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最近十余年來，將所撰文章結(jié)集出版，在中學教師中竟也十分地時髦。這也許是社會進步的表征之一罷。筆者是慢熱之人，對于是否出版文集，向在兩可之間。但勸的人多了，也便成了事。今年剛好是本人做“孩子王”30周年，對教書的副產(chǎn)品做一個小結(jié)，為自己獻上一份祝福，應(yīng)該說是一個不錯的由頭。再說，也總算是了結(jié)了一宗事。 許多人都認為，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是新時期中國大學的“黃金時代”。筆者有幸成為當時被稱為“天之驕子”的大學生，在有著深厚人文底蘊的麗娃河畔度過了四年美好的讀書時光。那時，國門初開，走向未來叢書、文化哲學叢書、五角叢書等撲面而來，“驕子”們?nèi)琊囁瓶实匚�收著新知識、新觀念、新思想，讀新書、聽講座、辦社團、出刊物、寫文章成為華東師大學子們的主要課余生活。文史樓前、麗娃河畔、夏雨島上，處處留下他們年輕而忙碌的身影。華東師大的歷史系更是史學研究的重鎮(zhèn)，名家、名士薈萃，吳澤、戴家祥、蘇淵雷、陳旭麓、王養(yǎng)沖、郭圣銘、王家范、夏東元、陳崇武、李鉅廉、孫道天、王斯德等先生名重當世，皆一時之選。老師們待我們親如子弟，記得王家范老師帶著同學們考察了烏鎮(zhèn)、石門等江南市鎮(zhèn)，讓我們初步領(lǐng)略了讀書與行路相融的妙處。在丁季華老師的熱心策劃之下，班上許多同學的文章在《歷史教學問題》上變成了鉛字，其中也有我的一篇，盡管短小，卻是正式發(fā)表的處女之作。班上同學也一心向?qū)W，78級魏承思等學長創(chuàng)辦的《青年史學》，在全國大學生學術(shù)刊物中已是“名刊”，在立彬兄接棒主編時，我有幸與吳紅同學一起成為特約撰稿人。漢彬兄創(chuàng)辦、主編了《青年法學》，“筆桿子”傳清兄是編委，我也忝列其中。殿勛兄在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的《上蔡縣在校大學生婚姻狀況的調(diào)查報告》一文，因題材獨特而小有影響。在輔導員倪華強老師的鼓勵與支持下，我創(chuàng)辦、主編了名為“綠葉”的班級手抄報，供同學們發(fā)表詩歌、小小說、評論、隨筆之類的習作。創(chuàng)刊號是倪師親自領(lǐng)著我去文科辦公樓一樓復印室復印的，倪師還給了我一大疊“復印卡”，說以后由我盡情地復印好了。與“一舍”同一樓層中文系的青年教師、同學一起創(chuàng)辦過雜文社，出版了社刊《兩面針》，寫過《窮如教授》等雜感。另外，逛書店也是很多同學日常的“必修課”，我與存福、立霞、晨峰、輔漢、明杰等兄常�！巴�去同去”，于是便同去。最吸引我們的，恐怕還是有“遠東第一大書店”之稱的南京東路新華書店，特別是二樓專辟的店中店“學術(shù)書苑”，專賣人文社科類的學術(shù)著作，店招是由學養(yǎng)深厚的汪道涵先生題寫的，店長“老嚴”是位很懂書、很干練、很耐煩的人，所以這里成了海上學人最愿意光顧的地方。如果時間允許，我們還會拐到旁近的福州路，逛逛古籍書店、外文書店什么的。盡管隨著歲月的流逝，當年種種已成為歷史的陳跡，但多年以后回頭來看，這些時代大環(huán)境和校園小環(huán)境相疊相加，無形之中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精神場域，構(gòu)建了一個絕響的“80年代”，生活于斯，學習于斯，熏陶于斯，做人、做事、做學問自會不由自主地受到它的牽引、受到它的潛潤。負笈滬上，時間雖然不長，給予我的影響卻是終身的，如閱讀、寫作、思考等習慣和批判性思維早已是“日用而不覺”了。當然，還包括當時萌發(fā)了一個夢想，夢想以后像學者一樣的生活。 然而人生的際遇每每難以逆料，個人的命運常常抵不過時代的命運。進了中學任教后，追求學者化生活方式的夢想終于破滅了。來到甘棠湖畔之初，雖然沒有像方鴻漸剛到三閭大學教書時“仔細一想，慌張得沒有工夫生氣了”一樣的情形，但大勢所趨，也的確難以生氣，況且每天面對的，是一個個“明白”的、靈動的、可愛的生命。我想，中學教師是教別人寫的書，是“照著講”，不能“接著講”，時間也不自主、不自由，是枚“教書匠”，固然不能像學者一樣地生活，但起碼可以像“準學者”一樣地活著。在逼仄的逆旅中開一點“窗戶”，偶爾做一點“自由呼吸的教育”，總是可能的。所以，折中之后，如何發(fā)揮自身的一點優(yōu)勢，如何把史學成果的學術(shù)價值變成中學課堂的教學價值，讓中學歷史課有趣、有味、有效，讓我的學生們享受到不一樣的歷史教育，不至于念大學后讓大學老師來“消磁”，便成了我教書生涯主要的思考和活計。 蘇霍姆林斯基曾介紹過一位“課上得非常出色”的歷史老師，那位有30年教齡的老師自云“對每一節(jié)課，我都是用終生的時間來備課的”�；仡欁约簭慕�30年來走過的路，發(fā)現(xiàn)自己真的有點類似于那位蘇聯(lián)的中學歷史教師，生怕誤人子弟，一直備著像無底洞似的課，不曾停歇。個中甘苦，實不足為外人道也。而一路蹣跚，總是碰到一些這樣或那樣的教學問題，如教材的科學性與教學性問題，教學中的重難點分析、史料教學、學生素養(yǎng)培養(yǎng)等問題，高考試題的科學性與導向性問題，等等。對這些問題，自然是“須得研究，才會明白”，而限于時間、資料、學力等條件，筆者也傾向于中學教師不妨取巧地“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所以，在課余之暇，“琢之磨之”，每有會意，便欣然成文，如是銖積寸累，竟也玉屑盈匣。這本集子，選錄了其中的大部分，不外乎是兩類文字，一是訂訛，一是傳信，大致包含了歷史教材、歷史教學、高考命題等幾個主題。這些文字倘若還有一丁點歷史價值的話——如作為后人研究一個轉(zhuǎn)型時代中學歷史教師專業(yè)成長的個案資料，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我——一名一輩子堅守基礎(chǔ)教育的普通校友，對母校華東師大培養(yǎng)的一個回報，也是對理解我、支持我從事基礎(chǔ)教育事業(yè)的家人、師友和學生的一個交代。 本書收錄的文章，寫作時間跨度較長，留有個人成長和時代變遷的印痕，內(nèi)容絕大部分保持了發(fā)表時的原貌，有些文字上做了少許修改，有些恢復了發(fā)表時被刪改的文字，有些注釋部分進一步規(guī)范。筆者未登學術(shù)殿堂，但一直在研究狀態(tài)下教書；拙文雖非學術(shù)論文，但大多也是靠在史學的邊上。有感于此，模仿楊絳先生《走到人生邊上》一書的命名，斗膽為文集取名為《走在史學邊上》，如有僭越或雷同，也顧不得了。 是為自序。 周明學 2019年3月于潯陽甘棠湖畔 編輯的話 編輯這本書，是編輯之幸。因為，在編輯的過程中感受著作者對學術(shù)孜孜不倦的追求，對工作認真踏實的態(tài)度，對教育全心全意的投入，對學生熱切的拳拳愛心，時刻被感染著、感動著。 作者是一位中學歷史教師。 作者是一位不到40歲即被評為江西省特級教師的教師。 作者是國家“萬人計劃”教學名師。 這一切都是因為他將“在研究狀態(tài)下工作”作為信條。 他不是史學家，但像史學家一樣較真，哪些歷史常識有錯誤，他清清楚楚。比如，這句流傳甚廣的話“胡適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經(jīng)他整理分析，才在我的認識里給被誤會的胡適先生正了名，更認識到這樣的誤會是如何造成的。他信奉“悠悠萬事，教書為大”，深入地研究教學、研究教材、研究高考，探索出“‘就地取材’史料教學法”，充分挖掘教材的教學性并糾正了教材上諸如“陳獨秀是秀才”等不少“硬傷”，指出了諸多高考歷史試題的科學性錯誤。他心疼學生，大聲呼吁“救救孩子吧”，認為高考命題應(yīng)該有人文關(guān)懷，不能進行霸王式的命題，出那些以學生為敵式的試題，平時也不能讓學生練習“垃圾題”。 書中有兩句話，抄錄如下：我們已經(jīng)走得太遠，以至于忘記了為什么而出發(fā)。我們已經(jīng)考得太多，但忘記了為什么而考。 所以，從工作的角度，如何做好教師；從教學的角度，如何兼顧教教材和用教材教；從專業(yè)發(fā)展的角度，如何提升史學修養(yǎng)；從職業(yè)發(fā)展的角度，如何培養(yǎng)專業(yè)精神；從教育目標的角度，如何培養(yǎng)批判性思維，都可以從本書中感受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