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平等是人類基本價值訴求之一，從詞義上理解，平等既可指人和人之間的一種關系或者說人對人的一種態(tài)度，也指人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一種現(xiàn)實生存訴求。但無論我們生活在哪個時代，平等看起來從來都是現(xiàn)實生活中無法實現(xiàn)的一種理想，這其中既有對平等內涵價值的理解不同，更有對社會平等現(xiàn)實的無法自足。顯然，平等作為人類的永恒追求之一，似乎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理念化訴求。

人自呱呱墜地的那一刻起，在稟賦上是生而不平等的，性別、體力、智力上的差異是個人無法選擇的，因此人生而平等無疑不能指向個人的稟賦方面。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將人類不平等的起源歸之為私有財產制度，無疑揭示了人類由自然狀態(tài)步入社會狀態(tài)以來因財產關系而導致并逐步加深的社會不平等之根源。但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們多以自由作為價值訴求，西方主流的政治觀念是由自由主義的價值觀所奠定的，由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與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所奠基的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理論不僅確立了西方自由主義的理論體系，更為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提供了政治哲學依據(jù)。進入當代以來，以羅爾斯（John Bordley Rawls，19212002）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新自由主義學者所倡導的正義哲學理論試圖解決西方古典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們未能解決的自由語境下的平等問題，其思考是極其深刻的。羅爾斯們所關注的不再是自由與平等孰優(yōu)之話題，而是兩者之間的平衡關系。雖然說自由與平等作為相對獨立的價值存在矛盾性，但沒有平等的自由與沒有自由的平等至少在理念上是無法為人類的終極價值所接受的。

西方基督教文明是從人被造的角度奠基了人性平等之本質內涵，作為依上帝的形象所造且分有了上帝神性的人類，自呱呱墜地之始，無論智愚賢不肖，至少他們在上帝之下都是平等的，的不平等只能來自于他們與上帝之間。這是西方文明觀關于人類平等的重也是重要的一重意義。但盡管如此，上帝依然以平等的身份與他們立約，雖然這一約定屬于上帝對人的要求，但立約行為本身則包含著立約雙方都需要共同遵守約定的意思表示，在這第二重意義上，立約主體間依然是平等的。第三重意義，上帝以其獨生子耶穌基督通過十字架救贖的方式洗脫人類的原罪，表明上帝也需要遵守公平原則，作為全能的上帝，他有完全的權柄可以直接免除人類的罪，但之所以沒有這樣做，因為上帝也需要遵守交易的等價原則，人類之罪的救贖、人類永恒生命的獲得需要付出其獨生子生命的代價。在這一重意義上，人的生命與耶穌基督的生命得到了平等性的價值。

中華文明起初并無平等之觀念，本土的儒家文化在本質上并不認同人的平等性，而是強調人與人之間的智愚賢不肖之別及貴賤之分。儒家文化所主張的是在貴賤分殊客觀存在的基礎上實現(xiàn)社會和諧的理想，也就是在不平等的等級制度中尋求社會之齊，即所謂維齊非齊。中華文明接觸到平等的概念始自于佛教的傳入，眾生平等成為國人理解平等早的觀念來源，但眾生平等所指向的遠非任何具體的、現(xiàn)實的社會生活狀態(tài)，在其本土化過程中，它只是肯定了人性中都具有佛性這一佛法平等觀念。在后世看來，佛性平等，與儒家的性善論、成圣說和道家的得道說都包含了某種平等的形而上學，它們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平等學說的思想基礎。

在人類社會中，能不能實現(xiàn)平等，能實現(xiàn)哪些平等，這是一個難以解決卻不得不加以解決的問題。在近代及當代社會實踐中，人們進行過無數(shù)的探索，但是否就如盧梭所悲觀預言的那樣，人類的進步史同時也就是人類的墮落史，人類每向前發(fā)展一步，不平等的程度即加深一步，這是人類文明的悖論。近代以來，特別是隨著啟蒙運動對人性的解放，無論是西方自由主義在政治理論和哲學思想上對平等價值的探索，還是馬克思主義將平等視為人類社會發(fā)展的終極價值，抑或是羅爾斯的正義觀念重新為平等所定位，實際上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向這一悖論發(fā)起的挑戰(zh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