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報》編輯部要我談談翻譯問題，把我難住了，多少年來多少人要我談，我都婉言謝絕，因為有顧慮。談翻譯界現(xiàn)狀吧，怕估計形勢不足，倒反犯了自高自大的嫌疑；1954年翻譯會議前，向領(lǐng)導提交過一份意見書，也是奉領(lǐng)導之命寫的，曾經(jīng)引起不少人的情緒，一之為甚，豈可再乎？談理論吧，淺的大家都知道，不必浪費筆墨；談得深入一些吧，個個人敝帚自珍，即使展開論戰(zhàn)，最后也很容易抬出見仁見智的話，不了了之。而且翻譯重在實踐，我就一向以眼高手低為苦。文藝理論家不大能兼作詩人或小說家，翻譯工作也不例外；曾經(jīng)見過一些人寫翻譯理論，頭頭是道，非常中肯，譯的東西卻不高明得很，我常引以為戒。不得己，談一些點點滴滴的經(jīng)驗吧。
　　我有個缺點：把什么事都看得千難萬難，保守思想很重，不必說出版社指定的書，我不敢擔承，便是自己喜愛的作品也要躊躇再三。1938年譯《嘉爾曼》，事先畏縮了很久；1954譯《老實人》，足足考慮了一年不敢動筆，直到試譯了萬把字，才通知出版社。至于巴爾扎克，更是遠在1938年就開始打主意的。
　　我這樣的躊躇當然有思想根源。第一，由于我熱愛文藝，視文藝工作為崇高神圣的事業(yè)，不但把損害藝術(shù)品看作像歪曲真理一樣嚴重，并且介紹一件藝術(shù)品不能還它一件藝術(shù)品，就覺得不能容忍，所以態(tài)度不知不覺地變得特別鄭重，思想變得很保守。譯者不深刻地理解、體會與感受原作，決不可能叫讀者理解、體會與感受。而朋友，有的人始終與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強；有的人與我一見如故，甚至相見恨晚。但即使對一見如故的朋友，也非一朝一夕所能真切了解。想譯一部喜歡的作品要讀到四遍五遍，才能把情節(jié)、故事記得爛熟，分析徹底，人物歷歷如在目前，隱藏在字里行間的微言大義也能慢慢咂摸出來。但做了這些功夫是不是翻譯的條件就具備了呢？不。因為翻譯作品不僅僅在于了解與體會，還需要進一步把我所了解的、體會的，又忠實又動人地表達出來。兩個性格相反的人成為知己的例子并不少，古語所謂剛?cè)嵯酀�、相反相成；甚愛一部與自己的氣質(zhì)迥不相侔的作品也很可能，但要表達這樣的作品等于要脫胎換骨，變作與我性格脾氣差別很大，或竟相反的另一個人。倘若明知原作者的氣質(zhì)與我的各走極端，那倒好辦，不譯就是了。無奈大多數(shù)的情形是雙方的精神距離并不很明確，我的風格能否適應原作的風格，一時也摸不清，了解對方固然難，了解自己也不容易。比如我有幽默感而沒寫過幽默文章，有正義感而沒寫過匕首一般的雜文；面對著服爾德那種句句辛辣、字字尖刻，而又筆致清淡、干凈素雅的寓言體小說，叫我怎能不逡巡畏縮，試過方知呢？《老實人》的譯文前后改過八道，原作的精神究竟傳出多少還是沒有把握。
　　因此，我深深地感到：（一）從文學的類別來說，譯書要認清自己的所短所長，不善于說理的人不必勉強譯理論書，不會作詩的人千萬不要譯詩，弄得不僅詩意全無，連散文都不像，用哈哈鏡介紹作品，無異自甘做文藝的罪人。（二）從文學的派別來說，我們得弄清楚自己最適宜于哪一派。浪漫派還是古典派？寫實派還是現(xiàn)代派？每一派中又是哪幾個作家？同一作家又是哪幾部作品？我們的界限與適應力（幅度）只能在實踐中見分曉。勉強不來的，即使試譯了幾萬字，也得“報廢”，毫不可惜；能適應的還須格外加工。測驗“適應”與否的第一個尺度是對原作是否熱愛，因為感情與了解是互為因果的；第二個尺度是我們的藝術(shù)眼光，沒有相當?shù)淖R見，很可能自以為適應，而實際只是一廂情愿。
　　使我鄭重其事的第二個原因是學識不足、修養(yǎng)不夠。雖然我趣味比較廣，治學比較雜，但雜而不精，什么都是一知半解，不派正用。文學既以整個社會整個人為對象，自然牽涉到政治、經(jīng)濟、哲學、科學、歷史、繪畫、雕塑、建筑、音樂，以至天文地理、醫(yī)卜星相，無所不包。有些疑難，便是馳書國外找到了專家說明，因為國情不同、習俗不同、日常生活的用具不同，自己懂了仍不能使讀者懂（像巴爾扎克那種工筆畫，主人翁住的屋子，不是先畫一張草圖，情節(jié)就不容易理解清楚）。
　　琢磨文字的那部分工作尤其使我長年感到苦悶。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西方人的距離多么遠，他們喜歡抽象，長于分析；我們喜歡具體，長于綜合，要不在精神上徹底融化，光是硬生生地照字面搬過來，不但原文完全喪失了美感，連意義都晦澀難解，叫讀者莫名其妙。這不過是求其達意，還沒有談到風格呢。原文的風格不論怎么樣，總是統(tǒng)一的、完整的；譯文當然不能支離破碎�？墒俏覀兊恼Z言還在成長的階段，沒有定型，沒有準則：另一方面，規(guī)范化是文藝的大敵。我們有時需要用文言，但文言在譯文中是否水乳交融便是問題；我重譯《克利斯朵夫》的動機，除了改正錯誤，主要是因為初譯本運用文言的方式，使譯文的風格駁雜不純。方言有時也得用，但太濃厚的中國地方色彩會妨礙原作的地方色彩。純粹用普通話吧，淡而無味，生趣索然，不能作為藝術(shù)工具。多讀中國的古典作品，熟悉各地的方言，急切之間也未必能收效，而且只能對譯文的語匯與句法有所幫助；至于形成和諧完整的風格，更有賴于長期的藝術(shù)熏陶。像上面說過的一樣，文字問題基本也是個藝術(shù)眼光的問題；要提高譯文，先得有個客觀標準，分得出文章的好壞。
　　文學的對象既然以人為主，人生經(jīng)驗不豐富，就不能充分體會一部作品的妙處，而人情世故是沒有具體知識可學的。所以我們除了專業(yè)修養(yǎng)，廣泛涉獵以外，還得訓練我們觀察、感受、想象的能力；平時要深入生活，了解人，關(guān)心人，關(guān)心一切，才能亦步亦趨地跟在偉大的作家后面，把他的心曲訴說給讀者聽。因為文學家是解剖社會的醫(yī)生，挖掘靈魂的探險家，悲天憫人的宗教家，熱情如沸的革命家；所以要做他的代言人，也得像宗教家一般虔誠，像科學家一般精密，像革命志士一般刻苦頑強。
　　以上說的翻譯條件，是不是我都做到了？不，差得遠呢！可是我不能因為能力薄弱而降低對自己的要求。藝術(shù)的高峰是客觀的存在，決不會原諒我的渺小而來遷就我的。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一切學問都是如此。
　　另外一點兒經(jīng)驗，也可以附帶說說。我最初從事翻譯是在國外求學的時期，目的單單為學習外文，譯過梅里美和都德的幾部小說，非但沒想到投稿，譯文后來怎么丟的都記不起來，這也不足為奇，誰珍惜青年時代的課卷呢？1929年至1931年間，因為愛好音樂，受到羅曼·羅蘭作品的啟示，便譯了《貝多芬傳》，寄給商務印書館，被退回了；1933年譯了莫羅阿的《戀愛與犧牲》，寄給開明，被退回了（上述兩種以后都是重新譯過的）。那被退的譯稿當然不止這兩部，但我從來沒有什么不滿的情緒，因為總認為自己程度不夠。事后證明，我的看法果然不錯；因為過了幾年，再看一遍舊稿，覺得當年的編輯沒有把我幼稚的譯文出版，真是萬幸。和我同輩的作家大半都有類似的經(jīng)歷。心甘情愿地多做幾年學徒，原是當時普遍的風氣。假如從舊社會中來的人還不是一無足取的話，這個風氣似乎值得現(xiàn)代的青年再來提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