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的全球時代，“文明的沖突”會造成文明的毀滅，因為由之引起的無限戰(zhàn)爭，意味著人類、動物、植物和整個地球的浩劫。而“文明的交流”則帶來文明的更新，因為由之導向的文明和諧，意味著各文明自身的新陳代謝、各文明之間的取長補短、全世界文明的和平共處以及全人類文化的繁榮新生。
　　“文明的交流”最為重要的手段之一，乃是對不同文明或文化的經(jīng)典之翻譯。就中西兩大文明而言，從17世紀初以利瑪竇（Matteo Ricci）為首的傳教士開始把儒家經(jīng)典譯為西文，到19世紀末宗教學創(chuàng)始人、英籍德裔學術(shù)大師繆勒（f.M.Muller）編輯出版五十卷《東方圣書集》，包括儒教、道教和佛教等宗教經(jīng)典在內(nèi)的中華文明成果，被大量翻譯介紹到了西方各國；從徐光啟到嚴復等中國學者、從林樂知（Y.J.Allen）到傅蘭雅（John Fryer）等西方學者開始把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著作譯為中文，直到20世紀末葉，商務印書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和其他有歷史眼光的中國出版社組織翻譯西方的哲學、歷史、文學和其他學科著作，西方的科學技術(shù)和入文社科書籍也被大量翻譯介紹到了中國。這些翻譯出版活動，不但促進了中學西傳和西學東漸的雙向“文明交流”，而且催化了中華文明的新陳代謝，以及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