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想到要寫一篇關于地緣政治學之父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的博士論文，我就興奮不已，但很快又繼之以憂慮和些許失望感。這種憂慮和失望之感是在我第一次閱讀《生存空間》（Living Space，Der Lebensraum）的原文和希臘文譯本之后產生的該文不斷提到動物、植物，還在某種程度上提到諸原始部落。于是，拉采爾的這篇文章與地緣政治學沒什么關聯（不同于我的初步印象），這一點變得明顯。
隨著時間的推移，進一步的困難表明，去探索拉采爾作品中迷宮般的道路可能不會得到任何幸運的結果。然而，我卻從未向我的導師馬齊斯（Ioannis Mazis）教授坦承過我的顧慮，他通過自己為《生存空間》的希臘語譯本所寫的前言，極為熱切地向我推薦拉采爾的這部論著。我的顧慮還因一些困難而加劇，例如：拉采爾的部分專論（超過1200種）和文章無法獲得；二手文獻相對有限，其中包括極具爭議和偶顯極端的觀點；他的寫作具有多維度，涉及領域從動物學、政治地理學到生物地理學、人種學等。
鑒于以上種種因素，我以觀察者身份參加的[德國]萊布尼茨區(qū)域地理研究所（Leibniz-Institut fr Lnderkunde，簡稱IfL，該研究所藏有拉采爾的檔案）于2004年11月18日至20日舉辦的拉采爾的地理學空間（The Spaces of Ratzels Geography）學術會議，從諸多層面為我的研究注入了活力。我得以與德國萊布尼茨區(qū)域地理研究所的科學家們建立起溝通渠道。在我接下來的兩次研究之旅中，他們都非常熱情好客，給予我極大的幫助。我還同其他科學家（主要是德國科學家）建立起聯系。這一步除了為許多問題提供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還打開了我的研究的第一部分。特別是，那次會議上提交的一篇稿子說，拉采爾的《政治地理學》（Political Geography）與瑞典政治地理學家契倫（Rudolf Kjellen）的《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之間存在不連續(xù)，這使得學界有必要對比研究拉采爾科學框架的總體指導方針與更當代的地緣政治權力分析系統特別是我導師馬齊斯教授的希臘系統地緣政治學派（Greek Systemic Geopolitics School）。這種比較路徑將最終揭示出地緣政治學中術語使用上的巨大混亂，這是任何知識性討論的最低要求。馬齊斯教授時常在講座中指出這種混亂的存在，詼諧地將其描述為巴比倫聾人之間的對話。
二手文獻中存在許多相互矛盾的進路，把拉采爾同時呈現為人文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地理決定論者和多維分析者，有機論者和社會科學家，地緣政治學的先驅和同一觀念的反對者。有基于此，我在與馬齊斯教授多次討論后，認為有必要研究并徹底分析拉采爾思想的結構要素（structural components）。本研究結合拉采爾的傳記，相當詳盡地呈現他的一些較鮮為人知的文章和他的完整文獻目錄（這個版本沒有收入拉采爾的傳記和文獻目錄），旨在為相關科學家或讀者提供一份有充分文獻根據的資料，以理解拉采爾的知識和哲學背景。馬齊斯教授認為，我的這樣一項研究對探析地緣政治學的理論背景和歷史而言是原創(chuàng)性的，同時又很必要，它將同時還原地緣政治學的倫理自我意識和認識論上準確的地理學基礎。對于我在這個問題上的諸多迫切疑問，馬齊斯教授常引用他自己的老師沃爾科維奇（Maurice Wollkovitsch）的話加以回答：親愛的，地理學家就是一個樂隊指揮（chef dorchestre）。盡管他只會演奏他指揮的交響樂隊的部分樂器，但是他清楚如何通過他的指揮來產生和諧！
本研究將分析兩個關鍵問題：一個是拉采爾的觀念對更當代的地緣政治分析系統的影響，另一個是通常歸給拉采爾的地理決定論（后文會表明，這是錯誤的）。同時，我還將探討以下更加具體的問題：
界定和確立政治地理學的科學性的必要性（詳見第一章第3節(jié)）；
研究他的異質且多學科著作的方法論進路（詳見第一章第4節(jié)）；
重新界定他思想發(fā)展中的地緣政治學階段（詳見第一章第5節(jié)）；
他的國家概念以及對社會和文化參數作為國家權力因素的評價（詳見第二、三、四章）；
生存空間概念的生物地理學內容及其與政治地理學的界線（詳見第三章）；
他對當時盛行的種族主義理論的態(tài)度，以及對達爾文的理論即進化論和退化論的態(tài)度（詳見第四、五章）；
他的整體世界觀及其與民族沖突時期興起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對抗（詳見第四、五章）；
他在分析社會和國際事務方面對跨學科的、實證的和科學的進路的貢獻（詳見第一、五章）；
他對歐洲的架構的思考（詳見第六章）。

我對拉采爾的這項研究絕非面面俱到、詳盡無遺。研究拉采爾無論如何都需要一支龐大的多學科團隊。即便在嚴格的政治地理學/地緣政治學層面，仍然有許多問題需要研究。因此，本研究更應視為一個理論指導，以幫助閱讀和研究拉采爾的政治地理學著作，甚至他的《政治地理學》一書。
這項同時帶有個人、家庭和職業(yè)目標的研究，沒有得到國家的任何物質支持，倘若沒有諸多人的關愛、幫助和支持，不可能完成。我在此向他們公開致以誠摯的謝意。
當然，特別要感謝我的指導老師馬齊斯教授，他確保我能完全自主地研究，為我減輕每個程序上的困難。他還是我真正的良師，他重視方法論，重視他的數學式分析結構，重視不偏不倚的分析態(tài)度，把這些傳遞到我的思維方式中。這些正是地緣政治學的基石，也是一般而言生活的基石。如他喜歡對形形色色的聽眾所說的那樣，這就是無菌分析思維（sterilized analytical thought）的價值。
在我研究的各個階段，來自德國的幫助至關重要。萊布尼茨區(qū)域地理研究所副所長沃登加（Ute Wardenga）教授和該研究所地理學圖書館和檔案館館長布羅吉亞托（Heinz Peter Brogiato）博士對我慷慨相助。萊比錫實證主義者圈子（Positivist Circle of Leipzig）對我也有重要意義，同萊比錫大學教授米德爾（Matthias Middell）博士的交流對我的研究極具啟發(fā)。同樣，我要公開感謝科斯特（Klaus Kost）和穆勒（G. H. Mller）兩位教授，他們欣然從私人藏書中為我寄來珍貴的資料。我的朋友特隆扎（Dionisia Trontza）也為我的研究作出了特殊貢獻，作為一位語文學家，她欣然承擔起編輯希臘文最終版本的艱巨任務。此外，特別感謝我的朋友兼同事馬祖庫（Hara Martzoukou），她對此書的出版居功至偉，因為英文譯本經過她的審閱。
最后，這一努力的成功，離不開我的愛妻索菲亞尼杜（Helen Sofianidou）對我的愛以及在各方面提供的支持，她對我的研究工作表現出極大的寬容。在我業(yè)已繁重的日常工作之外，這些研究工作更減少了我陪伴家人以及兩個小女兒莉娜（Lena）和贊蒂普（Xanthippe）的時間。我不能忘記我的父母迪米特里斯（Dimitris）和海倫（Helen）對我無限的支持。

斯托揚諾斯（Alexandros Stogiannos）
于希臘科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