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遠去的背影》是我寫作計劃之外完成的一部小說，也是我暫時不得不放下手頭上的其他工作，必須完成的一部作品。我慶幸自己能夠高效地利用一段時間，集中精力完成了這部小說，從而讓小說中的人物，有了呼吸，有了心跳，有了生命，在白紙黑字間，活了下來。
有一段時間，我完全沉浸在這個小說的故事里。盡管這是一部小說，故事中的許多內(nèi)容純屬虛構(gòu)，但是我把它當(dāng)成真實的故事來寫了。有時候我覺得小說的真實，仿佛比生活的真實還要來得真實，至少在我進入寫作狀態(tài)的時候是這樣。所以，這部小說的寫作十分順暢而高效。2018年的春節(jié)小長假，我每天都要寫出大幾千字，如果我不是強迫自己停下，讓自己冷靜下來，和故事保持一定的距離，寫作的速度可能還要更快。故事就在腦子里，我只是如實地通過敲擊鍵盤將它敘述出來，敲擊鍵盤的聲音，仿佛就是故事自己在訴說。寫作狀態(tài)最好的時候，我感覺敲擊鍵盤的節(jié)奏，遠遠趕不上故事推進的速度。
在我心中，《遠去的背影》正是我此前完成的長篇紀(jì)實散文、人物傳記《最后的秀才》的姊妹篇。兩部作品，一實一虛，互為補充，構(gòu)成了我心目中的李汝謙或者李逸山，這兩個人物其實就是一個人的形象。如果沒有《最后的秀才》的寫作，當(dāng)然就不會有《遠去的背影》這部小說的出爐，但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礎(chǔ)，后者是對前者的豐富與補充雖然是依據(jù)想象與虛構(gòu)，但誰能說小說不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真實呢？
《最后的秀才》中的主人公李汝謙是一位真實存在過的人物。取材于《最后的秀才》的小說《遠去的背影》中的主人公李逸山，我相信也真實地存在過。他們以及他們那一代人，如今都成了歷史，成了一個個遠去的背影。當(dāng)這些背影曾經(jīng)作為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存在過的時候，這樣的消逝的遠去的背影，便帶有傷感的意味。我是帶著這樣的感情進行寫作的。
起初寫作《最后的秀才》，是一個頗帶有一點私人的家族話題在里面，正如我在開篇所寫：外曾祖不過是我們家茶余飯后偶爾被提起的一個家庭話題與家族記憶。我的寫作不過是在努力地將這個具有私人話題意義的作品變成大眾話題，因為我確信，經(jīng)過百年大動蕩，我們很多人已經(jīng)不知道自己是誰，從哪里來了。我在《最后的秀才》里尋找的外曾祖，某種程度上是我們當(dāng)下所有人都已經(jīng)遺忘或者說不清的先輩。我問過周邊很多朋友，你知道你的爺爺、爺爺?shù)臓敔�，奶奶、奶奶的奶奶是誰嗎？你說得清母親家族的來龍去脈嗎？我得到的回答幾乎都是搖頭。
為了挖掘這個話題的公共意義乃至當(dāng)代意義，我花去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我借助國內(nèi)外的多種渠道，從蛛絲馬跡到一點一點地刨根問底，然后找到許多珍貴的歷史資料，直到最后的資料匯總，我用了將近兩年的時間完成了《最后的秀才》這本書。
作為人物傳記散文，《最后的秀才》的寫作也是異常艱辛，因為出于對歷史負責(zé)、對真實負責(zé)，對于書中涉及的人物故事、時間地點、歷史背景，我必須做到字字有出處，事事有依據(jù)，而在有限的史料中，去還原一個人的一生，這是很困難的，其中留下大量的歷史空白，這些空白倒也為小說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和豐富的想象空間。從另一方面來說，寫人物傳記對于歷史真實的限制與局促，反而促成了寫小說時進入虛構(gòu)的自由與放開手腳。我不得不承認，寫作人物傳記，我是小心謹慎、誠惶誠恐的，而寫作小說時，有了一個基本的框架之后，我的寫作是自由奔放、酣暢痛快的，正如脫去冬裝之后的春游，又如卸掉鐐銬之后的舞蹈。
小說中的主人公李逸山，其原型就是李汝謙。李汝謙，字一山，山東濟寧人，清末廩生，是1905年科舉考試取締之前最后的一期秀才。1907年，他作為官費生留學(xué)日本，就讀于東京法政大學(xué)，1911年學(xué)成回國。李汝謙雖然短暫涉足仕途，但其一生的主要成就還是作為文化學(xué)者，在詩歌、書畫、金石、收藏等領(lǐng)域做出了一定的貢獻。1923年，新鄭出土的東周青銅器等一批文物在國際國內(nèi)均產(chǎn)生了較大的影響，而李汝謙正參與了這批文物的整理，并出版了《新鄭出土古器圖志全編》。在動蕩的年代，中國文物流失嚴重，而新鄭文物卻得以完整地保護，這不能不說與這批文物的及時整理并公之于眾有一定的關(guān)系。但這些文物具體是怎樣保護下來的，它們又經(jīng)歷了怎樣的命運？在寫作《最后的秀才》的時候，我并不清楚這批文物的最終命運，直到后來帶著好奇向河南博物院相關(guān)方面打聽，才知道這些文物經(jīng)歷了抗日戰(zhàn)爭，與故宮博物院的許多重要文物的命運一樣，也是歷經(jīng)南下轉(zhuǎn)移，最后有一部分到了臺灣，另一部分由于國民黨逃往臺灣時太過倉促，留在了大陸。
寫完《最后的秀才》，真實的李汝謙的一生經(jīng)歷與命運為我留下了許多疑問，這些疑問沒有可查的資料，我只好靠想象了。想象當(dāng)然不可能放在傳記里面，趁我還沒有從這個人物中走出來，我必須讓李汝謙以李逸山的名義再活一回。這就是我必須完成的一部小說。
當(dāng)然，既然是虛構(gòu)，我就把注意力放在保護文物這一件事上。也可以說，這是一個關(guān)于保護國寶的故事。
文物的命運與國運是連在一起的�！哆h去的背影》講述的是關(guān)于幾件國寶級青銅器的保護的故事，但我不想把筆墨僅僅停留在文物上面，我希望借此寫出文物后面人的故事，寫出在大動蕩的年代里，圍繞文物收藏與保護所展示出來的人性的故事。文物是冰冷的，文物自己不會說話，可文物后面的人是有溫度的，這樣文物便也有了人性的溫度。青銅器，本身具有國之重器的象征意味，某種意義上，也象征了國運。
近代以來，中國經(jīng)歷了從積弱積貧到浴火重生的偉大歷程，至今，我們走到全世界的重要博物館，都能看到從中國流失出去的國家寶藏、珍貴文物。而我相信，這些靜躺在各大博物館的中國文物，它們的背后恐怕都有一個跌宕起伏、驚心動魄的故事。我寫出來的不過是其中的一個。我愿意用《遠去的背影》向那些即便是在國家積貧積弱的年代，仍然能夠以一己之力保護中華文明的炎黃子孫，致以深深的敬意。我希望用文字記下他們，哪怕是遠去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