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第一次見面的《語文學(xué)習(xí)》編輯張少杰在2014年12月18日我的語文教學(xué)思想研討會上午休會的時候，走過來對我說：“張老師，請你寫一本自傳可行？”我一口答應(yīng)。我想，她約這部書稿并不是偶然的：一是她看了早晨大會送給每個與會者的我的散文集《文如泥土畫似景》（120篇每篇二三百字的短文，一邊開會一邊就可以看掉），覺得這個人有個性；二是聽了我剛才的發(fā)言，覺得有理論，有實踐；三是我雖然退稿一百斤，其蠢無比，但從中練得的文字功底有一些；四是這個人能把泰山上的石階數(shù)得精確到個位6926級，大概固執(zhí)而有信用�！�—這是我對她這一方面的推測。在我這一方面，張少杰不提出，我自己也會提出來，因為確實到了寫自傳的時候了。
　　原因是，我心里有許多話，需要向自己傾吐：我這一生是怎樣走過來的，可以作出哪些客觀的分析，從而嚴(yán)格地審視自己、評價自己呢？我現(xiàn)在確實有時間靜下心來跟自己作一次從生開始、與日俱來的回顧。一個從小到大，從大到老的形象始終出現(xiàn)在我踽踽獨行或木然枯坐的時候，我們在不斷地相互啟發(fā)，相互補充，而且已經(jīng)商量停當(dāng)，這許多話除了說給自己聽，還要說給公眾聽。讓公眾來評一評我做得對不對，指一指我應(yīng)該怎樣做才對。——長期以來，我是多么想把所有的話源源本本向我的讀者、我的同事、我的學(xué)生傾訴啊！可是我一直對大家守口如瓶，即使對一些熟悉的、志同道合的朋友，看似無話不談，但是一碰到我的成長史這條底線，便不吐露半點風(fēng)聲。這并不是因為有什么秘密需要保守，也不是因為有什么家丑不可外揚，而是無從談起，無從了結(jié)。既不是非談不可，又不想掛一漏萬。何必突兀啟齒，只好骨鯁在喉。
　　現(xiàn)在，我終于可以像風(fēng)之不得不吹，水之不能不流那樣地把竹筒子里的黃豆、綠豆、赤豆、大豆統(tǒng)統(tǒng)倒出來了。現(xiàn)在，大家在我一吐為快之中，可以對我一目了然了。
　　使誰都會深感震撼而后又能從容摸到來龍去脈的是，我從小生長在一個破碎不堪的家庭里。據(jù)祖母說，我祖父思想進步，早年加入同盟會，跟秋瑾一起從事革命活動。這可以從當(dāng)時有關(guān)祖父在上海同張之洛等參加學(xué)生運動、同柳亞子等參加南社活動的報章雜志所反映的虎虎的生氣中，模擬得之，也可以從辛亥革命后他擔(dān)任滬軍都督陳其美的英文教師這一點上推想而知。所以，解放后“土改”時，我家上代評為“工商地主”，房屋不分，財產(chǎn)不動。但是，在革命大潮的沖擊下，家道必然中落，加上父親吃喝嫖賭，母親離夫棄子，我的整個漂泊無著的童年只能告訴我讀書最安定，讀書最溫暖，讀書最簡單。正是讀書，決定了我童年的生活走向；正是教書，決定了我青年、中年的生命本色；正是寫書，決定了我老年的生存狀態(tài)。既然這樣，自傳本來就可以如此這般地記人敘事，長驅(qū)直入。然而，自始至終，在我一生的歷史上，貫穿著這樣一條合而為一的生命線：被革命的命運承擔(dān)和要革命的使命覺醒。它們?nèi)绾蚊�盾地作用在我身上只要看一看我在各個年齡段中如何以赤誠而掙扎的常態(tài)走過來的，便知道了。
　　所以，我在寫本傳的時候，已不僅僅是寫身世，寫故事了，而是偏重于勾勒背景，渲染環(huán)境，營造氣氛，組織人脈，從而匯集成這樣的家庭和它所附麗的整個階級走向末落的總趨勢，無異于為歸家庭的破碎與消亡毫無依戀地低吟一曲勢所必至的挽歌。
　　因為我所深深依戀的，已經(jīng)是對學(xué)習(xí)文化知識的真摯的愛。除此之外，隨著我們整個家族的境況變遷，我已腳無寸地，手無分文。后來參加工作了，我所深深依戀的，已經(jīng)是對語文教學(xué)的真摯的愛，甚至把日子過成了語文：我一天到晚讀，一天到晚寫，對自己的語文課采取批判的態(tài)度——今天改革于昨天的創(chuàng)新，明天又創(chuàng)新于今天的改革。焦頭爛額，才有點滴進步，積少成多，才能獨立成傳。
　　現(xiàn)在，我不但把自己的語文教學(xué)解剖出來，而且把自己的靈魂深處也解剖出來。請大家看看我對自己的批判是不是正確。有的老師和我?guī)资�年前的學(xué)生看了本傳的初稿，寫了幾千字的長信坦率地指出我的通過對父母親的批判所作的自我批判，是不好的。他們的本意，絕不是要我把自傳“修改”得好一些，而是說我的世界觀有問題。世界觀的問題不僅指對新事物跟不上，而且指對舊事物批判不力。這就揭示了我的本質(zhì)問題。這就是我把自傳公之于眾的根本目的：請大家對我指破迷津，幫我撥亂反正。
　　張大文
　　2017年10月25日
　　浙東之氣山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