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沃熱·齊澤克是一個哲學家。但他不是一個普通的哲學家，因為他不斷地冒著讓哲學變得好玩的風險，以這樣一種魯莽的娛樂的方式來思考和寫作。由于快樂地摒棄了批判性思想典型的與世隔絕的氛圍，齊澤克的方法是狂熱的和爆炸性的。他踩著腳跟旋轉(zhuǎn)，在某一刻斥責當代生活的政治冷漠，又在下一刻說起一個認為自己會被雞吃掉的人的笑話，然后解釋《生死時速》（Speed）中基努?李維斯（Keanu Reeves）的道德英雄主義，暴露偉哥藥丸的哲學基礎，并最終揭示基督教對馬克思主義的悖謬價值。如此一來，齊澤克掐住了精神分析和哲學的頸背并迫使它們直面日常生活。因此，英國批評家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1943—）已把齊澤克描述為“近幾十年來歐洲出現(xiàn)的在精神分析界，誠然也是一般文化理論界的最令人敬畏的杰出倡導者”（Eagleton 1997：4）。
　　齊澤克“令人敬畏的杰出性”的基礎是他的驚異。因為齊澤克自己就充滿了驚異。事實上，他不斷地感到驚異：“為什么”，他驚嘆道，一切都像“那樣”？當然，齊澤克的驚異是一種策略。然而，這是一種必要的策略。因為他認為，正是一種探詢的警覺的形式構(gòu)成了批判性思想本身的基礎：“哲學”，齊澤克主張，“始于這樣的時刻：我們不簡單地接受既定存在的東西（‘就像那樣！’、‘法則就是法則！’等），而是提問我們所遭遇的事物作為實質(zhì)的東西如何同樣可能”（TWTN：2）。帶著一個孩子問父母天空為什么是藍色時的全部狡詐，齊澤克追問一切被錯認為是智慧的東西：關于我們是誰，我們在做什么并且為什么做它。本書將試著介紹齊澤克所問的問題以及他所給出的回答。
　　當齊澤克顫栗（我們不必）：大眾文化和哲學？
　　齊澤克作品的一部分誘惑在于他對流行文化和日常經(jīng)驗的分析，正如他承認的，道路，“論證的理論路線是由許多來自電影和大眾文化的例子，由不時危險地靠近好品味之界限的笑話和政治趣聞，維持的”（TZR：viii）。和某種以相當緊縮而平穩(wěn)的語調(diào)歌唱死亡與高潔詩歌之極致的哲學相反，這樣一種路徑是極其吸引人的。然而，同樣迷人的是他在作品中越過“好品味”之界限并結(jié)合日常的方式。因為，正如齊澤克認為的，他對廁所和昆汀?塔倫蒂諾（Quentin Tarantino）的討論所產(chǎn)生的一種稍稍令人討厭的享樂之印象其實標志著“思緒的一種‘機械’部署，它帶著對所謂的人文關懷之病理學的一種絕對的冷漠，來遵循它的線路”（TZR：viii）。
　　例如，當齊澤克評論電影《異形》（Alien）中的洞穴時，如“這個洞穴喚起的子宮—陰道的聯(lián)想幾乎是過于闖入性的”（SOI：79），這里的“幾乎”一詞就指明了貫穿其作品的位于冷淡的、不帶情感的理論家和他為之寫作的讀者之間的明顯的裂縫。如果“子宮—陰道的聯(lián)想”是“過于闖入性的”，那么，對誰而言，它們恰恰是“過于闖入性的”呢？答案當然是我們——齊澤克的讀者。他冒險用這樣的評論來讓我們避而遠之——它過于情色，過于接近一種淫穢。但同時，對齊澤克那樣的冷淡的理論家而言，它又不是一個過于情色的比喻，在這個理論家看來，每一片文化的碎屑，不論對其讀者的敏感性而言是多么的駭人，都是理論磨坊中的谷物。
　　所以，“幾乎”指明了齊澤克作品當中的一道裂隙——它是一個顫栗之點：一個認可并承擔其讀者之敏感性的齊澤克，在另一個把理論點視為唯一重要之事而不拘細節(jié)的齊澤克身上顫栗著。齊澤克風格的詭計在于，他，可以說，是為我們，替我們，而顫栗，從而允許我們沉迷于其政治錯誤的評論所帶來的享樂中，并擺脫了它們通常所誘發(fā)的罪感。仿佛他說，“當然，我和你一樣認為這種關于廁所、SM和勃起的談論是絕對淫穢的，但我們有義務把生活的所有方面理論化�！比绱艘粊�，齊澤克讓他的書在閱讀上變得令人愉悅，因為他已經(jīng)把我們從通常以罪感的形式依附于享樂的自我譴責中釋放出來了。
　　所以，上述句子中的“幾乎”就充當了他所謂的“拜物教式的否認”（fetishistic disavowal）——他知道他所說的東西“過于情色”，但他還要說。有一種和這樣的否認近似的修辭手段，叫作“故抑其詞”（apophasis）。故抑其詞是這樣的策略，即通過說你不會提到一個話題而提到了它——例如，“我絕不會加入有關首相之不忠的討論”。故抑其詞就這樣明確地表達了話語當中的一個洞。通過說你不會提到某個東西，你描繪了你不會提到的東西的輪廓�？梢哉f，你描繪了你言語的界限或視野。在對大眾文化以及生活的所謂更加俗麗的方面進行理論化的過程中，齊澤克關注的就是傳統(tǒng)哲學的界限——傳統(tǒng)哲學聲稱自己不會談論的東西，諸如手淫和梅爾?吉普森（Mel Gibson）。
　　那么，齊澤克的主旨，乃是哲學話語當中的洞。那是為了建構(gòu)理論的固有話題而往往從理論領域當中被排斥出去的東西。然而，這種表面上僭越的實踐，只有從一種完全保守的視角，即正統(tǒng)哲學本身的視角出發(fā)來實施的時候，才是有效的。如果齊澤克只是分析了文化的碎屑而沒有一種嚴格的哲學觀點，換言之，如果他的理論和他的主題一樣的“低級”，那么，整個的計劃就會枯燥無味——我們會漠然視之。齊澤克作品的首要魅力恰恰源于各個語域的混合，源于他說出了哲學不應該說的東西。這類似于19世紀中期，諸如法國詩人波德萊爾（Baudelaire,1821—1867）這樣的作家開始運用“通感”（synaesthesia）的方式。通感是在一種感覺的描述中使用和其他感覺相關的概念，例如“我聽到了藍”或“我響亮地看見事物”。只有在浪漫派詩人已讓個體感覺的描述顯得無趣而平凡的背景下，通感才將自身確立為一種實踐。
　　齊澤克作品中高級哲學和低級文化的混合本身就是一種通感，是不同類型話語的調(diào)配，目的是讓它們顯得與眾不同。
　　但這里不應被忽視的一點是，認為哲學不應說出它不應說的東西的視角，事實上，是齊澤克著作的讀者群的視角，也就是我們中間那些對“哲學是關于什么的”持有一種既定觀念的人的視角。在其對象面前，哲學本身是冷漠的。而這樣的冷漠，這樣的視點，恰恰是冷酷而超然的齊澤克的視點，對他而言，“幾乎”就是不相干的。那么，哲學的故抑其詞，其“官方”話語當中的洞，不是由哲學，而是由我們建構(gòu)出來的。通過用他對大眾文化的不斷指涉來污化哲學，齊澤克事實上凈除了哲學讀者的“正統(tǒng)”偏見，用一塊無所逃避的領域來使之復興。在這個意義上，齊澤克理論的顛覆性特點就源于它比正統(tǒng)理論還要正統(tǒng)。齊澤克帶著一種哲學本身并不想要的確信，承擔了哲學的使命。他嚴肅地對待哲學，而他對曇花一現(xiàn)的文化的討論則是這種持續(xù)的嚴肅性的一個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