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知識產權糾紛行政調解的歷史文本解讀
　　從中國知識產權行政保護產生的歷史語境來看，其法律規(guī)定始于20世紀80年代知識產權法的制定。不可否認，當時中國依然具有比較濃厚的計劃經濟體制色彩，這一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全能政府集中所有重要的權力于中央政府，對社會各個領域的事務和個人活動進行全面干預。以管制為核心的干預行政是傳統(tǒng)行政法的主要內容，其所承載的價值是政府必然干預社會與個人的活動，以保證國家與社會擺脫因為經濟、政治和文化發(fā)展所帶來的種種危機。因此，中國在1984年制定《專利法》時，考慮到人民法院當時審理侵權糾紛有一定困難，《專利法》第60條曾規(guī)定，關于專利糾紛案件，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可以請求專利管理機關進行處理。按照當時設想，專利管理機關的處理主要是為了解決民事糾紛，它在處理侵權糾紛的時候擁有責令停止侵權、賠償損失等本應當屬于人民法院的權限。當時知識產權侵權糾紛的行政處理只規(guī)定了行政裁決一種方式，專利行政管理部門有權對當事人之間的損害賠償等民事問題直接作出裁定。顯然，專利行政管理部門行使的這種行政裁決權本質上是一種司法權。
　　眾所周知，在西方國家的國家權力體系中，“為了政治自由的建立和維護，將政府劃分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門。三個部門中的每個部門都有相應的、可確定的政府職能，即立法、行政和司法的職能。但是可以在政府的各部門之間對政府職能做獨到的劃分，做到任何部門都不再需要行使其他部門的職能。從來也沒有實現(xiàn)過，即使可能，事實上也不可欲，因為它將涉及政府活動的中斷，而這是無法容忍的�！痹趯嵭腥龣喾至⒌膰�家，法院可以通過委任司法的方式授權行政機關承擔一部分民事糾紛的裁決權，而行政機關行使委任司法權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在理論上也已通過“公權力理論”和“新司法審查理論”得以解決。因為啟動和進行司法程序不僅對于當事人有較高的成本，對于法院而言，隨著社會分工的專業(yè)化和精細化，法官有限的知識和能力也不可能去應對社會所有糾紛的裁決。如果行政機關因為其自身的專業(yè)、高效和成本低廉可以對民事糾紛進行裁決和調解，授予其以委任司法權無疑十分必要。正如威廉·韋德所言，20世紀的社會立法設立裁判所僅僅是出于行政上的原因，是因為它能夠提供一種較為迅速、經濟，也更為便捷的公正裁判。為了節(jié)省國家和當事人的開支，應當使爭議得到迅速和經濟的處理。