫歐美媒體的轉(zhuǎn)手，而第一次由兩個詩人面對面、心對心地直接交流，在貌似輕松頑皮的語調(diào)中，帶出心里深厚的沉積。我無意在此復述整篇對話，但只要稍事梳理話題的線索，讀者就不難感到這短短幾千字的分量。我們的對話從語言之思開始，阿拉伯語對事物觀察的方式，翻譯成中文簡直就是意象和比興。語言不直接談論現(xiàn)實是因為其實沒有現(xiàn)實，因此，語言本身即全部隱喻。中文和阿拉伯文的獨特性，帶來各自文化轉(zhuǎn)型中的復雜性，但這復雜常常被外部世界簡單化為擁護或打倒，取消詩歌內(nèi)在的豐富，迫使它淪為宣傳。這是另一種詩歌的商品化。真正的詩人必須對此充滿警覺，同時，對自己的文化保持自覺，包括通過明晰的批判去更新它。具體地說，既不借流行的政治口號販賣自己，又堅持自己對現(xiàn)實的明確態(tài)度。各種權(quán)力體制同樣在假文化之名扼殺獨立思維，而反抗這種扼殺，使詩與人本質(zhì)合一。和阿拉伯環(huán)境相比，中國詩人面對現(xiàn)實的內(nèi)心抉擇就輕松太多了，但請想象，一個詩人要有多大勇氣，才敢對擁有億萬追隨者的宗教神本主義的思想控制說不，那聲音和黑暗的無邊無際相比多么微弱！這樣的詩人必定是流亡者，但他的流亡一詞，被賦予了主動的、積極的含義，

那其實是創(chuàng)造性的自我本來的精神定義。也因此，孤獨成了獨立的同義詞。距離提供了反思自己母語和文化的能力。生存挑戰(zhàn)的急迫，反證出詩歌對存在的意義。它決不只是裝飾品，它是每個詩人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而且，仍是我們古老文化的鮮活的能源。歸結(jié)到底，人性之美蘊含了詩歌之美。這美麗不依賴外在時間。詩歌本身就是時間。它終將安頓我們，盡管歷盡劫難。

那么，什么是詩歌精神？答案是否已隱含在這里了？那就是：以詩歌一詞命名的、持續(xù)激活詩人的精神。阿多尼斯在《談詩歌》中開宗明義：我的作品力求超越細節(jié)抵達整體，同時揭示有形與無形的事物。這時，他其實是在要求，我們應該從他的詩作里，讀出無數(shù)本互相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的書。語言學的，文學的，文化的，歷史的，現(xiàn)實的，政治的，天文地理的，甚至愛情和色情的。一句話：整個生活。這種視野，讓我直接想到屈原的《天問》：曰邃古之初，誰傳道之？一句話已把質(zhì)疑定在了創(chuàng)世紀的起點，而一個曰字，又圈定了人在語言中的先天局限。我也想起初次讀到葉芝《幻象》時的震撼，它讓我懂得：得有一個多么深邃宏富的精神宇宙，才支撐得起一首詩的寥寥數(shù)語！說到底，詩歌就是思想。雖然，那不等于邏輯化的枯燥陳述。我在別處說過，誰要做一個當代中國藝術(shù)家，她/他必須是一個大思想家，小一點兒都不行。因為我們的歷史資源太豐富、文化困境太深刻、現(xiàn)實沖突太激烈，對自我的提問太幽暗曲折，僅僅一個漢字的迷宮就滿布陷阱，要想自覺，談何容易！我還沒讀過阿多尼斯的四大卷哲學與文化巨著《穩(wěn)定與變化》，但，他的主題直逼核心：阿拉伯世界的時間觀如何以巨石般的穩(wěn)定，壓倒了變化的可能。這簡直就在對中國詩人說話：文革后，我們睜開眼睛時，與其說看見了時間的痛苦，毋寧說根本就是沒有時間的痛苦。所謂怪圈，究竟有沒有圈？或干脆原地未動？那么，看起來燈紅酒綠的現(xiàn)在呢？這個有形背后是何種無形？一本本書深處潛藏的原版是什么？歷史活著、疼痛、困惑、終至肯定，真正的文學，哪有不宏大的敘事？

一個問題中的問題：我們還有向自己提問的能力嗎？沒辦法，詩歌精神就是把每首詩變成《天問》，變成史詩。命定如此，否則什么都不是。

阿多尼斯對我說：我最重要的作品是長詩。這又心有靈犀了。長，不是為長而長，那是詩意深度對形式的選擇。長詩之美，正在他強調(diào)的整體。猶如群山中有流云、有瀑布、有密林，你能貼近去欣賞每片葉子的美，但沒有一個局部能代替整體。長詩要求詩人擁有如下能力：完整地把握經(jīng)驗，提取哲學意識，建構(gòu)語言空間，最終一切統(tǒng)合于音樂想象力。用阿多尼斯的話：它的各個層面都是開放的。就是說，它必是一種語言的觀念藝術(shù)，且讓每個細部充滿實驗性。一次，我開玩笑說：我們得小心區(qū)別玩意兒和鎮(zhèn)國之寶。一位當代阿拉伯或中國的詩人，絕不應僅僅滿足當一位首飾匠，靠裝配幾個漂亮句子取樂。詩歌是有第一義的，那就是修煉出純正靈魂的人，香草美人（阿多尼斯？）之人。聽其言，閱其文，如聆仙樂，汩汩灌來。此中精彩，豈是膚淺的雕琢能夠勝任的？我們該寫值得一寫的詩，配得上這動蕩時代的詩。在我和阿多尼斯之間，哪有文化的沖突？離開了冷戰(zhàn)的或阿拉伯西方式的群體對抗模式，我們把公約數(shù)定在個人的美學反抗上，這被分享的詩意，蕩漾在比語言更深的地方。各種各樣的全球化之間，至少這種全球化是我向往的：詩歌精神的全球化。當一位美國詩人和一位伊拉克詩人一起朗誦，你會發(fā)現(xiàn)：他們的作品多么像。同理，讓阿多尼斯和我最愉快的，莫過于能從對方的字里行間讀出我自己：不安，震蕩，追尋，超越。永遠出發(fā)，卻永無抵達。一次次瀕臨從岸邊眺望自己出海之處，把所有旅行都納入一個內(nèi)在的旅程，去書寫一生那部長詩。

詩歌精神的語法，貫穿在這部大書之內(nèi)，通透璀璨。它，是我們唯一的母語。

倫敦，2009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