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向奎先生的上古史及其思想研究

吳銳

楊向奎先生，字拱辰，1910年1月10日出生于河北豐潤縣（今唐山市豐潤區(qū)）豐登塢鎮(zhèn)楊家莊，1929年考入北京大學預(yù)科，1931年轉(zhuǎn)入歷史系，受教于顧頡剛、傅斯年、錢穆諸先生，也選修過錢玄同、胡適、熊十力等前輩的課程，其間與同學孫以悌、高去尋、胡厚宣、張政烺、王樹民成立讀書會潛社，出版潛社史學論叢。1935年畢業(yè)留本校文科研究所任助理，整理明清檔案。1936年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留學，跟加藤繁教授（KATō Shigeshi，1880─1946）學習隋唐史，1937年七七事變時回國。1938年任甘肅學院講師、教授。1940年到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任職。1941年任城固西北聯(lián)合大學歷史系副教授。1943年秋，任四川三臺縣東北大學歷史系教授。1946─1956年任青島山東大學教授及中文歷史兩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創(chuàng)辦《文史哲》。1956年調(diào)到北京，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二所（現(xiàn)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清史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先生是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五、六屆全國委員會委員，2000年7月23日在北京去世，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等報刊譽之為史學界一代宗師云。
通觀古今中外，學派林立，而歷史學領(lǐng)域里的學派少而又少。不僅如此，歷史學家也比別的什么家少得多。這是因為，學歷史要打笨功夫，時間長，很多人堅持不下來；能夠堅持下來的一部分人，不少身體累垮了，剩下的如大浪淘沙，人數(shù)有限。據(jù)楊先生對我講，他出生時家有二萬大洋、四百畝地，應(yīng)當是當?shù)厥赘�，可是家里不重視教育，舍不得花錢讓孩子讀書，直到楊先生1929年春考入北京大學，才突破土財主的局限。楊先生晚年和我說起他十三歲才讀《左傳》，還顯得很不好意思。這里面有個比較，比如他的老師顧頡剛，兩歲認字；顧先生的老師輩錢玄同先生，四歲背《爾雅》。加上河北的文化氛圍不強（余杭國學大師章太炎稱燕趙之人，其鈍如椎），楊先生起步較晚，但對他影響不大，考入北京大學預(yù)科，進入全國文化中心、最高學府，就如魚得水了。1931年在顧頡剛先生的影響下入史學系本科，得名師指點，奠定了一生的學術(shù)根基。楊先生告訴我，當時的北大歷史系可以叫作先秦史系，講課的顧頡剛、傅斯年、錢穆諸先生，無不從先秦起家，連胡適也寫出了《說儒》這樣的長篇大論。楊先生晚年的卓越著作《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還特別討論了
《說儒》。
楊先生學出顧門，在他上大學的時代，古史辨運動異軍突起，逐漸成為史學的主流，顧頡剛先生是公認的核心人物。當時有一個著名的劉歆偽作《左傳》公案，我以為比較準確的概括應(yīng)當是劉歆將《國語》改編為《左傳》公案。這一公案在清末有康有為的大力闡述，得到現(xiàn)代學者如錢玄同先生的大加贊賞，認為鐵案如山。錢先生是古史辨運動的引路人之一，自然要影響到顧先生。顧先生終生堅持《左傳》里記事可信者十之七八，其記言之可信者不過十之一二，其預(yù)言式之言全不可信；也就是說《左傳》中有后人附益語。后人被懷疑是劉歆。楊先生在大學二年級開始注意這個問題，到三四年級時已經(jīng)寫了好幾篇關(guān)于《左傳》的小文章，逐個就五十凡君子曰等小問題進行研究，到1935年快畢業(yè)時匯成《論〈左傳〉之性質(zhì)及其與〈國語〉之關(guān)系》長文，1936年發(fā)表在顧頡剛先生主編的《北平研究院史學集刊》第2期，備受好評，后來就拿這篇論文評上了教授。先生此文的結(jié)論是：書法、凡例、解《經(jīng)》語及君子曰等為《左傳》所原有，非出后人之竄加，故《左傳》本為傳《經(jīng)》之書�！秶�語》之文法、體裁、記事、名稱等都與《左傳》不同，故二者絕非一書之割裂。學術(shù)公案需要正方反方，才能推動問題的解決。劉歆將《國語》改編為《左傳》公案至今沒有解決，最新的契機是1991年甘肅敦煌懸泉遺址出土的西漢末年簡牘，有《使者和中所督察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開頭是太皇太后詔曰，中間多次出現(xiàn)羲和臣秀等語，最后是安漢公王莽奏請及逐級下達文書格語。文中的秀即劉歆，劉歆和王莽關(guān)系之密切，可見一斑。他和《左傳》的關(guān)系尚待進一步研究。
古史辨派是典型的非馬克思主義學派。同時異軍突起的還有馬克思主義史學流派，以郭沫若為代表。郭先生天才縱橫，對甲骨文、金文披荊斬棘，引入馬克思主義證史，也很新穎，但實則理論非其所長。楊先生是一位同情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家，早在國民黨統(tǒng)治時代，就對共產(chǎn)黨有好感，1950年就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楊先生十分重視理論（尤其是唯物史觀）和古文字學，對郭沫若推崇備至。有一次楊先生和我閑聊，他說他的顧老師（頡剛）是一流學者，郭沫若可以說是超一流學者。這也反映了楊先生和他的顧老師在學術(shù)上的異趣。

我主張中國上古史的研究包括三個方面的內(nèi)容，一是族系，二地理，三是社會統(tǒng)治形式。也就是說，要重建上古史的角色、舞臺和表演形式。
（一）上古史的角色：即中國文明的主體，也就是說誰創(chuàng)造了中國文明？中國人自稱是炎黃子孫，這炎帝和黃帝加上傳統(tǒng)的二帝三王（二帝：堯、舜；三王：夏禹、商湯、周武王）被認為是中國正統(tǒng)文化的創(chuàng)作者。楊先生則是認為炎、黃、東夷構(gòu)成華夏文明的主體。炎帝崇拜熊，黃帝崇拜天黿（龜），東夷崇拜鳥。有一類商周青銅器帶銘文，郭沫若先生已經(jīng)釋為天黿，語焉不詳，楊先生有重要發(fā)揮，并首次將青銅器銘文釋為玄黿，認為是夏人的圖騰。我和楊先生一起研究這些青銅器的時候，我還無法將《山海經(jīng)》里昆侖附近的黑水指定。楊先生去世之后我才明白，黑水其實就是漢中的褒水，也是漢水的支流�！吨苷Z·鄭語》敘述二龍交配的液體化為玄黿，不夫而育，生下褒姒。玄既可指黑色，也可形容神圣。褒水又叫黑龍江，可能來自玄黿化為褒娰的傳說。我把這點心得寫入我的新書《中國上古的帝系構(gòu)造》時，先生墓木已拱，痛哉！
《尚書》中的《呂刑》宣揚刑罰要得中，楊先生認為《皋陶謨》《洪范》也鼓吹中道，包括《易經(jīng)》卦位的安排，都體現(xiàn)了中道思想，屬于炎帝文明而不是黃帝文明，構(gòu)成爾后儒家中庸思想源泉。這是學術(shù)界從未有人提出過的。由此出發(fā)，楊先生解釋古史辨運動時期爭論的焦點之一老子的身世，也是獨創(chuàng)。
他的顧老師因翻譯《尚書·大誥》而考證周公東征史事的一部分，但問題之大，遠遠超出了西周史的范圍，最后竟因600多字的《大誥》寫成了70多萬字的論文，主體是周公東征的勝利和東方各族大遷徙，其中如《鳥夷族的圖騰崇拜及其氏族集團的興亡》等鴻篇巨制，把族系的研究推向頂峰，傲視
群雄。
（二）上古史的舞臺：炎黃族系的發(fā)祥地，楊先生在《大一統(tǒng)與儒家思想》（1989年出版）還定在河北，到1992年出版《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改為陜西等西北，接近古史辨派。東夷（或鳥夷）在東方，兩派一致。
（三）上古史的表演形式：顧先生在古史辨運動初期提出鬼治主義，很有眼光，此后顧先生不再向這方面拓展。我1990年起與楊向奎先生通信請教的正是神守社稷守。神守社稷守出自先秦典籍《國語·魯語》，古代的首領(lǐng)直接被稱為神，發(fā)展出神守，楊先生將神守作為炎帝族系特有的統(tǒng)治形式，我主張神守的統(tǒng)治形式與族系無關(guān)，我將神守解釋為像梵蒂岡那樣的神權(quán)組織，社稷守則是像意大利那樣的王權(quán)國家，最初所有的社會實體都是神守，也就是說只有梵蒂岡，沒有意大利，后來從神守分化出社稷守，即最早的國家，這就是意大利；同時，還沒有跨入國家門檻的神守仍比比皆是，也就是說梵蒂岡與意大利長期并存。神守是人類普遍經(jīng)歷的階段，對政教合一污名化是數(shù)典忘祖。文明起源是中國古典學研究的熱點，按照恩格斯的意見，國家是文明的概括，那么文明起源的核心是確定何時出現(xiàn)國家，也就是確定何時從神守分化出社稷守。
除中國上古史外，楊先生對中國古代仁誠哲學的研究也足以為楊派奠定基石。人生活于天地之間，按照傳統(tǒng)的中國哲學，天為乾為陽，地為坤為陰，乾是萬物所資始，是剛健中正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坤是萬物所資生，是柔順利貞的，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得到天地陰陽中和之氣的是人，沒有得到天地陰陽中和之氣的是禽獸，因此人是萬物之靈，與天、地并稱三才。我國古代哲學著作的淵藪叫《周易》，產(chǎn)生于商代末年、西周初年。它本來是講卜筮的，屬于神秘主義，無哲學可言，可是戰(zhàn)國時專門解釋《周易》的《周易大傳》對《周易》做了全新的哲學解釋，其中說：天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易本來就是變易，就是運動，就是生生不息，戰(zhàn)國哲學家把它作為宇宙的本質(zhì)（天之大德），真是一項偉大的哲學創(chuàng)造。宋代的哲學家更是將孔子第一次提出的仁解釋為核桃仁、花生仁之類能生長的種子，萬紫千紅總是春。我以為中國文化最精華的就是這種偉大的生生哲學。由它可以引申出很多道理，比如自由（你憑什么不讓別人生長？）、平等（難道就因為別人的生長與你不同，你就要滅之而后快？）、博愛（孟子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梢娚�生哲學要引申到一切有生命、有創(chuàng)造力的東西。古人甚至還講，伐一樹，謂之不孝�？鬃拥谝粋�提出仁，是一種生長哲學。儒家經(jīng)典《中庸》鼓吹誠，楊先生認為也就是仁。當今大談弘揚傳統(tǒng)文化，實現(xiàn)民族偉大復(fù)興，總得找到古代與現(xiàn)代的接合點吧。我以為接合點就在于古代的仁誠哲學和新文化運動提出的德、賽二先生（科學和民主）。
如果按才、學、識三方面衡量，楊先生之識尤高。難怪他推崇郭沫若那樣的天才人物！顧頡剛先生善于搜集材料、學風嚴謹、文風優(yōu)美，這三方面對于一個學派的流傳都是很重要的，楊先生均未得真?zhèn)�。不過楊先生超越他的顧老師的地方，除了神守，還有金文。像《天亡》（又稱《大豐》）、《令彝》等銅器銘文，楊先生都提出了一系列耳目一新的解釋。
顧先生以他淵博的學識和偉大的人格魅力傾倒了一世學子，浙江省圖書館名不見經(jīng)傳的童書業(yè)遂執(zhí)弟子之禮，成為顧先生最喜歡的學生。童先生是略帶精神病的天才，古史、瓷器、藝術(shù)，無不涉獵，馬列主義一學就通，楊先生晚年癡迷理論物理學，與童先生堪稱一對活寶，難怪他們二人私交最篤。童先生早年筆名童疑，楊先生筆名楊守，他們的爭論收錄在《古史辨》第七冊中。一疑一守，反映了學術(shù)上的異趣，埋下了爾后楊先生脫離古史辨派的種子。楊先生從入顧門到謝本師，最后自創(chuàng)新派，史學界一代宗師實至名歸。

2017年5月4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