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們對《德國公法史》卷（1988年出版）的反應(yīng)激勵我繼續(xù)撰寫19世紀的公法史。1806年到1914年之間的重大歷史轉(zhuǎn)捩，使我們不難劃分出這段公法史的時間界限。19世紀中期，德意志進行了一次不幸的但并非無結(jié)果的嘗試，并在那場半革命的基礎(chǔ)上，嘗試為民族統(tǒng)一創(chuàng)建一部自由憲法。本書的結(jié)構(gòu)就按照這個時間段來劃分：1848年前后各五章。在這些章節(jié)中，題材的劃分體現(xiàn)出一種妥協(xié)。在同時論述各個事件發(fā)展進程的情況下，不可能按照時間順序來論述。而同時發(fā)生的事件，也只有先后講述。另外，書中的論述需要一定的概括，要求前后照應(yīng)。因此只有按照領(lǐng)域分解，再按時間順序論述這些領(lǐng)域，對其進行評價。比如，對三月革命前的一般國家學說的論述相對靠前一些，因此占的篇幅就更多一些，論述到第二帝國才截止。在此，沒有嚴謹?shù)霓k法：若不費很大努力就能找到這些材料內(nèi)容，并按時間順序?qū)λ鼈兎诸�，或許就足夠了。其中，頻繁提及某些作者僅為權(quán)宜之計。

另一些困難在于，與眾多政治性題材本身存在沖突。19世紀是革命和政治鎮(zhèn)壓的世紀，是比德邁耶（Biedermeier）和無政府主義的世紀，是社會問題和工人運動的世紀，是貴族資產(chǎn)階級化和資產(chǎn)階級封建化的世紀，是工業(yè)革命和科學的世紀。不僅如此，它還是自由主義、憲法運動和民族主義的世紀。誠然，舊制度世界受到了削弱，但它仍在許多層面上繼續(xù)存在。人們不再戴假發(fā)，也不留長辮了，但專制主義思想并非因此而消失。在法國大革命和革命戰(zhàn)

爭的震撼下，18世紀晚期的自由主義因素受到排擠，遭到禁錮。在1819年、1830年、1848年之后都存在著新專制主義浪潮。社會受政治激蕩，并與政府一直處于緊張關(guān)系之中。1848年以前，在梅特涅領(lǐng)導(dǎo)下，政府竭力把社會控制在自己手中；1848 年以后，這種控制再度持續(xù)了十年之久（18501860）。關(guān)于國家和社會的理論思考被高度情緒化和政治化，這不可避免地有公法學史論著相伴隨。尤其是在19世紀上半期，對國家法發(fā)表的每一種見解都處在政治高壓空間之中。無論在哪一個德意志同盟成員國內(nèi)著書立說，都沒有作者能夠從中抽身而出。19世紀下半期的政治氣候平靜一些，1848年后的政治低迷逐漸讓位于經(jīng)濟的和自然科學的進步樂觀精神，以及帝國建立的民族興奮。在帝國建立的每一個階段，一般國家學說、國家法學說、行政法學說都與政治的和社會的發(fā)展過程進行著對話，發(fā)表的著作汗牛充棟。其中，德國的政治文獻和國家法文獻卷帙浩繁。另一方面，專業(yè)分化方興未艾；學科之間的界限比以前更為明確，公法的子學科更加明晰，還不乏學科內(nèi)部的反思和公法學史的總述（如莫爾［R. v. Mohl，17991875］、伯倫知理［J. C. Bluntschli，18081881］、施廷青［R. v. Stintzing］和蘭茨貝格［E. Landsberg］的著作）。

至于方法上的確信，我在卷的導(dǎo)言中已談到過。在本書中，公法學史與憲法史、政治發(fā)展和社會發(fā)展之間的聯(lián)系十分緊密，以至于在一般國家學說、國家法和行政法領(lǐng)域中的學科討論都依賴于其外部條件，它們又相互影響。這自不待言。因此，公法學史的內(nèi)容，換成另一種說法是對方法和對象、學科研究規(guī)范中的獨立地位以及專業(yè)人士之間的成果批判交流進行一致的研究定義，不是方法論貶義上的觀念史。本書在某種程度上追尋了史料中獨立的知識和影響、某種觀念的興衰。觀念史也不單單是對政治史、社會史和經(jīng)濟史進行非自主的精神反映的歷史。本書首先把過去的法學嚴肅地當作以前問題見解的文本資料。通過介紹前往19世紀國家學內(nèi)部狀態(tài)的入口，這些文本資料引向問題自身，這聽起來或許自相矛盾。歷史顯然不能被理解為簡單事實（factum brutum）當然也不能主張一種被各種主觀主義凈化了的客觀性，但事物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語言構(gòu)建起來的，對以前語言的分析可以幫助澄清，在語言上如何理解過去理性的與感性的世界解釋和世界經(jīng)驗，以及現(xiàn)實。19 世紀的憲法斗爭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現(xiàn)實權(quán)力的斗爭，但在有形暴力外部，它的媒質(zhì)是話語。對人權(quán)、公民權(quán)、君主制原則、人民主權(quán)、大臣責任制、法治國（Rechtsstaat）、法律與法規(guī)、行政司法以及其他核心話題所談?wù)摰臇|西，是引導(dǎo)行動的現(xiàn)實。這決定了君主和大臣，同樣也決定了街壘上的革命者、資產(chǎn)階級報刊讀者、政治教授、議員及其選民。就此而言，公法學史顯然只是挖掘已泛黃的文本中的隱晦解讀，挖掘人們過去的真實行為態(tài)度方面。其中，或許還存在著重新獲得被遺忘的、受排擠的、被忽略的進路和問題的機會，重新獲取被掩埋的研究視野。但這不是本書的顯著動機。歷史學家想從19世紀國家思想的關(guān)系中獲取更多的了解，希望以間接的和歷史傳授的方式為當今定位做出貢獻，這種好奇心和希望倒是本書的顯著動機。

由于本書的內(nèi)容比開初所安排的要多，因此有必要對幾處框架中的界線進行說明。本書論述的核心問題是國家法、行政法和一般國家學說。因此取消了按照舊術(shù)語和對公法的廣義理解仍被認為是公法的主要領(lǐng)域。這些領(lǐng)域是采邑法、正在消亡的學科分支、王室法（Privatfrstenrecht）、總的訴訟法、刑法以及國際法。其中，王室法直到1918年仍存在，它與國家法學家，尤其是評閱專家有關(guān)。而對國際法來說，有能追溯到18世紀的奧普特達男爵（D. H. L. Frhr. v. Ompteda）和坎普茨（C. A. v. Kamptz，17691849）的文獻概要，還有克呂貝爾（J. L. Klber，17621837）的《國際法體系》（System des Vlkerrechts），該書擁有豐富的參考文獻。從那時起，就不再有綱要性的國際法著作，而是存在著完全獨立的教科書傳統(tǒng)，它淘汰了大多數(shù)由刑法學家參與論述的國際法。

還有一個重要的領(lǐng)域，本書也未論述，那就是天主教教會法和新教教會法；19世紀，教會盡管在總體上和它的下屬單位一樣冠有公法社團法人名稱，但是教會法比以前更少地被理解為公法。19世紀的公法是國家的法，或者是被納入國家效力意志中的法。從這個意義上講，直到今天的國家教會法是純粹的公法，它在19世紀還提供了扣人心弦的視角，其中有圍繞宗教協(xié)定所進行的許多爭論、科隆動蕩、保羅教堂的相關(guān)討論以及文化斗爭。這在本書中沒有述及，算是一個遺憾，而只有對整個內(nèi)容進行實際考慮才能對此加以解釋。

后，如果在文獻史上補進屬于國家學的政治學、統(tǒng)計學、國民經(jīng)濟學、財政學、警察學專業(yè)，以及眾多技術(shù)、醫(yī)學和社會政治類型分支，那么，這將是對集中于公法的論述的過高要求。誠然，所有這些領(lǐng)域都與國家有關(guān)，如果不看這些內(nèi)容，公法是不可理解的。但是，由專制主義國家思想聚集而成的總國家學天地在19世紀解體了。這些專業(yè)相互分離，并都擁有了自己的歷史。然而，只要牽涉到追尋從警察學以及從警察學到行政學說的轉(zhuǎn)化中脫離出來的行政法，若不超越這些邊界，也是不行的。

我只有在19901991學年才可能撰寫這本書，因為州和大學批準了額外的研究時間。我獲得了圖書館、大學檔案館以及許多人的支持。一群年輕的同事和助手們給出了意見，提供了幫助，他們?yōu)槲野膊灞愫�，并設(shè)法獲取圖書，尤其在交談中促進了我的工作（迪納斯［Peter Dieners］博士、克里斯蒂安·凱勒［Christian Keller］、保利［Walter Pauly］博士、舒克［Gerhard Schuck］、和仁陽教授）。凱勒（Natalie S. Keller）在文獻搜集和引文核查方面提供了大量幫助，尼克拉斯（Cornelia Nicklas）認真地檢查了修改內(nèi)容，并制作了索引。后，我要特別感激兩位讀者的支持，他們是我的友人及同事：科隆大學的盧伊格（Klaus Luig）教授和貝克出版社的維肯貝格（Ernst-Peter Wieckenberg）博士。我感謝他們兩人的熱心參與。

米歇爾·施托萊斯

1992年7月20日于法蘭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